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許世友得知自己患肝癌，拒絕所有檢查治療，將掃把倒掛在墻上

1980年秋天，南京紫金山的楓葉開始泛紅，75歲的許世友坐在警衛(wèi)樓二層的平臺上，瞇眼看著山腳下淮河口音此起彼伏的訓練口令。那一天，他突然對身旁值勤的戰(zhàn)士說了一句：“再大的陣仗，離了莊稼地，心里都荒。”一句半帶玩笑的話，卻預示了他從“軍中硬漢”向“鄉(xiāng)野老農”轉身的決心。

許世友自1949年入城以來，做了三十多年高級將領，機關繁瑣、應酬密集。卸任廣州軍區(qū)司令員后，他先留京履職，后以“氣候不服”為由南歸南京。鄧小平得知理由，也只是笑著點頭：讓老許安頓下來，寫點東西，總結些經驗，總比整天拌嘴強。于是，中山陵8號院那座原本洋氣的西式建筑很快被改造成了農業(yè)試驗田；豌豆爬上護欄，高粱伸進窗臺，豬哼聲蓋過汽車喇叭，院子里的景象既滑稽又親切。

在南京的前三年，許世友身體尚可。痛風犯得兇，他仍倔強地拄根竹杖滿院子溜達，自嘲“家里沒馬，先遛腿”。白天寫回憶錄，夜里守著一臺黑白電視機看《三國演義》連環(huán)畫改編片，他喜歡聽配音，逢到曹操出場就拍腿大笑。那年頭，警衛(wèi)員最怕的是他興致上來，要人陪著討論“火燒赤壁到底浪費了多少糧草”這類稀奇古怪的話題。

1982年9月12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會上鄧小平被推選為主任，許世友成了副主任。人們原以為他會長期住京履職，誰知散會沒幾天，他就向組織遞交一份簡短申請：回南京。理由只有七個字——“莊稼還沒鋤完”。文件送到中南海時，鄧小平看完，忍不住笑罵一句“老倔頭”，然后批示同意。

日子在看似平淡的節(jié)奏里溜走。1985年春節(jié)前，許世友腹脹情況加劇，他卻諱莫如深。警衛(wèi)提醒去醫(yī)院，他擺手：“疼點肚子算啥，打仗時槍眼都扛住了。”直至三月初，華東醫(yī)院體檢報告擺到桌上，甲胎蛋白指數飆高，醫(yī)生面露難色。會診記錄用了最含蓄的措辭：疑似肝部占位。陪同的老部下不敢隱瞞，只說了一句：“首長，可能要復查。”許世友沉默，半晌抬頭反問：“復查能不疼嗎？”得到否定答復，他一句“那就算了”了結此事。

兩個月后，南京軍區(qū)醫(yī)生再次檢查，病情結論更明確——肝癌。軍區(qū)司令員聶鳳智帶著中央指示，上門勸他立即住院。許世友背著手在院子里轉圈，忽然停下，直視聶鳳智：“去醫(yī)院躺著讓人圍觀，不如給我把魚塘水放干。”聶鳳智還想勸，他揮手打斷：“聶老弟，打仗能死在前線，生病也能死在家里，別多事。”

從那天起，他幾乎不再踏出院門。更奇怪的是，一把長柄竹掃把被他倒掛在臥室墻角。警衛(wèi)員不解，他解釋：“家鄉(xiāng)老規(guī)矩，掃帚倒掛鎮(zhèn)晦氣，也算給自己留個念想。”說完若無其事地翻開回憶錄手稿，繼續(xù)修改描寫1932年“反圍剿”的段落。醫(yī)生上門量血壓，他只讓量三十秒，“數差不多就行，別浪費表里的電池”。

病情到九月底急轉直下。他陷入長時間昏睡，兩腿浮腫，手背青筋凸起。醫(yī)護組開出病危通知書，家屬簽字時手在發(fā)抖。凌晨轉入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的途中，許世友短暫蘇醒，看了眼車窗外的路燈，低聲說了句：“燈亮著，路就認得回。”司機聽不清，他又閉眼睡去。

10月21日夜，許世友連續(xù)高燒，醫(yī)生加大強心藥劑量，搶救持續(xù)到次日清晨。22日下午1時43分，心電監(jiān)護儀曲線歸于平直，80歲的許世友停止了呼吸。同日傍晚，南京城區(qū)上空飄起細雨，醫(yī)院走廊的窗玻璃被敲得沙沙作響。

依照遺愿，他的遺體火化后三日送回河南新縣，埋在母親的墳旁。靈柩里只有三樣隨品：一瓶茅臺、一支老獵槍、一百元人民幣。負責清點的人小聲念叨：“酒給膽，槍護身，錢買路。”不加評說，將棺蓋緩緩合攏。

在南京那座已經荒草叢生的8號院里，警衛(wèi)樓仍舊矗立。倒掛的掃把后來被取下，塵封進倉庫。對于外人，這不過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農具；然而每個曾在院中值勤的老兵都記得，許世友說起家鄉(xiāng)風俗時淡淡的神情——那一刻，硬朗與率真交織，仿佛他仍披著戎裝，卻已把歸宿交給黃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