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章含之逝世，臨終前留下遺言，洪晃因何說：媽媽是個聰明人？

2001年秋，北京外交學院禮堂燈光正亮，67歲的章含之在臺上為年輕學生回顧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談判往事。她舉起那本已經翻得起毛的英文文件，“當時主席讓我一句也不能錯。”臺下掌聲不止。七年后，這位曾經的女翻譯官離世，她的最后選擇，再次讓旁人驚訝。

回到2008年1月26日凌晨，協和醫院的監護儀驟然拉長一聲尖銳曲線，章含之因肺纖維化并發癥停止呼吸，享年74歲。護士長俯在病榻旁輕聲說出她交代多年的話：“我去后，與父親合葬。”這句話并非洪晃第一次聽，卻是第一次真正理解。

追溯母女對話，要到2006年初春。那天窗外還飄著殘雪，章含之看著剛簽字的《喬冠華文集》打趣：“我要是倒下，可別把我和老喬埋一起，省得地下還聽人嚼舌根。”洪晃當時沒多想，只隨口應道：“好嘞，您開心就好。”兩年后，她才明白那其實是遺言的鋪墊。

章含之的葬禮選在上海青浦福壽園。喬冠華的銅像矗立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二者相距一千多公里。很多故交疑惑：同甘共苦二十多年，卻陰陽兩隔不同穴？洪晃解釋得很簡單：“媽媽不想讓活人再掂量舊的是非，她給自己找了個兩全做法。”眾人恍然。

要弄懂這“聰明”，得先看章含之與父親的跌宕關系。1949年夏，她14歲，剛從上海抵達北平，對父親章士釗的政治選擇心存怨氣——那時老章擔任北平軍管會顧問，被學生視作“舊人”。少女沖進書房質問：“你鎮壓過學生嗎？”章士釗翻書不抬頭，只回一句：“書里自有真相。”簡短回應，讓叛逆期的女兒暗暗較勁。

1957年1月，章含之戴上黨員徽章，第一時間跑回家告訴父親。老章摸著胡須笑，說了兩字：“好哇。”一句淡淡的認可，融冰三分。此后父女感情漸濃。1973年，92歲的章士釗赴港促統未歸，兩個月后噩耗傳回北京。章含之抱著骨灰盒，第一次在公眾場合失聲痛哭，“從前我不懂事。”她后來私下對友人說，“要是有來世，愿意再當他閨女，好好孝順。”

父親走后十年，丈夫喬冠華又在1983年9月倒在病榻。臨終時，他剛喝下幾口蛋白水，眼睛半合。章含之抓住他手腕，聲線顫抖：“老喬，堅持！”喬冠華卻再沒回應。多年后她在自傳里寫道：“那一刻，像天塌下。”重壓之下，她服藥自盡未遂，靠朋友晝夜守護才慢慢恢復。

恢復途中，她想明白兩件事。一是必須替丈夫整理遺稿，讓后人知道那位在聯合國會上擊節高呼“One China”的外交家真實模樣。二是自己百年之后，不合葬。因為自兩人結合起，外界議論從未停歇；而在父親墳前，她卻總能找到心安。于是她把喬冠華生前剪下的兩縷頭發封存在密封袋中，囑托護士長：日后同她骨灰一并下葬。既滿足情感，又避開指摘。

忙碌成為她對抗創痛的方式。90年代，她在北京、上海、青島各留一位裁縫訂制服裝，行李箱永遠收拾得像隨時出訪。每逢新書上市，她堅持站完整場簽售，即便腳踝腫得走不動，也要拄著拐杖笑著向讀者揮手。“我要活得體面。”她在電視訪談里這樣說。

2007年盛夏，肺纖維化加重。醫生建議保守治療，她卻堅持翻譯自己的英文自傳，擔心文句拿捏不夠精細便起夜查詞典。護士勸她休息，她擺擺手：“時間不多，字能救命。”半年后病情惡化，無力再握筆，她讓護士長最后確認遺囑——僅一句合葬父親。

火化那天，洪晃把兩縷頭發放入母親骨灰盒，又折身取來一方小篆“含之”玉印，輕輕壓在發絲旁。“媽媽走得周全。”她低聲自語。幾位老外交部同事點頭稱是：章含之用這種“曲線方式”維系了父親與丈夫、過去與現在，也給了自己最自在的歸宿。

值得一提的是，福壽園下葬儀式極簡。沒有長篇悼詞，只有工作人員念出生卒年月。“把復雜留給活人，把簡單留給逝者。”這是章含之生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此刻，洪晃終于聽懂母親真正要表達的：歲月已翻頁，塵埃也隨風，讓愛與牽掛在心底私語即可。

從臺上侃侃而談的翻譯官到病床上寫作不輟的老人，章含之做出看似悖論的決定，卻合乎她一貫的行事方式——在人聲鼎沸處保持體面，在流言蜚語中守住分寸。因此洪晃評價“媽媽是個聰明人”，既是女兒的欽佩，也是對那段復雜家國往事的微妙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