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想,特朗普高齡當選之后能撐多久? 石油企業座談會上他突然站起身來,望著窗外,會場內靜默了十幾秒。隨后話鋒一轉,開始講自己的“宴會廳”,語氣輕松,好像換了一個頻道。主持人想把話題拉回來,但是幾次都沒有成功把場面控制住。
有過長輩照顧經歷的人會驚覺,突然抽離、抓不住話題、被熟悉的場景牽引走的表情很熟悉。媒體隨即使用了尖銳的詞匯,有人提到“認知功能問題”,甚至說“癡呆癥狀”。但是目前還沒有看到權威醫學評估公開支持的說法,醫學結論還沒有最后確定。
“空軍一號”登機之后的一個場景,他在機艙里抱怨要顛簸了,說在找東西抓著,還說把我放在一個沒有東西可抓的位置。當天的飛行記錄中沒有氣流報警,整個過程很平穩。大部分乘客知道常態微震不會引起這么大的恐慌。之前也有注意到手部斑點、步態改變等現象,拼湊起來,身體狀況不太好。
記者向機艙內的J.D.萬斯提問,問題很明確,涉及法律邊界以及執法上的爭論。但是他的回答卻轉到了對受害人的個人描述上,并且反復使用了“暴力”、“激進”等情緒化的詞語,從而把討論的重點從制度層面轉向了被害人的動機。記者追問豁免權本身,他說出了一段語序混亂、詞義不清的話:“我會由人民來定義它。”
錄音播放的時候,有很多人皺起了眉頭。語言是治國之器,一旦結構凌亂、思維斷點全然可見。精神科醫生在電視訪談里給出一般的建議,語言重復,抓不住概念,總是回到情緒詞,值得小心。但是他們也表示,不能隔著屏幕給病人看病,也不能用政治觀點代替醫學結論。
最近在公開場合,助手總是跟在身邊,因此被戲稱為“認知拐杖”。當其出現停頓、走神或者發散時,身側的人會用眼神或者細微的動作把話題拉回來或者直接接管。一般情況下這套機制可以控制住局面,但是在那次石油會議中,它失效了。直播時代的困窘,在高清畫面上無處遁形。
團隊依然在盡力保持形象,對外的說法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揚”。支持者一方認為這是剪輯陷阱、疲勞、敵對媒體造成的,社交平臺上又掀起了一波“反剪輯”的熱潮。反對的一方列舉出數據、片段、時間線,羅列近段時間出現的各種異常情況。雙方在同一個視頻中進行激烈的辯論,信息量大大增加,也給判斷帶來更大的困難。
主要是制度方面的問題,國家最高級別的健康信息應該怎樣公開呢?體檢報告透明度到什么程度?出現爭議的時候,由誰來啟動風險評估呢?美國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對“不能履行職責”作了程序上的規定,但是現實政治中的牽扯使得它成了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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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庭都有過照護老人的經歷,這并不是一個道德評判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吃藥要按時,外出要有陪伴,重大的事情要代勞。放在國家層面上,分寸就更難把握了。同理心與公共安全怎樣平衡?個人隱私與公眾知情權之間如何畫出一條線?這不只是一位老人的難題,更是整個老齡化社會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隔著鏡頭下結論不負責任,但是也不能裝作沒有看見。一個人的狀態如果經常使會議失控、使政策表達失真、使安全流程受壓,公眾就有權利提問,有權利要求更加明確的醫療以及工作能力解釋。團隊也應該轉變思路,把現場安全放在首位,把信息披露做實,不能把公關當作藥方。討論豁免權應該圍繞制度邊界、執法標準、問責途徑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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