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秋,北京外交學院禮堂燈光正亮,67歲的章含之在臺上為年輕學生回顧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談判往事。她舉起那本已經翻得起毛的英文文件,“當時主席讓我一句也不能錯。”臺下掌聲不止。七年后,這位曾經的女翻譯官離世,她的最后選擇,再次讓旁人驚訝。
回到2008年1月26日凌晨,協和醫院的監護儀驟然拉長一聲尖銳曲線,章含之因肺纖維化并發癥停止呼吸,享年74歲。護士長俯在病榻旁輕聲說出她交代多年的話:“我去后,與父親合葬。”這句話并非洪晃第一次聽,卻是第一次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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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母女對話,要到2006年初春。那天窗外還飄著殘雪,章含之看著剛簽字的《喬冠華文集》打趣:“我要是倒下,可別把我和老喬埋一起,省得地下還聽人嚼舌根。”洪晃當時沒多想,只隨口應道:“好嘞,您開心就好。”兩年后,她才明白那其實是遺言的鋪墊。
章含之的葬禮選在上海青浦福壽園。喬冠華的銅像矗立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二者相距一千多公里。很多故交疑惑:同甘共苦二十多年,卻陰陽兩隔不同穴?洪晃解釋得很簡單:“媽媽不想讓活人再掂量舊的是非,她給自己找了個兩全做法。”眾人恍然。
要弄懂這“聰明”,得先看章含之與父親的跌宕關系。1949年夏,她14歲,剛從上海抵達北平,對父親章士釗的政治選擇心存怨氣——那時老章擔任北平軍管會顧問,被學生視作“舊人”。少女沖進書房質問:“你鎮壓過學生嗎?”章士釗翻書不抬頭,只回一句:“書里自有真相。”簡短回應,讓叛逆期的女兒暗暗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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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章含之戴上黨員徽章,第一時間跑回家告訴父親。老章摸著胡須笑,說了兩字:“好哇。”一句淡淡的認可,融冰三分。此后父女感情漸濃。1973年,92歲的章士釗赴港促統未歸,兩個月后噩耗傳回北京。章含之抱著骨灰盒,第一次在公眾場合失聲痛哭,“從前我不懂事。”她后來私下對友人說,“要是有來世,愿意再當他閨女,好好孝順。”
父親走后十年,丈夫喬冠華又在1983年9月倒在病榻。臨終時,他剛喝下幾口蛋白水,眼睛半合。章含之抓住他手腕,聲線顫抖:“老喬,堅持!”喬冠華卻再沒回應。多年后她在自傳里寫道:“那一刻,像天塌下。”重壓之下,她服藥自盡未遂,靠朋友晝夜守護才慢慢恢復。
恢復途中,她想明白兩件事。一是必須替丈夫整理遺稿,讓后人知道那位在聯合國會上擊節高呼“One China”的外交家真實模樣。二是自己百年之后,不合葬。因為自兩人結合起,外界議論從未停歇;而在父親墳前,她卻總能找到心安。于是她把喬冠華生前剪下的兩縷頭發封存在密封袋中,囑托護士長:日后同她骨灰一并下葬。既滿足情感,又避開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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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成為她對抗創痛的方式。90年代,她在北京、上海、青島各留一位裁縫訂制服裝,行李箱永遠收拾得像隨時出訪。每逢新書上市,她堅持站完整場簽售,即便腳踝腫得走不動,也要拄著拐杖笑著向讀者揮手。“我要活得體面。”她在電視訪談里這樣說。
2007年盛夏,肺纖維化加重。醫生建議保守治療,她卻堅持翻譯自己的英文自傳,擔心文句拿捏不夠精細便起夜查詞典。護士勸她休息,她擺擺手:“時間不多,字能救命。”半年后病情惡化,無力再握筆,她讓護士長最后確認遺囑——僅一句合葬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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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那天,洪晃把兩縷頭發放入母親骨灰盒,又折身取來一方小篆“含之”玉印,輕輕壓在發絲旁。“媽媽走得周全。”她低聲自語。幾位老外交部同事點頭稱是:章含之用這種“曲線方式”維系了父親與丈夫、過去與現在,也給了自己最自在的歸宿。
值得一提的是,福壽園下葬儀式極簡。沒有長篇悼詞,只有工作人員念出生卒年月。“把復雜留給活人,把簡單留給逝者。”這是章含之生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此刻,洪晃終于聽懂母親真正要表達的:歲月已翻頁,塵埃也隨風,讓愛與牽掛在心底私語即可。
從臺上侃侃而談的翻譯官到病床上寫作不輟的老人,章含之做出看似悖論的決定,卻合乎她一貫的行事方式——在人聲鼎沸處保持體面,在流言蜚語中守住分寸。因此洪晃評價“媽媽是個聰明人”,既是女兒的欽佩,也是對那段復雜家國往事的微妙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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