《永樂大典》作為明代官修的巨型類書,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現存僅為嘉靖副本,截至最新統計,全球已知存世418冊823卷,散藏于9個國家和地區的公私收藏機構,不足原書總量的4%,其中也不乏關于湘潭的珍貴記載。這些文字或載錄雖散佚于各卷之中,卻為還原明代及之前湘潭的歷史風貌留存了直接佐證。本文結合原文及相關輯佚成果,梳理其中部分關于湘潭的記載。
縣邑等級與官員選任的記載
《永樂大典》征引宋代方志材料,留存了關于湘潭政務地位的重要原文。其中收錄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二十七日,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安丙的奏章《敕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安丙札子》,原文載:“潭州湘潭、瀏陽、攸縣三邑,財賦民訟最繁,即《長沙圖志》,參考湘潭、攸縣,本是注京官,瀏陽亦是京官選人通差,因無人愿就,打作破格,關侍左并注選人,如湘鄉、益陽,《圖志》皆為中邑,注京官,豈有攸為上邑?湘潭、瀏陽亦中邑,乃注授人,資望既淺,率多玩視,欲仍舊差注京官。外有善化、寧鄉兩縣,戶口亦繁,欲通注京官,如一季無京官愿注,卻關侍左通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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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原文清晰描繪了宋代湘潭的行政等級與官員選任制度,湘潭作為潭州屬邑,因“財賦民訟最繁”,本應配置京官任職,后因無人愿就改為選用選人,安丙則主張恢復舊制,以保障政務治理效能。這一記載不僅反映了湘潭在宋代湖南地區的經濟與行政重要性,也為研究宋代地方官制提供了具體案例。需說明的是,清代學者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會要輯稿》,亦收錄此文,題為《乞湘潭等縣仍舊差注京官奏》,徐松輯錄時,因《永樂大典》相關卷冊殘缺,故整合不同版本內容,文字略有差異,未提及《長沙圖志》應為版本脫漏所致”。
平糴倉、平濟倉的設置記載
《永樂大典》在“沙”字部“長沙府十九”之“祥異”章中,引《湘潭志》原文記載了地方倉儲建設的詳情,原文如下:“湘潭志,平糴倉。遇冬收糴,為兇荒緩急之備。務要糴本常存,庶邑人久遠沾惠。現置倉于慈云寺。續據李斗南回納定勝義廩錢肆佰貳拾伍貫,本縣添支錢揍米伍佰碩,置倉于福果寺。淳祐四年,知縣趙汝珤以拘回定勝劉中、陳興祖等名下米本錢捌佰五十貫文,本縣添支錢揍糴米伍佰石,入于福果寺西倉,共成壹千石,以足兩倉貳千石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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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原文詳細記錄了宋代湘潭平糴倉、平濟倉的設置背景、資金來源、倉儲規模及管理機制,尤其展現了淳祐年間縣令令狐震巳針對舊倉弊端,創新推行“錢藏上戶、輪流管理”的平濟倉制度,體現了古代湘潭地方官員的救荒智慧。需注意的是,有學者考證,因《永樂大典》傳抄之誤,上述標為《湘潭志》的內容實際出自宋代《湘鄉志》,其中“湘潭”應為“湘鄉”之誤,但這一記載仍為研究宋代湖南地區倉儲制度提供了重要參照。
南唐邊鎬治理湘潭的紀事
《永樂大典》輯錄的宋代史料《事實類苑》中,記載了南唐將領邊鎬治理湘潭的相關事跡,為還原五代十國時期湘潭的軍政風貌提供了重要參考。其原文“江南邊鎬初生。……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于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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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記載生動展現了邊鎬在湘潭的治理情況,攻克湘潭時嚴禁搶掠、保境安民,贏得了“邊菩薩”的美譽;但長期鎮守時因施政軟弱、沉迷佛事,又令百姓失望。這一人物形象的轉變,也從側面反映了五代十國時期湘潭作為軍政要地,治理成效與地方民心的緊密關聯。
思政堂記載及湘潭相關建制
《永樂大典》還征引多部方志,記載了各地思政堂的修建與更名情況,其中包含《湘潭志》關于本地官署建筑的相關記載。“后守乃名復齋《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內廳后。曰思政堂。東曰弦歌。西曰錦窗。皆王垍林士裕林得中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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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記載中,提及了湘潭縣內廳后建有思政堂,東側為弦歌堂、西側為錦窗,均由王垍、林士裕、林得中等人主持修建。主要描述的是宋代湘潭縣衙的建筑布局與核心功能區域劃分,思政堂是宋代地方縣衙的標準建制,湘潭縣衙的思政堂設置,與全國主流治理理念保持一致,體現了“理政先思”的行政傳統;弦歌堂的設置則反映了湘潭對教化育人的重視。而周邊各州府思政堂的修建記載,反映出思政堂作為地方官署核心建筑在宋代的普遍設置情況,也說明了湘潭地方建制與當時主流治理體系是保持一致的。
《螢雪叢說》中余文起主泮湘潭的紀事
《永樂大典》輯錄的《螢雪叢說》中,記載了余文起主掌湘潭泮宮(古代地方官學)時的相關紀事。其原文“《螢雪叢說》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岳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湏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史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遙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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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記載夢境意象,描述了朱晦翁(朱熹)、張南軒(張栻)等理學家在湘潭地區的道學影響力,也反映出余文起主掌湘潭官學時對道學傳承的重視。郡庠(地方官學)作為教化核心場所,其與道學傳播的關聯,進一步印證了宋代湘潭文教事業的發展。
相關詩作中的湘潭紀事
《永樂大典》還收錄了多部詩作,其中部分內容提及湘潭,為研究湘潭的人文風貌及歷史人物任職軌跡提供了文學佐證。如《薛許昌詩》題漢州西湖相關詩作,以及薛許昌奉和兵部侍郎鄭澣、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劉禹錫的詩作,其中明確記載:“《薛許昌詩》題漢州西湖……百中喜詩成。坐阻湘江謫。誰為話政聲。前安撫副使。曾此賦詩尋自南宮。有湘潭之命。因以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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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詩作不僅展現了當時文人的酬唱之風,更通過“有湘潭之命”的記載,描述了前安撫副使從南宮調任湘潭的任職經歷,為考證宋代湘潭的官員任職情況補充了文學史料,同時詩作中“坐阻湘江謫”等句,也間接反映了湘潭臨近湘江的地理特征及當時的地方行政關聯。
《永樂大典》中關于湘潭的原文記載,雖零散卻珍貴,有宋代的制度設計與地方治理細節,也有明代永樂年間的實時紀事。盡管部分記載存在傳抄歧義,但仍為梳理湘潭歷史脈絡、還原古代湘潭地方社會風貌提供了原始依據。循著這些古籍文字遙想當年的湘潭風物,別有一番歷史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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