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無湘不成軍”這句流傳百年的說法,真要追溯根源,其實是從曾國藩創辦湘軍才開始的。在此之前,湖南人的軍事天賦似乎一直處于“隱藏狀態”,縱觀歷史戰場,鮮有驚艷表現;可曾國藩之后,湖南名將扎堆涌現,硬生生把“湘人善戰”刻進了歷史記憶里。這不禁讓人反問,難道湘人的打仗基因是被曾國藩突然激活的?答案顯然沒這么簡單,湘軍能成為晚清戰斗力天花板,本質上是晚清軍事體系徹底崩壞后,一場被逼出來的軍事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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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懂湘軍的強悍,得先看看晚清正規軍有多“拉胯”。清軍入關后,真正的主力從來不是八旗兵,而是明朝投降后改編的綠營兵,《清史稿·兵志》就記載,清初“綠營士卒屢戰屢捷,功勛卓著”,不管是打鄭成功還是平三藩之亂,沖在前面的都是綠營。可到了晚清,綠營卻成了“廢柴”代名詞,這反差背后全是清廷的“騷操作”。羅爾綱在《綠營兵志》里就提到,咸豐年間綠營與八旗比例已達10:1,漢人主導的綠營成了國防主力,這讓滿人統治者坐立難安。為了防漢人作亂,清廷搞起分而治之,比如把四川的綠營拆分成四個鎮,還讓綠營兵包攬看守犯人、修道路等雜務,根本不讓他們專心訓練。試想,一支連正常訓練時間都沒有的軍隊,能有多少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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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爆發,清廷出動數十萬綠營兵,花了9年時間、耗掉2億兩白銀才勉強平定,綠營的戰斗力短板徹底暴露。可晚清的叛亂從來沒斷過,綠營靠不住,朝廷只能寄希望于鄉勇。影視劇中那些胸前印著“勇”字的士兵,就是臨時招募的鄉勇,說穿了就是“軍事臨時工”。鄉勇成本低、招募快,保衛家鄉時也肯拼命,可一旦要出省作戰就立馬掉鏈子——畢竟別人家的地盤,犯不著拼命,甚至會直接嘩變。當太平天國大軍開啟流動作戰后,鄉勇的局限性也暴露無遺,這時候曾國藩的湘軍才應運而生,成了晚清軍事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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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看透了舊軍隊的致命缺陷:“敗不相救”。綠營兵作戰時,友軍陷入重圍就袖手旁觀,贏了嫉妒、輸了看熱鬧,這種風氣不除,再多人馬也是烏合之眾。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他借鑒了江忠源楚勇的經驗,晚清史學家王定安在《湘軍記》中就寫道:“江作先聲,曾繼其武”,明確了楚勇是湘軍的源頭。江忠源的楚勇全是家鄉子弟,作戰時同生共死,連南王馮云山都死于楚勇炮火之下。曾國藩在此基礎上升級,搞起了“關系網建軍”:湘軍以營為單位,一營五百人,營官自己招哨長,哨長招什長,什長招士兵,招的全是親朋、族親或門生故吏。試想,戰場上身邊都是自己人,誰好意思臨陣脫逃?逃了不僅沒臉回家,還會被宗族唾棄,這種人情捆綁,比任何“忠君報國”的口號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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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人情捆綁還不夠,當兵玩命總得有實打實的好處吧?曾國藩深諳此道,開出了遠超綠營的軍餉。綠營步兵每月僅1兩5錢銀子,馬兵2兩,這個標準從清初定下來就沒漲過,到咸豐年間物價漲了四倍多,這點錢連養家糊口都難,也難怪綠營兵把當兵當副業,忙著做生意賺錢。而湘軍步兵每月能拿4兩2錢,營官每月50兩,一年600兩,這是什么概念?綠營的從一品提督,全國就19位,年薪也才600兩,湘軍中層軍官就能享受軍區司令級別的待遇,這樣的薪資吸引力,哪個湖南鄉下農民能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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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養兵的背后,是龐大的軍費壓力,湘軍全盛時期有12萬兵力,錢從哪來?答案是厘金。這種商業稅分為坐厘和行厘,剛開始稅率僅1%,后來一路漲到5%。正是靠著這筆錢,曾國藩才保證了軍餉從不拖欠,甚至大仗前提前發放,這也是湘軍愿意遠離家鄉遠征的關鍵。值得一提的是,湘軍還嚴格執行“兵隨將走”制度,營官陣亡就就地解散部隊重新招募,確保每支部隊都絕對服從指揮。反觀綠營,就算有人想改革,也因為清廷“刻意削弱”而不了了之,李鴻章早年提出的強軍方案就石沉大海,正如他后來發現的,綠營的問題不是不能解決,而是清廷根本不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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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的崛起,本質上是用一套更高效的制度,替代了腐朽的舊軍事體系。它沒有憑空創造湘人的作戰天賦,只是用人情捆綁、高薪激勵和靈活制度,把湘人的血性徹底激發了出來。隨著湘軍的壯大,綠營逐漸被裁撤,羅爾綱《綠營兵志》記載,同治二年到光緒十九年,綠營被裁17.3萬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基本裁盡,湘軍也由此奠定了“晚清最強軍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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