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李達建議湖南大學改名“毛澤東大學”，主席如何回應？

1949年5月17日傍晚，北平站的站牌在晚霞里閃著微光。一列由長沙開出的專列緩緩停下，車門打開，人群中走出一位身形清瘦的中年人——59歲的李達。他一手按著還未痊愈的腹部傷口，一手提著裝滿書稿的藤箱，抬頭望向古城墻，長舒了一口氣：二十多年了，總算再見到“自己的隊伍”。

到香山雙清別墅的那夜，毛澤東提前站在門口。“鶴鳴兄，路上可安穩？”一句親切的寒暄讓久別重逢的兩位老友瞬間找回了長沙清水塘時的默契。房里燈光昏黃，毛澤東遞過一杯熱茶，隨口念起新作《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里那句“虎踞龍盤今勝昔”。李達笑著擺手：“潤之，你還是愛吟詩，我呢，還愛啃書。”短短一句，掠過了各自二十余年的苦辣酸甜。

在北平盤桓不到半年，李達就接到任命：重掌湖南大學。回長沙前，他決定與毛澤東詳談辦學設想。1950年2月中旬，兩人再聚中南海頤年堂。談到岳麓書院的千年積淀，李達突然提出：“把‘湖南大學’改名‘毛澤東大學’，如何？如此既彰顯新中國氣象，又可激勵學子。”話音剛落，屋外寒風拍窗，屋內短暫沉默。

毛澤東放下茶杯，沒有拐彎抹角：“名字好聽，事情卻大。我還在世，何必把個人置于牌匾之上？岳麓書院傳承千年，’湖南大學’四字承載湖湘精神，改了，反倒失了根。辦教育要重內容，不必重名頭。”這番話不算高調，卻擲地有聲。李達抿著嘴點頭，取出隨身帶來的辦學草案，話鋒一轉：“那就請你再題一次校名，可好？”毛澤東一笑：“校名不動，再寫四字，算是老朋友的一份心意。”不久，“湖南大學”四個遒勁大字掛上新牌坊，石碑落款“毛澤東一九五一年”。

李達回到長沙后，全身心投入課程改革。他主抓哲學系，增設馬列主義基礎、社會學原理、邏輯學，親自講授《辯證唯物論》。課后，他常蹲在食堂和學生聊天，“學問要落到民生，紙上談兵沒勁”。這種平實勁兒很快傳遍岳麓山腳，老校工都感嘆：“校長沒官架子，像當年書院的山長。”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大學內部也有人覺得“改名”才叫與時俱進。1951年初春的教務會上，一位青年教師甚至提議再上請示。李達搖手制止：“主席說得很清楚，樹再高也靠根。改個名字不如多添幾間實驗室。”這句話拍板定音，校方把原準備好的公文直接作廢。此后多年，湖南大學沿用舊名，卻在課程、師資、科研上屢出新招，反倒被同行稱作“辦學氣象最鮮亮的老字號”。

1952年院系調整，全國高校大洗牌，湖南大學大部分理工科并入中南土木建筑學院，文科保留。面對這場“拆骨重組”，李達照樣堅持原則：不因拆并丟掉學術傳統，不因更名削弱教學質量。他奔走武漢、北京、南京，四個月跑壞兩雙布鞋，硬是為岳麓山留下一個完整的哲學系和法律系，也為湖南大學保住了繼續獨立辦學的資質。

忙碌間，他仍與毛澤東保持通信。1954年春，李達寄去自編教材《社會發展簡史》，毛澤東批注近三千字返還，并在信末寫道：“書可再印，校名仍舊，功在千秋，勿再論人名。”字里行間既是肯定，更是提醒。

1956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召開前夕，李達進京述職，與毛澤東短聚。談話末尾，毛澤東隨口問：“岳麓書院那棵古銀杏長得可好？”李達答：“枝葉更茂了，師生都說它像老校魂。”毛澤東點頭：“樹不動，根不移，名字也一樣。”一句輕描淡寫，算是給六年前那場改名討論畫上句號。

1966年夏，李達在武漢病逝。噩耗傳到北京，毛澤東批示：湖南大學降半旗志哀。長沙當日細雨，校園里師生自發來到岳麓書院泮池畔，默立良久。有人回憶，李達臨終前還念叨：“湖南大學這塊招牌，守住了。”簡單一句，概括了一生的堅守——守教育之名，守學術之根，更守朋友間的分寸與底線。

多年過去，“湖南大學”四字依舊高懸在書院山門，毛澤東楷書鋒芒猶在。若細看，還能發現碑陰有李達親題小篆：“立德立言，無問西東。”這大概就是兩位老友以各自方式留下的默契：大學之大，不在名號，而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