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漢的公務員小丁回憶：首長家里吃飯，分成“8角、6角、4角”

1951年11月，昌黎的夜風裹著沙粒拍打營房的窗欞。哨兵小李低聲嘀咕：“聽說新軍長膽子大，煙癮也大。”警衛員擺手讓他安靜。幾小時后，十三軍旗幟隨卡車燈光掠過街角，周希漢的調令正式生效，這位歷經黃麻起義、萬里長征的老紅軍，又一次被放到新的戰位。

簡單的交接儀式結束，他先摸排伙食、被服，再開會研究“三反、五反”布置。有人以為這位新軍長會先解決自家溫飽，可他關注的仍是部隊：冬衣有沒有發齊？倉庫里的高粱米能不能撐到來年開春？這種優先級，讓剛被抽調來的交通班副班長丁寶林有點發懵——首長把家事放在隊尾，公事壓在最前。

云南時期的舊事也在此刻回蕩。那年滇南衛戍區物資緊張，十軍前任軍長帶著誠意，硬塞給周希漢家屬三百萬元舊幣補貼。丁寶林被派去傳遞。周希漢只是擺擺手：“快送回去，公賬怎么能貼到私人身上？”行事利落，不留半句商量余地。

1952年3月，北京西長安街，海軍司令部大樓的青灰色墻面剛粉刷過。周希漢升任海軍參謀長，孩子們跟著北遷。最讓家屬驚喜的，是一家終于能圍著一張桌子吃飯。可周希漢立刻宣布：標準照舊。自己每日八角，夫人六角，孩子四角。規矩一落地，人人心里有數——多一分錢不花，少一頓飯也不行。

那時的供給制規定，周希漢每月津貼八十元。丁寶林負責記賬：四條煙，三條自用，一條接待；副食票、油票、布票分門別類歸檔，月底對賬，一分不少。周希漢睡眠淺，常常半夜摸黑起身看公文。丁寶林遞煙，他接過卻不急著點，只是隨口問一句：“這個月花多少？”確認數字沒越線，才肯繼續伏案。

來客變多后，小灶壓力也大。一次十幾個老鄉進京探親，周希漢讓人統統住進招待所，伙食按戰士標準算。等客人走了，賬單擺到桌面，超過津貼兩倍多。管理處見狀打算免單，被周希漢拒絕：“先從我津貼里扣二十，月月扣，直到補齊。”說完，他在單據上寫下“本人同意”四個字，干脆利落。

煙癮之外，他少有私好，卻格外看重老同志和烈士遺屬。海軍系統到春節要挨家拜年，他往往省下別處時間，只要張學思母親在京，再忙也去磕頭問安。理由一句話：“老人交出了孩子，咱不能只在文件里提功績，門檻也得常踩。”在當年講求效率的機關，這種做法并不多見。

周希漢還為戰場失蹤人員家屬寫過無數回信。丁寶林專設一個藍皮本，專記“查尋烈士”來信。無論能否查到線索，他都會附上簡短回復蓋章寄回。多年后，周希漢提到這件事：“哪怕只是一紙回音，也能讓鄉親知道部隊惦記他們。”語氣平靜，卻聽得在場年輕參謀紅了眼圈。

健康狀況始終不算好。久坐指揮部時，老痔瘡作痛，他索性鋪張毯子伏在沙發上辦公。文件在面前攤開，一支煙接一支，身旁電話不時響起。電話那頭常是請示，也有家屬求助，“孩子放學沒人接”這樣的小事他也當大事辦，指點丁寶林“立刻派車”，理由是“市區天冷，孩子別凍著”。

對部屬要求也嚴。一次，一名公務員動了多拿面粉票的心思，丁寶林發現后匯報，周希漢沒發火，只說：“動機可能是好心，可制度上留不得縫。”隨后讓警衛連做自查通報。講原則，卻不傷人面子，處理完還拉那名公務員談心，叮囑好好干，這里需要的是老實人。

北京任職期間，他堅持每周兩晚“理論夜讀”，把干部招來討論海軍建設；白天若無會議，跑碼頭看修艦進度。時間被切得很碎，但“8角、6角、4角”從未因忙碌而混亂。丁寶林感慨，這份自律在艱苦歲月里還能理解，到了首長家中也沒松動，實屬罕見。

1954年底，海軍司令部落實干部住房，分給周希漢一套三居。可開門一看，家具寥寥無幾。老部下好心想幫他置辦，他揮手拒絕：“別搞特殊。”于是新房依舊舊床舊桌，墻面貼著孩子課表，客廳擺地圖、海圖，角落一只小煤爐。有人來訪，腳底踩著是起邊的地磚，卻仍覺肅然。

在那段時日里，丁寶林逐漸明白“8角、6角、4角”不光是數字，它是周希漢身上延續幾十年的價值坐標。前線時如此，機關里還是如此：錢要花到刀刃，情要落到人心，規矩不能因職位升高而松，標準不能因城市生活而漲。

1967年，周希漢轉入后勤學院工作。搬離海軍司令部那天，他特地叮囑助手再次核對欠賬，“別留下尾巴”。幾十本賬本蓋章、結清，密密麻麻的數字像流水賬，卻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軌跡——從滇南山野到首都衢街，始終是那把尺子：八角、六角、四角。

老部下回憶，這位首長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自家人要先緊著國家想，緊著戰士想。”聽起來樸素，執行起來卻并不簡單。丁寶林后來調離，回頭想起當初在周希漢門前打的那些報告、寫的那些賬單，才真正明白紀律的分量——它不靠口號撐起，而靠每天三頓飯、幾條煙、一本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