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偉人收到一封告狀信，閱后淚水涌出，當即指示：先拿出300元

1968年冬末，福州開往莆田的綠皮列車剛停，站臺上一個中年男人追著車窗喊：“良模，記得吃飽！”火車開動，白色蒸汽遮住了兒子的笑臉，也埋下了一樁日后震動全國的大事。

知青離鄉潮聲勢正盛，1700多萬年輕人陸續踏上泥濘的田埂。呼嘯的口號之外，更多的是現實的饑餓與孤獨。李慶霖，那位站臺上的父親，當時不過是一名教小學語文的普通老師，除了粉筆，他幾乎沒有第二件像樣的家當。

四年過去，鄉下生活的艱澀一點點傳回家中。兒子李良模在插隊點種番薯，常常連咸菜也配不起。收到兒子“兩個饅頭分三頓”的來信后，李慶霖徹夜無眠。他心想：號召下鄉是對的，可總不能讓孩子們餓到失了志氣。

1972年12月，李慶霖拿出課余攢下的幾頁稿紙，寫成一封兩千余字的長信。他不諱言苦處：“若無基本口糧與衣被，青年難安心務農，日久更生怨聲。”字里行間，既有教師的平實，也有父親的焦灼。

寄給誰？直投中南海風險極大，石沉大海亦有可能。那時北京電臺不時播報王海容陪同外事活動的消息，李慶霖抓住這一線機會，在信封上寫下“外交部轉王海容同志，請代呈”。地址填得極簡，卻正好避開層層關卡。

信件北上后遲遲沒有音訊。五個月，日歷一頁頁撕去，李慶霖心里像壓了塊石頭。同院教師勸他別多想，他只苦笑：“箭已離弦，收不回了。”

1973年4月25日，中南海游泳池畔，王海容將這封略顯粗糙的信雙手遞給主席。偉人伏案瀏覽，剛讀數行便停住，鼻梁眼鏡微微起霧。他輕聲說：“這是真實的情況。”隨后，一行遒勁小字落在信紙背面——“全國這類事件很多，應統一解決。先寄三百元，以解燃眉。”

當晚，毛主席交代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里撥出300元，以中央辦公廳名義速寄福建。同日，他口頭指示國務院與人事、財政部門著手研究知青生活補助，務必給出切實辦法。

福建的郵差擦了兩遍自行車鈴，5月10日上午將中央辦公廳回信送到下林小學。拆信那刻，李慶霖手指發抖。他先看到的是300元匯款單，隨后才是主席親筆批示的謄抄件。那一瞬，他愣了好幾秒，才喊來妻子：“看看，真的來了！”

“這錢不能動。”他用紅綢包好，小心吊在屋梁正中。孩子們半夜起夜，昂頭都能望見那一抹紅亮。村里人聞訊，放下鋤頭趕來看個究竟，屋里屋外擠得水泄不通。老人伸手摸紅綢，小伙子則讀那張批示，臉上寫滿敬佩。

熱鬧之外，也有人坐立不安。莆田縣里幾位主管知青事務的干部被點名要求寫情況報告。此前，他們對求助信件多以“支援要靠自力更生”一語帶過，如今再無人敢輕描淡寫。

調查結果很快上報福州。巧的是，國務院內部正開碰頭會，討論知青安置與糧食配給制度。周恩來批示：各地凡有欺壓、克扣、體罰知青者，公安部立即核實，依法處理，切忌敷衍。短短三周，多地干部受到處分，個別惡性案例被移交司法。

政策層面也有新動作。1973年9月起，福建、江蘇、黑龍江等省陸續發放“知識青年生活補貼”，標準雖不高，卻足夠保障米面油。北京還調整了知青返城審核程序，允許家庭確有困難者優先調回。

李良模所在的大隊，用補貼置辦了兩臺手扶拖拉機，他被推舉為駕駛員，日工分也隨之增加。年底分紅時，他寄回一封信，信里只寫了兩句話：“爸，吃得飽了；爸，心里穩了。”李慶霖讀完，悄悄把信夾進那張300元匯款單旁邊。

更大的影響在更遠處。中央統籌后的第二年，全國下鄉知青的口糧指標普遍提高一成，冬衣布票也跟著增加。對許多人來說，那三百元只是數字，可它背后傳遞出的態度，像一記沉穩的錘，敲開了早已堵塞的缺口。

暮色降臨時，下林小學的教室燈光仍亮。黑板上粉筆字寫著《七律·長征》，粉末在燈下閃光。李慶霖站在講臺，望向窗外稻田，不語良久。曾經的憂患從未消失，卻被實實在在的行動削弱。當年一封“告御狀”，最終讓千萬人少挨了一頓凍、少挨了一頓餓，這便是他當老師以來教過的、最動人的一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