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宋教仁沒有被暗殺？

宋教仁像

宋教仁（1882—1913），字得尊，號鈍初，別號漁父。湖南桃源人。著有《宋教仁集》、《宋漁父日記》、《間島問題》等。

1

歷史不能假設，但后人又總是出于美好的愿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對歷史做出種種假設，比如對于宋教仁，人們在對他32歲即被暗殺感到痛惜的同時，又都忍不住發(fā)問：如果他沒有死，中國20世紀初的政治會不會呈現(xiàn)出另外一番模樣，中國是不是就此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有意思的是，這種假設其實不僅僅停留在假設這個層面，真有很多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善良而脆弱的人們啊！

2

先來說說宋教仁這個人。

宋教仁，字得尊，號鈍初，別號漁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今天湖南省桃源縣八字路鄉(xiāng)漁父村。宋家在當?shù)丶揖潮容^好，又有讀書的傳統(tǒng)，所以他小時候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的哥哥宋教信與當?shù)貢h、綠林交往密切，這為他革命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后來他參加華興會組織起義之時，就借助了哥哥和會黨的力量。但真正給他革命影響的，卻是黃興和孫中山。1903年，當時他還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讀書，恰逢黃興從日本回來，在武昌發(fā)表演講，鼓動革命，兩人由此相識，1904年，兩人共同建立了華興會，在革命斗爭中相互支持，結下了終身深厚的友誼，黃興可以說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又是他在政治上最為依仗之人。宋教仁與孫中山相識于1905年，他與孫中山的關系要相對復雜一些，一方面他贊賞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孫中山這人比較專橫，有點看不慣，黃興與孫中山的意見發(fā)生分歧的時候，他也會有所表示。比如1907年，在同盟會內部發(fā)生“旗式之爭”的時候，他就對孫中山很不滿，鬧過一些矛盾。不過他并沒有像章太炎一樣，公開反對孫中山，而是始終奉孫中山為革命領袖，尤其是民國建立之后，他支持孫中山做實業(yè)，孫中山也推薦他做農(nóng)林部長，支持他組建國民黨。孫中山到北京見袁世凱之后，談到總理人選時，即提議宋教仁。他們之間所謂的一些矛盾，有思維方式的原因，有做事方式的不同，也有一些意氣用事的地方，但并無什么原則上的分歧。

就筆者看來，在性格方面，宋教仁不似黃興那般寬厚，也不似孫中山那般全無心機，而是有點心計，并且有一定的派別意識和地域觀念，比如，在同盟會內部，他是湖南一派利益的代表，相比而言，黃興是一個沒有派別意識的人。之所以如此，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他比較年輕，并且有才，多少有點恃才傲物；二是他始終在做一些具體細致的事情，沒有心計是不行的。

宋教仁被刺后的照片: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向于右任托付后事，又托黃興代擬一封電報給袁世凱，電文如下：“北京袁大總統(tǒng)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富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tǒng)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

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孫中山挽聯(lián)稱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3

在革命黨人中，宋教仁以辦實事著稱，在這一點上，他比孫中山和黃興都強，做事有計劃，還有手段。

宋教仁是一個天才的組織家，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件事情：

1、1904年，宋教仁到達日本，即籌劃辦一個宣傳革命的雜志，當時留日學生創(chuàng)辦了不少雜志，但都以省為名，宋教仁把他的雜志定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不再局限于某省，而是面向全國，團結全國的反清人士。同盟會成立之時，《二十世紀之支那》被定為同盟會的機關報，并更名為《民報》。宋教仁初步顯露了他的組織才能。

2、組建同盟會中部總會。同盟會成立后，組織渙散，1910年，宋教仁倡議成立中部同盟會，將革命的重點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宋教仁與譚人鳳等正式組織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并且在湖南湖北進行了一系列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武昌起義的爆發(fā)。

3、民國建立之后，宋教仁聯(lián)合統(tǒng)一進步黨等幾個黨派，成功組建了國民黨，并且在競選中取得了勝利，在這個過程當中，宋教仁充分展現(xiàn)了卓越的組織才能，他是國民黨實際的領導人。

宋教仁又被人們稱之為法制專家和憲政專家，早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在這方面就研究頗多，僅1906年他翻譯的著作就有《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等十來種，對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等都有比較全面的了解。他還曾對人說過：“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于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么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干起來。”民國成立后，他試圖將他的研究在中國付諸實踐。

武昌起義后到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宋教仁負責起草了《鄂州約法》和《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前者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性文件，后者則是他任臨時政府法制局長時起草的一個法律文件，提出要實行責任內閣制。大家所熟知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雖然不是出自宋教仁之手，但其基本精神卻是繼承《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而來的。這里值得說明的一點是：當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實行的是總統(tǒng)制，但后來為了限制袁世凱，在《臨時約法》中又明確規(guī)定實行責任內閣制，但這種改變卻又是不徹底的，在實際上總統(tǒng)還是有很大的權力，遠大于內閣總理，尤其是當總統(tǒng)和內閣總理發(fā)生矛盾時，應該如何處理，沒有做明確的規(guī)定，這種制度設計上的缺陷，注定了責任內閣制不會成功，也阻止不了袁世凱的獨裁之路。

從1912年8月國民黨成立到1913年3月，宋教仁為國民黨的競選和在中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間，他回了老家湖南一趟，一是為了省親，二是在湖南競選參議員。其后，他又到武漢、上海、南京等地，發(fā)表了大量演講，宣揚他所代表的國民黨的主張，直到1913年3月20 日遇刺身亡。

4

在筆者眼中，宋教仁所做的最實際的一件大事情，與革命關系不大，而是他憑借自己對邊疆地理的研究而寫出的《間島問題》一書，為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做出了貢獻。這件事情現(xiàn)在民眾知道的并不多，因此值得好好說一說。

少年時期，宋教仁就表現(xiàn)出對歷史地理濃厚的興趣，據(jù)說有一次他得到了一把繪有中國地圖的紙扇，如獲至寶，天天拿在手里，即使天冷了也不放手，這種興趣發(fā)展到他后來對邊疆地理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于右任回憶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名叫黑口博士的歐洲人在西藏探險，發(fā)現(xiàn)了一條河流，一時地理學家之名大震，他到日本時，受到了日本學者的歡迎和吹捧，宋教仁則指出黑口博士發(fā)現(xiàn)的這條河流，早就在中國水道提綱里有所記載。從宋教仁現(xiàn)存的遺作來看，他的確對我國邊疆地理沿革做過很深的研究，這也是他能寫出《間島問題》一書的重要原因。

所謂間島，在圖們江以北，即今天的吉林省延吉市一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中朝還曾勘定邊界，立石為碑。這一帶原為滿族聚居地，是清朝的發(fā)祥地，清朝入關后，把這一帶列為封禁要地，不許百姓開墾，后來禁令漸漸放松，卻大多是韓民越境開墾。開始時本來沒有什么邊界問題，但是自從1905年日本吞并朝鮮之后，又企圖進一步侵略我國東北，問題便變得復雜起來。

恰在此時，宋教仁受黃興等人的委托，前往東北策動那里的“馬賊”進行革命，他在間島時，了解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深感事關國家領土和主權，問題重大，絕不能袖手旁觀。他化名貞村，潛入日本浪人組織的專門制造假證據(jù)以攫奪中國領土的長白山會，并把他們的假證據(jù)拍成照片帶到了日本。回到日本后，宋教仁立即著手證實間島為中國領土的證據(jù)，在查閱朝鮮古籍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了朝鮮人古山子著的《大東輿地圖》一書，書中非常明確地記載著康熙年間中朝定界碑的地點，并繪有中朝邊界地圖。

于是，宋教仁馬上根據(jù)資料整理了間島問題的資料，參考各種古籍、報刊以及有關國際問題的書籍，于1908年寫成了《間島問題》一書，全書共6萬多字，不僅敘述了間島問題的來龍去脈，而且還從歷史、地理、政治和國際各個方面論證了間島確為我國領土。

書寫成后，宋教仁托人送給駐日公使李家駒，李家駒立即將書送給外務部和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當時主持外務部的是袁世凱，袁世凱得書后，電召宋教仁回國參與辦理間島問題。宋教仁本來也是想回國的，但遭到同盟會一些人的嘲諷，最終沒有成行。宋教仁雖然沒有回國，但他的《間島問題》一書的確為清政府和日本的談判提供了有力證據(jù)。1909年9月4日，中日兩國簽訂《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日本承認圖們江為中韓國界，間島是中國領土，并承諾撤銷所謂統(tǒng)監(jiān)府派出所。中國雖然在開商埠、領事裁判權和修鐵路方面做了讓步，但終于爭回了間島主權。

5

宋教仁最受后人關注的，是他在民主政治方面所做的各種努力。不過，如果我們拋開各種情緒化因素，僅僅從技術的手段來分析宋教仁的政治方案，就不得不承認，他所設計的政治方案也是非常形式化的。責任內閣制是宋教仁的主要政治主張，核心內容是總統(tǒng)沒有權力，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領袖，內閣對國會負責，兩黨輪流執(zhí)政，一黨執(zhí)政，另外一黨監(jiān)督。為此，他組建了國民黨，并且為競選傾注心力，以為只要建立了責任內閣制，就能實現(xiàn)自己民主政治的理想。

而筆者說他的主張流于形式化，首先在于他的整套設計是照搬西方，并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歷史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獨立的思想，一個國家想要獨立于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要說一個國家了，就算一個行業(yè)，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也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筆者早些年對中國服裝與歐美服裝做過一些對比研究，結論是中國的服裝設計師根本沒有設計。是我們中國人不如外國人心靈手巧嗎？當然不是，我們仿制外國名牌幾乎可以以假亂真，并由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仿制品市場，我們身上穿的幾乎每一件衣服，就是這么做出來的。但我們沒有真正的設計，是由于我們沒有關于服裝設計的獨立的思想，我們所謂的借鑒，其實就是抄襲，不過就是誰抄得多一點誰抄得少一點而已。

宋教仁的政治制度設計也等同于此，他看到一件西裝穿在一個老外身上很漂亮，于是就拿過來穿在一個中國人的身上，并且也希望他穿起來體面紳士，而沒有考慮到體格和膚色是否和這件衣服相匹配，其結果可想而知。

其次，宋教仁過于迷戀制度這種形式，以為只要制定好了一個民主制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他沒有看到兩個問題，一、民主也只是制度中的一種，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二、真正的決定力量是人，而不是制度，如果人不行，再好的制度也是一句空話，這就好比做一道菜，有菜譜，有好原料，但如果沒有一個好廚師，也會做得非常難吃。自清末到現(xiàn)在，中國人接受民主概念已經(jīng)有100多年了，但何嘗用民主真正解決過實際問題呢？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反而打著民主的幌子，做著滿足自己私利的事情，不說別的，中國的村官選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年，就在中國如何實行民主政治，宋教仁和孫中山有過一些不同的觀點。宋教仁主張中國革命以后要立即頒布憲法，立即實行民主憲政、實行政黨輪替這些制度。孫中山則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后分作三個時期：分別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規(guī)定革命成功以后，在一定的時間內(軍政時期)要由革命黨人來壟斷政權，別的政治勢力不準參加進來；然后進入訓政時期，一步步實行地方自治，革命政權一點點放手；最后到憲政時期，才正式頒布憲法，實行政黨政治。今天我們回頭來看，孫中山在這方面比宋教仁還是要深刻一些。

宋教仁的意義在于他身上所散發(fā)出的理想主義光輝。他對民主政治的執(zhí)著和實行（表現(xiàn)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他為理想不惜獻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政治責任感，使他成為中國現(xiàn)代政治理念的一個象征，他是先行者，又是殉道者，為后人留下了沉重但充滿價值的思考。

由此，我們又回到了本文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假如宋教仁沒有被暗殺，當時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否真的就能實現(xiàn)呢？無論是從當時的現(xiàn)實力量，還是從邏輯推理來看，答案都是否定的。

1、由于當時還沒有正式的憲法，只能以《臨時約法》為依據(jù)行事，而《臨時約法》在制度設計上存在著缺陷。首先，雖然規(guī)定要實行責任內閣制，但實際上賦予總統(tǒng)的權力要比內閣總理大得多，該法規(guī)定，總理要由總統(tǒng)任命，內閣總理輔佐總統(tǒng)，負其責任，在權力方面，主要是擁有副署權，總統(tǒng)發(fā)布任命，必須要內閣總理副署簽字才能生效，但沒有規(guī)定，當總統(tǒng)與總理發(fā)生矛盾的時候，該怎么辦。這就留下了許多可進行手段操作的空間。其次，雖然規(guī)定議會可以彈劾總統(tǒng)，但必須要有五分之四的議員出席，出席議員中四分之三通過才能彈劾，且能不能彈劾得了還必須最終由最高法院來裁決。而彈劾內閣總理只須四分之三的議員出席，出席議員中三分之二同意即可彈劾，總理受彈劾后，總統(tǒng)將提案交議會復議一次無異議后，即可免其職務。也就是說，當總統(tǒng)與總理發(fā)生矛盾之時，實際上第一步不是總統(tǒng)辭職，而是總理先辭職，或者總統(tǒng)可以操縱議會，逼其辭職，換言之，總統(tǒng)要利用制度搞掉總理比總理要搞掉總統(tǒng)容易得多。如果總統(tǒng)和總理僵持不下，那怎么辦呢？最極端的方法就是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總之，都是對總統(tǒng)有利的。

2、從政治實力上來看，宋教仁也是遠遜于袁世凱，他所依靠的只是多數(shù)派議員，而這些議員，也不一定全都支持他，可以投他的票，也可以不投他的票，國民黨畢竟不同于同盟會那樣的革命組織，沒有嚴格的黨內紀律。反觀袁世凱，他依靠的是在軍界、政界、商界等各界長期積累的威望和人脈資源，支持者更多，也更廣泛。

3、從政治手段上來看，袁世凱要遠遠高于宋教仁，這一點從之前臨時政府定都北京就可看出，就算是袁世凱玩了手段，宋教仁等也沒有辦法，只能承認事實。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tǒng)，也有人指責他采取了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但不管怎樣，他把事情給辦成了。更何況，自參議院開院以來的情況來看，也是不可能彈劾袁世凱這個總統(tǒng)的，因為從來沒有足夠數(shù)量的議員出席議會，怎么彈劾！玩選舉游戲，袁世凱同樣比宋教仁老到。

通過以上3點分析，我們可以說，即使宋教仁沒有被暗殺，而是當上了內閣總理，實現(xiàn)了責任內閣制，其結局也只有以下三種：

1、宋教仁不滿袁世凱，自己辭職，如唐紹儀一樣。唐紹儀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他任內閣總理時，曾任命王芝祥為直隸都督，這件事袁世凱也是同意的，不過后來，袁世凱沒有將任命狀給王芝祥，而是改變主意，將馮國璋直接任命為直隸都督。任命馮國璋還是王芝祥做直隸都督，對于唐紹儀來講，都不是太大的問題，至少是可以商量的，但問題就在于袁世凱沒有通過他副署簽字，就直接下了任命狀，這引起了唐紹儀的強烈不滿。在他看來，袁世凱的做法觸犯了他的政治原則，違反了《臨時約法》規(guī)定的程序，但他又考慮到在歷史上和袁世凱有過很好的友誼，因此，他并沒有發(fā)動議會彈劾袁世凱，而是自己選擇了辭職以示抗議。

2、袁世凱唆使人彈劾宋教仁，然后解除他的職務。

3、國會解散，重新選舉。

總之，就算實行了責任內閣制，也擋不住袁世凱獨裁的道路。

上海閘北公園宋教仁之墓:位于今天上海閘北公園，過去也稱宋公園，1959年辟為閘北公園正式對外開放。墓在公園西首，占地約9畝。墓呈半球形。墓前石碑鐫刻“ 宋教仁 先生之墓”，墓頂安放一腳踩惡蛇的雄鷹雕塑，四周遍植龍柏，綠樹成蔭。

1981年宋教仁墓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為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上海市政府將宋教仁墓重新維修。本文截稿之時，還在維修之中。

上海閘北公園宋教仁墓前塑像:這是宋教仁墓前宋教仁的坐像，底座正面刻“漁父”兩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跡。“漁父”是宋教仁的別號，來自于屈原《漁父》這首詩歌。背面刻銘文，系于右任所書：“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于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

6

宋教仁的死，是一大悲劇，同時也留下了一系列的謎團。

1913 年 3 月 20 日 晚上，宋教仁準備乘火車離開上海到北京，送行的有黃興、于右任和廖仲愷等人，正當他們走向檢票口的時候，忽然有人朝宋教仁連開三槍。隨后宋教仁被送往醫(yī)院，但因傷勢過重，于 3 月 22 日 凌晨去世。兇手武士英幾天后就被抓住了，但關于到底是誰指使他殺了宋教仁，至今沒有定論，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是當時的國務總理趙秉鈞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指使人殺了宋教仁，這是目前的一個主流觀點。

二、是趙秉鈞指使人殺害了宋教仁，袁世凱并不知情。

三、這是革命黨的一次內斗，是陳其美派人殺了宋教仁，其中還可能與孫中山有關。

總之，迷霧重重。持每一種觀點的人都拿出了相應的證據(jù)，但都不具有充足的說服力。筆者是同意第二種說法的。同時，從邏輯上看，袁世凱不可能殺宋教仁。

首先得說明，袁世凱對宋教仁是很欣賞的。早在宋教仁寫出《間島問題》一書的時候，當時主持外務部的袁世凱就有讓宋教仁從日本回國參與邊務的想法，但后來因宋教仁沒有回國而作罷。民國成立后，袁世凱甚至有讓宋教仁出任國務總理的想法。袁、宋私交也不錯，據(jù)說袁世凱送給宋教仁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另外他還送給宋教仁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許(二、三百元)，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留信一封表示謝意。現(xiàn)在主流觀點認為這是袁世凱籠絡人心的手段，筆者不敢完全贊同，袁世凱自然有籠絡宋教仁的意思在內，但更多的卻是出于對宋教仁的真心欣賞，這是袁世凱對有才干的人的一貫作風，他對蔡鍔也是如此。

其次得問：袁世凱有沒有必要殺宋教仁？普遍認為，袁世凱對宋教仁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組建國民黨參加競選很害怕，擔心宋教仁做了總理，或者宋教仁等人抬黎元洪出來做總統(tǒng)，自己會大權旁落。這種看法有些幼稚，前面我們已經(jīng)說過，宋教仁的政治主張是非常流于形式化的，也沒有實行這種制度的現(xiàn)實力量，袁世凱作為一名務實老練的政治家，當然能看到這一點。說白了，這種形式化的東西他根本不會在乎，他大風大浪見得多了，難道擺不平這一切！他能容忍整個革命黨人，難道還容不下宋教仁，他為什么不派人暗殺更具象征意義的孫中山或者黃興？即使蔡鍔，是一名有地方勢力的軍人，在北京時他也沒有派人暗殺，為什么要暗殺宋教仁？

其三，考察袁世凱的政治生涯，從來沒有搞暗殺的習慣，像他那樣身處高位，大權在握，是用不著暗殺手段的。

其四，即使是宋教仁本人，也沒有懷疑是袁世凱派人刺殺自己，如果他懷疑，就不會在被刺后依舊給袁世凱發(fā)電報，念念不忘民主憲政，言辭懇切。

宋教仁去世后，老友譚人鳳在上海北部買了一塊地辟為宋公園，就是今天的閘北公園，1913年6月26日，宋教仁長眠于此。Ω

深度閱讀推薦

1、吳相湘著《宋教仁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該書初版于1964年，為研究宋教仁的奠基之作，也是后來學者研究宋教仁的必讀書，史料尤為翔實，大量采用了電文、電報等原始史料，大概正由于此，加之又是采用半文言文語言，現(xiàn)代讀者讀來可能會覺得不習慣。

2、遲云飛著《宋教仁與中國民主憲政》，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相較于吳相湘的《宋教仁傳》，此書可讀性更強，介紹了宋教仁的生平和思想特點，可作為了解宋教仁的入門讀物。

《假如宋教仁沒有被暗殺？》

一文原刊載期刊詳情如下

網(wǎng)上訂閱

歡迎感興趣的讀者積極訂購。可掃描下方工作人員二維碼聯(lián)系訂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