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周扒皮”的后人撰文伸冤：我太姥爺不是靠剝削發家的

2009年1月，新書《半夜雞不叫》剛擺上北京王府井書店的展臺，柜臺前就圍了不少上了年紀的讀者。“這名字怪眼熟啊”，有人低聲嘀咕。的確，半個多世紀里，“周扒皮”三個字早已成了舊社會惡地主的固定標簽，如今忽然有人為他翻案，自然惹人側目。

寫書的人叫孟令騫，大連廣播電視臺的青年編輯。他寫這本書還有個動機——替自己的太姥爺周春富“正名”。孟令騫帶著厚厚的族譜、發黃的契據跑遍遼寧瓦房店周邊幾個村，“我太姥爺自個兒下地干活，最多雇兩三個短工，他哪來的家丁隊伍？”這種略帶情緒的話語，透著他想澄清祖輩形象的急切。

在讀者心里，“周扒皮”幾乎等同于高玉寶筆下那個“半夜學雞叫，逼長工多干活”的狠角色。高玉寶的小說1951年開始連載，1955年匯編出版，1960年代又被改成連環畫、評書和話劇。孩子們念書識字，先學到的常常不是“鋤禾日當午”，而是“半夜雞叫”。這種文藝反復傳播的力量，遠遠大過一紙族譜。

時間往前撥回到1948年冬，遼寧瓦房店黃店屯村的夜風刺骨。周春富屋里點著油燈，他把當天收來的苞米籮筐數了一遍，又記在賬本上。有老鄉回憶：“老周人黑瘦，舍不得點煤油，燈芯常常燒得撲閃。”據縣檔案館的不完全統計，周家大概有地四十來坰，另有一處染坊、一口油坊和一爿小賣鋪。以東北當時的標準，這只能算“小地主”，比復縣那位坐擁七千多畝的陳維禮差了好幾個量級。

對家人摳門卻對土地上心，這一點連周家短工王義幀也承認。“地里活多，他自己也下地，手腳倒挺麻利。”那股子勤扒苦干的勁兒，在小說里卻被處理成“剝削成性”。文學需要沖突與張力，典型化創作往往把不同個案合并到一個角色身上，周春富恰好成了那個“殼”。

1950年春，高玉寶在湖南與江西交界的山路上向一位老先生請教寫字的事，在戰士們眼里，這個“小老高”認字像要命。第二年，他把“土改見聞”和“當長工的舊賬”寫成初稿寄到中南軍區政治部。郭永江看完拍案叫絕，卻對高玉寶說了一句：“人物得集中，故事得尖銳，寫四個地主不如寫一個。”這句話成為后來“周扒皮”獨占罪狀的關鍵。

修改稿時，兩人曾有過一次簡短爭執。郭永江指著手稿說：“這里四個人的壞事摻在一起，讀者記不住，干脆都算到一個人頭上。”高玉寶猶豫：“那名字呢？”郭笑了下：“隨便取個化名。”可高玉寶圖省事，還是寫下了“周春富”。幾年后，此名隨作品風靡全國，也讓真實的周家后代背起沉重包袱。

1952年國慶，毛主席在懷仁堂敬酒時稱呼高玉寶為“戰士作家”，在場的人無不羨慕。小說的政治價值、教育意義瞬間拔到最高點，“半夜雞叫”從此進入大眾記憶庫。試想一下，連續二十多年各類教輔、電影、墻報都在重復同一情節，誰還會去考證那只雞叫得是否科學？

孟令騫查過不少農學資料，他發現公雞半夜打鳴并非不可能，但在東北冬季零下二十度的夜里長工摸黑下地干活，的確不合常理。采訪王義幀時，老人搖頭：“夜里黑燈瞎火，鋤頭往哪揮？”一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質疑，足夠動搖童年記憶里“必然真實”的故事。

周春富的結局不算光彩。1949年初，土改工作隊進村，他被列為“惡霸地主”，群眾斗爭會上遭到毆打，在一次深夜批斗后氣絕身亡。那一年高玉寶正在部隊隨軍南下，兩人沒任何交集。周家的后事草草結束，村里人忙著分地、修堤，很快無暇多談。

小說卻在1955年再刷，隨后文藝舞臺把周春富塑成“三座大山”的象征。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符號效應更被推到極致。許多劇目一亮相，“周扒皮”都會背手上場，觀眾甚至提前舉拳罵他。人物形象如此深入骨髓，當事人早已無法辯解。

孟令騫寫《半夜雞不叫》時，特意列出周家收支明細：染坊年收益折合苞米一千五百斤，雇工費九百斤，純利六百斤；油坊多半時候給鄉鄰榨油，工錢折抵豆餅。賬單算得細，目的只有一個——證明“剝削”二字未必成立。可文學形象與經濟數字畢竟不在同一維度，讀者更愿意記住的是能激發情感的情節，而非一行行枯燥的賬目。

高玉寶晚年受訪，被問起“周扒皮”真偽，他停頓幾秒說：“寫書那陣兒，我只想把苦給說出來，當長工的血汗不能白流。是不是非得叫周春富？當時真沒多想。”這句半帶無奈的回答，道出了典型化創作與個人命運交錯的尷尬。

如今，當年捏著拳頭痛罵周扒皮的孩子都已兩鬢斑白，他們中的不少人第一次聽說“后人伸冤”，神色復雜。“要是我，也得給祖宗爭口氣。”一位大叔放下書，輕聲感嘆。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張力，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