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秋,井岡山的薄霧剛散,57歲的陶斯亮舉起相機,對著身旁那位皮膚黝黑的老人露出燦爛笑容。快門按下,一張兄妹合影由此定格。兩人血脈相連,卻像來自截然不同的世界——這正是照片背后最吊詭之處。
如果把時針撥回1928年冬,故事要從他們的母親曾志急行軍前夜說起。那晚,湘贛間的寒風凜冽,她抱著剛出生的男嬰,望著營火,思索良久。“孩子跟著隊伍是死路,”她低聲對警衛員叮囑,“天亮前務必找到可靠的農戶。”第二天清晨,男嬰被托付給石禮保的妻子賴鳳娥,從此改姓石,也就有了后來在照片中坐得直挺挺的石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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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來發的童年并不長。養父陣亡,養母病逝,他八歲就跟著外婆靠鄉親接濟過活。山路崎嶇、耕田艱難,卻鑄成了他倔強的性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41年在延安窯洞里呱呱墜地的陶斯亮。那時的延安雖物資匱乏,勝在有爸爸媽媽,勝在有整個革命隊伍的寵愛——這份溫暖,石來發從未體驗過。
命運的轉折點出現在1952年10月。廣州市郊,23歲的石來發第一次站在親生母親面前。曾志緊緊抱住他,淚水瞬間浸濕衣襟。“娘對不起你……”這句樸素的話,一半是愧疚,一半是釋然。石來發沉默許久,只說了四個字:“我守山去。”短短一句,決定了一輩子。
事實上,曾志并非沒有做過努力。她曾寫信至北京,希望幫兒子報考農學院,再調去國營林場。然而石來發回信寥寥:“山里需要我。”后來他真成了井岡山的“守山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梯田、茶樹、毛竹廝守數十年,也與榮華富貴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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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陶斯亮的道路逐漸開闊。1965年,24歲的她在北京宣誓入黨,繼而投身醫療戰線。三甲醫院的夜班、沙塵里的下鄉義診,都沒能阻擋她鉆研內分泌的熱情。改革開放后,她轉入城市管理領域,先后擔任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女市長分會執行會長。有人評價她“從手術臺走向宏觀治理”,跨度之大,令同行側目。
不少人詫異:同一個娘胎里出來,為何結局判若兩端?原因表面上看是環境,深層則是各自的抉擇。石來發把恩情當錨,一頭扎進井岡山;陶斯亮將使命當槳,漂向更廣闊的海。不可否認,社會資源傾斜也推著二人朝不同方向航行,但關鍵時刻,他們都握住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盤。
有意思的是,兄妹之間沒有隔閡。80年代末,陶斯亮曾帶外事代表團赴贛考察,行程緊湊仍抽半天跑去山里看哥。山路泥濘,她索性脫了高跟鞋,赤腳攀坡。石來發把自制腌菜端上竹桌:“城里菜花哨,趕不上這一口家常。”樸素一句話,把兄妹恬淡的情誼展露無遺。
再把鏡頭拉回1998年。那場難得的小聚結束時,陶斯亮遞給哥哥一頂防雨軍帽。石來發擺擺手:“山里雨大,你留著。”最終帽子還是留在了井岡山,但陶斯亮回京后常提起它——一頂軍帽,比任何勛章都沉。
不得不說,石來發的“平凡”里蘊含著不平凡的堅守:23歲以后,他再沒踏出過井岡山一步;抗旱修渠、植樹護林樣樣沖在前;1967年山火,他咬著樹枝,把浸濕的麻袋來回甩,硬生生守住了百畝林場。可他從未申請過一次“先進”,理由簡單:“我就是個農民。”
兄妹相異的人生,也折射出母親曾志曲折的革命道路。她先后經歷四次骨肉分離,三位伴侶犧牲,晚年仍說:“那年月,不是我個人的悲劇,是整個民族的代價。”這種視野與格局,無形影響了后輩:石來發懂得飲水思源;陶斯亮牢記服務人民——方向雖不同,底色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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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如果1928年寒冬曾志沒有狠心送子,石來發或許走上另一條路;如果1952年他答應赴省城讀書,今日井岡山多半少了一位老人。歷史由一次次選擇疊加而來,既公平,也無情。
1998年的那張合影,如今被陶斯亮精心裝裱,掛在北京的書房里。訪客總會被吸引,繼而詢問照片故事。陶斯亮往往輕描淡寫:“沒什么傳奇,就是兩個普通人的不同生活罷了。”可真正懂行的人知道,照片后面,是一部微縮版的革命史、家國史,更是一堂關于選擇與擔當的生動課程。
照片靜默,歲月流轉。石來發已于2012年溘然長逝,長眠于他守護半生的群山。山風刮過松林,落葉有節奏地拍打墓碑。有人路過,停下腳步,念出碑上一行字:“井岡山的兒子”。不遠處,陽光透過葉隙灑在石塊上,恰似1998年定格在膠片里的那束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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