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與杜聿明：兩人共事多年，為何始終矛盾重重？

1942年4月，緬北雨季提前到來，黏膩的熱浪裹著槍聲在叢林里盤旋。第五軍軍長杜聿明站在曼德勒外的指揮所里，看著地圖上一條標成紅色的退卻路線，沉默良久；同一時間，新編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正以英語向美軍參謀解釋側翼掩護方案，兩人隔著十幾公里的炮火，卻已埋下日后難解的嫌隙。

杜聿明出身黃埔一期，1924年隨校軍出征，一路由連長升到集團軍司令，自視正統；孫立人則典型“洋派”，清華畢業后赴普渡學工科，轉入弗吉尼亞軍校換了跑道，1928年回國時肩膀上還壓著“美國石匠式”軍禮。用當時士兵的話說：“一個教我們‘向右看齊’，一個直接喊‘Right dress’。”行伍之間，本就容易生出芥蒂。

矛盾真正爆發是在撤出緬甸的決定上。蔣介石要求遠征軍抽身回國，杜聿明奉令經野人山突圍；史迪威則主張向印度轉進保存有生力量。新三十八師擔負后衛，按理必須跟隨第五軍。可孫立人對杜的指示連說三個“No”，隨后掉頭向西。半個月后，新三十八師以完整編制進入英帕爾，而第五軍在野人山損失過半。杜后來回憶那段日子，咬牙寫下：“他救英軍不救同胞。”字里行間，怒氣幾乎透紙。

撤入印度后，史迪威把新三十八師當作樣板，美式裝備、美式訓練，再加孫立人“孫氏操典”的步兵沖擊課目，成了盟軍宣傳片里的常客。杜聿明那邊卻在云南騰沖療傷，心底自然不好受。1945年秋，抗戰勝利，杜奉命組建東北保安司令部，心里盤算著大展身手；孫立人則被艾森豪威爾邀請赴歐考察，還順道遞交了一份使用坦克突擊群的心得報告。蔣介石見報紙提到“孫將軍歐洲泛游”，心里七上八下，電令速歸。孫的秘書卻回信：“考察資料未集齊，暫難動身。”這封回信被杜拿來當作佐證，斷言“此人另有所圖”。

1946年3月，新一軍、新六軍先后空運進長春。兩軍番號相似，淵源卻大不同：新一軍核心是孫立人早年的稅警老部隊；新六軍前身新二十二師，正是杜手下親兵。東北平原上，精銳相逢，表面客套，暗地針鋒。進攻四平的作戰會上，杜以司令長官身份布置任務，讓新一軍攻城，新六軍掩護。孫立人看完命令，沉默片刻，只留下四個字：“照令行事。”轉身后，他卻私下改成分局穿插迂回，希望一次切斷對方后路。杜得知后拍桌：“軍令如山，他眼里是不是只剩自己？”但四平最終還是按孫的改動拿下，一時誰也說不清是僭越還是機敏。

鞍海戰役期間，海城184師連番告急。杜要新一軍南下救援，新一軍前鋒剛結束巷戰，士兵人困馬乏。孫立人電請休整四十八小時。杜堅決不同意，雙方電報往返五次。38小時后，海城方向忽然傳來潘朔端起義的消息。杜隨即把責任推到孫頭上：“若非他按兵不動，滇軍怎會心灰意冷。”孫立人卻記錄：“杜將麾下精銳屯于鐵嶺，對海城僅作電令慰勉。”雙方記述如平行線，再無交點。

1947年春，東北戰局急轉，新一軍被迫改守四平、遼源縱深，失去機動優勢，戰斗力銳減。半年里，陣地屢失，孫立人自認“新一軍像被釘在地上”，怨氣直沖沈陽。杜聿明對外卻說：“他驕橫跋扈，自食惡果。”到了8月，孫調離東北，去南京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10月，杜因病離職，兩人幾乎同時告別遼沈。街頭巷尾傳聞：“東北天太冷，兩位南方將軍都受不了。”懂內情的參謀搖頭苦笑，哪里是氣候，分明是氣場。

細細梳理，兩人的沖突大致有三條脈絡。其一，教育背景與用兵理念南轅北轍——杜重步炮協同的黃埔條令，孫推崇快速穿插的美式節奏，作戰會議上一碰就有火花。其二，派系分野注定了信任赤字——杜是嫡系，靠蔣介石撐腰；孫非黃埔，又和宋子文、史迪威交往頻繁，天然被疑“外人”。其三，則是性格。孫立人做事不拐彎，對上級“有話直說”；杜聿明生于安徽軍閥舊部，歷經廟堂，擅長權衡。久而久之，前者口碑成了“孤傲”，后者則被批“圓滑”。

兩人的結局同樣耐人尋味。1949年，杜聿明在徐蚌會戰被俘；孫立人1955年因“炮校案”被軟禁于臺中。昔日戰場上唇槍舌劍的對手，各自落入不自由的境地。1960年代，杜在功德林回憶錄里寫：“孫立人，才干有余而政治不足。”此句廣為流傳。孫立人終其一生未公開回應，只在私人談話里淡淡一句：“戰爭時期，各司其職而已。”

回望前塵，立場不同，注定視線交錯。杜聿明把軍令置于首位，孫立人把保存戰力放在首位，誰對誰錯，學界至今還在爭。或許正如一位遠征軍老兵所說：“槍聲里，半秒鐘的遲疑都會改寫命運；戰后幾十年的筆墨，卻很難寫清那半秒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