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葉劍英得到母親遺照，提筆寫下18個字，成其一生的追求

一九五零年十月初，廣州秋意正濃。葉劍英剛從江西視察歸來，弟弟葉道英帶著一只舊木匣子登門。匣蓋一掀，一幀泛黃照片靜靜躺著，鏡頭里的母親盤著發髻，衣衫洗得發白，卻笑得溫柔。葉劍英沉默良久，忽然取筆，在照片下方落下一行端正的小楷——“為人民的中國而歡欣，為人民的兒子而微笑”，整整十八字，墨色淋漓。字跡尚未干透，他已悄然轉身，吩咐警衛把相片嵌進玻璃框，掛在床頭。

外人不知，這一刻像釘子一樣釘進了他的余生：掛帥南下、主政華南、主持政協、籌建國防科技，他常說一句話：“抬頭見娘，低頭見人民。”同行者以為是玩笑，其實那相片日日映進他眼底，成了紀律，也成了慰藉。

回頭細看，這十八個字并非即興而發，而是四十多年家國路上沉淀的誓言。葉劍英生于一八九七年的廣東梅縣，家貧，屋前是一棵老楓樹。母親陳秀云每天拎著竹籃在山間砍柴、織草鞋，仍要教孩子認字。葉劍英的第一本“課本”就是母親繡在圍裙上的《增廣賢文》，針腳里藏著“勤、孝、仁、勇”四字，他后來總說：“我這輩子讀過的最厚的一本書，是母親。”

少年阿偉七歲那年，該不該上學成了家里的難題。父親主張留下幫工，母親卻在灶前拍案：“哪怕賣牛，也要讓孩子念書！”這一聲斷喝，替兒子開了一條燈火通明的路。讀報、習武、赴省城，最終走進廣州陸軍小學，他第一次看見孫中山的畫像，心中那團火被徹底點燃。

一九二七年春，上海槍聲驟起，鮮血染紅了蘇州河。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葉劍英看清了舊軍閥的真面目。他脫下嶄新的軍服，帶著幾名親兵北上武漢，找到周恩來，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從此再沒回到舊陣營。外界惋惜他自毀前程，他卻淡淡回應：“大道不同，不相為謀。”

母親是他無法忘卻的牽掛。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前夕，他給母親寄去家信，信里承諾抗日事了必返鄉盡孝。可惜日寇鐵蹄南下，家鄉成了戰火前線，七十三歲的陳秀云奔波逃難，于一九三八年春含恨病逝。噩耗傳來，葉劍英在延安窯洞里握筆良久，寫下“尸骨拋溝曾逆料，阿姆生我最艱難”，句句如錐。自此，他蓄須明志，“母在須在”，須亦成了紀念。

新中國成立后，他分管華南大區。廣州甫解放，戰火余燼未熄，金融、交通百廢待興。葉劍英白天跑碼頭、進工廠，夜里回來，總要對著那張相片自語：“娘，城里燈又亮了。”他推動修復鐵路、公路和珠江航道，讓大批民工重新上崗，還力主保護沙面、圣心大教堂等外僑集中區，避免無謂沖突，為對外開放留下了窗口。

一九六〇年初，全國遭遇嚴重自然災害。一次家中午飯，葉向真夾起桌上僅有的幾片臘肉，父親卻沒動筷子。“老百姓都在啃樹皮，我怎好先下箸？”他低聲說。那一刻，女兒第一次見他紅了眼眶。餐后，葉劍英把僅剩的一塊肉包起來，托秘書當晚送到軍區轉交困難職工。小小舉動，卻是他“人民的兒子”信念的寫照。

同事們都曉得，葉帥怕打針，可是一九八〇年確診帕金森后，他卻故作輕松地對護士笑說：“要扎就扎，別讓我抖壞了針頭。”醫護聽了更沉穩，他反而寬慰眾人。晚年病榻之側的那張母親遺像，被他叮囑誰也不許挪動，“她陪著我，就像陪著千千萬萬還在辛苦的娘們。”

進入一九八六年十月，病情加劇，各路首長輪番探視。二十一日夜，心電監護儀的波形一次次墜落又抬起，值班軍醫緊握止血鉗，呼吸機的嘶鳴卻漸成長鳴。子夜一點十六分，儀器燈光化作一道直線，病房里的哭聲淹沒了風聲。葉劍英享年八十九歲。人們整理遺物時，枕邊那張相片依舊成色微黃，卻被擦得發亮。

七天后，人民大會堂悼念廳內外松柏垂枝。石階上，軍樂《葬送進行曲》低回；隊列中的老兵手持挽幛，步子放得極輕。黃綢包著的照片和遺作被擺在靈柩前，黑底白字寫著“永垂不朽”。葉向真俯身整理衣襟，輕聲喃喃：“爸，外婆一直都在看著您。”

有意思的是，葉劍英那十八個字后來屢被引用：在軍事科學院的講臺上，在政協禮堂的旗幟前，也在他親自籌劃的對港澳政策文件里。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那不是口號，而是一盞照路燈。任何決策，只要和“人民的中國”與“人民的兒子”對不上的，他從不輕易點頭。

如今翻檢檔案可以發現，葉劍英曾多次把公分配的好煙好酒悄悄讓公勤送給搶險歸來的工兵，又從自己的稿費里拿錢補貼傷殘軍屬學費。有人疑惑他為何如此看重“小事”，他笑笑：“母親教我，先顧別人后顧己。”短短一句，點明根脈。

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畫卷上，葉劍英參與了無數關鍵節點：長征途中搶渡烏江、西安事變斡旋、三大戰役總參謀、和平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可回到私密時刻，他始終是那位對著母親遺像默默立誓的廣東客家子弟。那行十八字，沒有豪言壯語，卻像一根看不見的紅線，把他的戎馬生涯、政治謀劃與一顆赤子心徹底縫合。

世人談論葉帥，常聚焦于“共和國十大元帥”或“特級上將”的光環，卻少有人注意到他床頭那張舊照。其實，理解那幅照片，就讀懂了他的選擇：把對母親的深情外化為對國家、對人民的擔當。人生的旗幟可以破風嘯天，也可以悄聲飄在深夜燈下；對葉劍英來說，兩者是同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