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1日清晨,上海火車站的站臺還騰著霧氣,一位中年婦女攥著兒子的手匆匆登車。這趟車直開南京,車廂里只有一句耳語:“公安局來信,遺骨可能找到了。”簡單八個字,卻將母子二人推向三年前那場暗夜謀殺的真相。
事情的突破點,源于同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對一名落網特務仁宗炳的審訊。仁宗炳曾是南京憲兵司令部的反共爪牙。被捕后,他起初支支吾吾,但在連續問訊和大量證據面前終于崩潰。他交代:1948年12月27日深夜,憲兵特務隊在雨花臺后山秘密處決三名共產黨人,并活埋于匆匆掘出的坑中。仁宗炳參與警戒,見過面容,卻只記住一個名字——盧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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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口供引來多部門聯合調查。上海、市民政局、雨花臺烈士陵園管理處多方核對名單,將1948年底失蹤人員逐一比對。最終鎖定三位嫌疑對象:盧志英、駱何民、陳子濤。為了讓親屬現場指認,公安局把張育民母子接往南京。這才有了清晨站臺那一幕。
盧志英是何許人?查閱殘存檔案,1905年11月他出生在山東昌邑貧寒農家。少年念過私塾,1921年考入昌邑乙中蠶桑實業學校。那時的新文化思潮正熾,他接觸進步書刊,世界觀悄悄改變。1922年因家境困窘赴東北謀生,漂泊兩年,深感軍閥割據之苦。
1923年秋,盧志英考進綏寧鎮守署軍官講習所,畢業后在奉系軍隊任職。軍旅所見讓他厭倦舊勢力,1925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傳來風聲,他決心南下。洛陽、鄭州、北平一路走,一路在兵營里傳遞革命訊息,最終在192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那一年,他僅21歲。
北伐期間,他劃名盧濤打入馮玉祥部,借參謀職務做兵運。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黨指示他在陜西關中策動起義。冰封黃河中他左腿重傷仍突圍,這段經歷后來常被戰友當傳奇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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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他接到上海特科的調令,進入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情報系統。在上海,他與日后成為妻子的北大醫學院學生張育民并肩工作,兩人于1928年低調成婚,周恩來、鄧穎超親手送上鴛鴦枕套,一對小物,如今已存南京雨花臺紀念館。
“九一八”后,盧志英奉命赴西安接觸楊虎城,打通統一戰線。1932年11月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除恢復組織外,還多次截獲蔣介石絕密電報。1933年冬第二次被捕,酷刑不屈,黨組織營救成功。
1934年3月,他化名盧育生在德安保安司令部做上校主任參謀,三人密寫“鐵桶計劃”在四本《學生字典》里,一夜送出蘇區,紅軍因此擺脫合圍。倘若那幾頁蠟紙未能躲過搜身,中央蘇區或許就此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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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他靠精通日語,與日軍吳淞海軍司令寶島保持“友好”,在提籃橋對面開面包廠,暗線遍布蘇浙。面包房里送出的麻袋,看似焦糖吐司,實則掩護過數百箱醫療器械。陳毅感慨:“周副司令,你原來不僅能探消息,還能打硬仗。”
1947年3月2日下午,八仙橋路口燈柱下,一記暗號沒能對上,特務撲上來將他按進汽車。當天夜里,上海中統秘密電報飛往南京:“大魚就擒。”妻子張育民與兒子盧大容次日被捕。
獄中文獻記載,盧志英的跗骨被釘楔,一度小便成血,他仍堅持每天教授孩子算術。“本領學好,才好為人民做事。”這句話是兒子后來在回憶錄中寫下的。1948年12月27日凌晨,他被打昏后塞進麻袋,送到雨花臺山坡。次年春,南京城中再無他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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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辨認那天,驕陽灼人。棺材釘重新撬開,只剩骨架。張育民蹲下,借著一把小鑷子輕輕撥開頜骨。左上方斷缺的犬齒,是丈夫少年摔跤時留下的。她聲音發啞卻鎮定:“是他。”隨后,兩位烈士家屬也認出各自親人。
遺骸移送殯儀館,用白布重新纏裹,穿解放裝,下葬雨花臺大炮山麓。公墓舊址移來兩株貼梗海棠,栽在盧志英墓前。海棠春花似血,默記那段隱秘史。
審判環節并不拖沓。1951年秋,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核準死刑,仁宗炳與叛徒三蓮舫伏法。卷宗最后一頁記錄:“罪行清楚,執行完畢”。案卷收入檔案館,編號1452,封面仍留著當年辦案人匆忙的鉛筆字——“雨花臺三烈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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