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包打聽遭降級，毛主席震怒要親自過問

一九六七年1月12日那個晚上，上海冷得要把人骨頭凍裂，一聲槍響把這種死寂給炸穿了。

那個倒在血泊里的老頭叫王范，六十二歲，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手里的那把槍。

這把勃朗寧不是一般的武器，那是當年為了保衛毛主席進北平特意配發的，結果最后，這把本來該對著敵人的槍，卻成了他結束自己生命的工具。

桌上那封信寫得那是字字帶血，說白了就是四個字：以死明志。

誰敢信啊，這個被逼到絕路的老人，十八年前那是何等的風光。

1949年中央進北平，那是多大的排場，他是開著第一輛吉普車在最前面壓陣的“先鋒官”。

那時候毛主席的安全全捏在他手里，要是沒有絕對的信任，這活兒根本輪不到他。

今天咱們不聊那些枯燥的檔案，就聊聊這個被毛主席親口封為“紅色包打聽”的特工，是怎么從人生巔峰直接摔進泥潭里的。

把時間拉回到1932年的上海灘，那會兒的四馬路魚龍混雜，要是你走在街上，沒準能碰見個穿警服的小年輕，看著挺機靈，其實是個深藏不露的狠角色。

這就是王范，表面上是巡捕房的安南巡捕，實際上是中共特科插在敵人心臟里的尖刀。

那年頭干地下工作，腦袋那是隨時別在褲腰帶上的。

最絕的一檔子事發生在四月，王范還是太年輕，執勤的時候被叛徒當場指認了。

抓進審訊室那是嚴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都備上了，可王范硬是一個字沒吐。

敵人沒辦法，把那個叛徒拉進來對質。

這要在一般人身上，估計當場就懵了，或者大罵對方無恥。

但在那種你死我活的關口，腦子轉得慢一秒就是個死。

你猜怎么著？

王范根本不給對方開口的機會，反倒先發制人，指著叛徒鼻子破口大罵，說這小子是因為之前調戲婦女被自己揍過，現在是公報私仇來陷害好人。

這一招“反客為主”簡直是神來之筆。

那個叛徒雖然知道王范是紅軍，但真不知道他在巡捕房的具體化名和掩護身份，一下子被罵得張口結舌，根本對不上號。

雖然最后王范還是判了十年，但這波操作把組織的大秘密全保住了，連審訊官都覺的這事兒有貓膩。

后來抗戰爆發，王范出獄到了延安，那更是如魚得水。

他這人天生就是干保衛的料，還得了個“鋤奸模范”的稱號。

這可不是現在的優秀員工獎狀，那是用無數次抓特務的實戰換回來的。

到了1949年，由于他在安保界的“江湖地位”，毛主席進北平的路線、住處、車輛安排，全是他一手操辦。

1956年的時候，毛主席去江南造船廠視察，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王范，特意停下來敘舊。

陳毅元帥在旁邊開玩笑叫他“包打聽”，毛主席那是笑呵呵地糾正，說這是“紅色包打聽”，是有大功勞的。

那會兒王范是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檢察長，正局級干部，手里握著實權，上頭有人，下頭有兵，按現在的說法，這就是妥妥的人生贏家。

可是吧，命運這東西最愛開玩笑。

王范這人最大的優點是講原則，最大的缺點也是太講原則。

那個年代，上海搞運動要抓人，王范死活不同意湊指標，他堅持“少抓、精抓”，要是沒有實錘證據絕不簽字。

這放在現在叫法治精神，放在那會兒叫“右傾”，叫跟不上形勢。

就在毛主席夸他沒多久，上海的風向變了。

因為堅持不亂抓人，王范遭遇了職場上的“斷崖式下跌”。

上面給了個處分叫“調職”，看著挺輕，實際上狠得要命。

直接把他從上海市檢察長，一腳踢到了上海七一人民公社當了個管工業的副部長。

從正局級直接干到了公社副職，這中間差了整整十級。

這就好比讓一個上市公司的CEO，突然去車間當了個小組長，這心理落差，換誰都得崩。

這事后來傳到北京，毛主席聽了那是真生氣，拍桌子說王范是經受過生死考驗的同志，這事兒他要親自過問。

領袖發話確實管用，王范的政治生命暫時保住了，但在那個具體的執行層面上，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王范的日子依然不好過，處處受排擠。

到了1966年，大風暴來了。

王范這脾氣也是倔，他要是裝聾作啞沒準還能混過去，可他偏不。

他跑到基層一看，老戰友被斗得不像樣，老百姓遭了殃，他那個急啊，直接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

這下好了，直接被扣上了“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攻”的帽子。

造反派那是真狠，沒日沒夜的批斗，不但要在精神上摧毀你，還要在肉體上折磨你。

王范這輩子哪怕在國民黨的大牢里都沒低過頭，可面對自己人的誤解和羞辱，他是真破防了。

他怕的不是死，他怕的是自己這一輩子的清白，最后被這股渾水給攪黃了。

最后那個寒冷的冬夜，他不想讓自己的名節受辱，更不想在無休止的逼供中說出違心的話。

他選擇了最剛烈的方式，用那把象征著忠誠的手槍，給了自己最后的尊嚴。

直到1978年，江蘇省委才給他平反昭雪，開了追悼會。

這時候距離他去世，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一年。

一九七八年，王范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南京雨花臺功德園，墓碑上刻著生卒年，終年62歲。

參考資料：

王征明，《王范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檔案室，《王范同志生平事跡》，1979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