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 | “障礙”邊界變大，困住2000萬A娃

在一個高度依賴自律、規劃和準時守約的現代社會，ADHD特質所面臨的挑戰被空前放大，使得更多人的“神經發育多樣性”暴露在問題區域。

記者｜黃　祺

網絡大V羅永浩的“科技春晚”遲到事故，讓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再次受到關注。ADHD被簡稱為“多動癥”，當一個成年人說自己得了“多動癥”，通常會被視為“笑話”，是給自己某些錯誤找的理由。

從兒童期被誤解的“熊孩子”，到成人世界可能面臨的“不靠譜”指責，ADHD個體面臨的是一場貫穿終生的、自身特質與環境要求的磨合。

現實中的ADHD孩子和他們的父母、老師們，一點也不覺得這種缺陷是個“笑話”。相反，他們掙扎在公眾誤解、教育評價標準單一、社會競爭激烈的真實環境中，備受煎熬。

中國估計有2000多萬ADHD兒童和青少年，如果按照發病率6.4%左右計算，中小學每個班級幾乎都有A娃（明確有ADHD癥狀的孩子）。

他們身上的特質有的輕有的重，但基本都會直接影響到學習成績、社交和適應環境的能力。而學習成績好不好、是不是遵守紀律以及好不好交流，是社會評價一個孩子最重要的指標。

社會壓力重塑著“障礙”的邊界，在一個高度依賴自律、規劃和準時守約的現代社會，ADHD特質所面臨的挑戰被空前放大，使得更多人的“神經發育多樣性”暴露在問題區域。

上圖：他們掙扎在公眾誤解、教育評價標準單一、社會競爭激烈的真實環境中，備受煎熬。

當渙散的注意力遇到腦力時代

2025年的暑假，叮當（化名）媽媽跑了上海幾家兒科醫院和專注力干預機構，經過專業醫生的一系列測試和檢查，叮當雖然還沒有達到ADHD診斷標準，但已經接近臨界點。更令叮當媽媽焦心的是，孩子已經呈現輕度焦慮和對抗情緒。于是她專門聽了醫生、心理專家、教育專家的課程，學習ADHD家庭養育知識，準備探索一條適合叮當的陪跑道路。

叮當今年讀三年級，從小乖巧懂事，小時候媽媽并不覺得她有專注力問題。直到叮當二年級時，學習困難逐漸顯現——語文的詞語默寫，無論如何熟讀、抄寫、背默，正確率還是難以提高；數學的計算題也很艱難，抄錯、算錯，怎么練都沒有改善。“但她訂正的時候就能做對。我意識到她并不是不懂學科知識，而是沒辦法抵達精準正確。”

三年級，學校課程進度加快，媽媽發現叮當更加艱難，完成作業的時間嚴重拉長。“我們學校的作業相比其他學校已經是相對較少了，但她還是要做很久，每天都要做到很晚。” 學校老師反映，孩子雖然上課很安靜，但似乎總是在走神。叮當在學校不僅學業表現不佳，跟同學玩時也經常難以“同步”而產生摩擦，負面情緒越積越多。

叮當媽媽通過研究后很理智地接受了孩子存在注意力缺陷這個現實。“我首先停了她所有的課外班，先保證跟上學校的課業進度。”叮當媽媽向記者講述時語調平靜，但可以想象，接納的過程一定充滿掙扎。

叮當媽媽首先降低了自己對孩子的學業要求，拿出更多的耐心輔導作業，幫助孩子盡量和同齡人建立起友好的關系。她給叮當報了行為治療課程，希望專業的專注力訓練對改善注意力缺陷有所幫助。“這樣的孩子，需要家長付出更多的耐心、時間和精力，考驗著父母的情緒穩定和應對的能力。”她說，丈夫和其他家人目前還沒有完全接受叮當存在學習困難的現實，有時候會責怪她不夠努力，或者期待著哪天能突然“開竅”。

腦力時代，讓ADHD患者的缺陷愈發突出。

ADHD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它的兩大核心癥狀是注意力缺陷、多動和沖動。它和智力并不直接相關，有ADHD缺陷的成年人雖然存在工作上、社交上的困難，但因為社會給出了更多元的生活、工作選擇，他們比孩子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棲身之所”。

一些人可以像羅永浩一樣有一番作為，他們靠自己摸索的各種方法去揚長避短，克服注意缺陷。還有少部分人依靠藥物控制癥狀。

由此，矛盾和痛苦，集中在了特別需要注意力、守規矩的學習階段的兒童和青少年群體身上。

家長的成績“執念”

現實中，很多家長并不能像叮當媽媽一樣正視孩子的缺陷、積極尋求改善的方法。

事實上，孩子的家庭環境與ADHD的發生也存在關聯。首先，ADHD遺傳概率高達70%，孩子的家長自己就可能有沖動特征，習慣于用責罵甚至體罰來教育——遺傳加上不良教育方式，很可能加重孩子癥狀。還有不少出現ADHD嚴重癥狀的孩子，家庭存在種種問題，比如父母離異、父母經常爭吵或者有家庭暴力的情況。這類家庭看待孩子的缺陷要么是冷漠對待，要么是不愿接受。

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兒童醫學中心發育行為兒科，多年來接診了大量的ADHD孩子。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兒童發育相關疾病，資深兒童發育行為專家章依文教授將鏡頭對準門診中的自己，通過真實的診治過程來向公眾普及包括ADHD在內的發育行為障礙知識。

上圖：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兒童醫學中心發育行為兒科資深兒童發育行為專家章依文教授。

“這是心理問題還是生理問題？”在章依文醫生的一條門診視頻里，剛剛確診ADHD的小朋友的家長提問，章醫生回答：“是生理的問題，大腦發育不成熟。”

“那長大會好一點嗎？會成熟嗎？”章醫生耐心解釋：“如果他自己和自己比較，會逐漸成熟。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習任務和要求會隨之提高。要看孩子大腦的發育成熟和任務要求的匹配程度到底有多高，如果孩子的發育和任務要求差距越來越大，那么就是個問題。”

章醫生發現，即便拿到明確的診斷，很多家長關注的焦點仍然是怎樣讓孩子按時完成作業、學習成績好一點。如果家長的關注點集中在成績上，難免就會對學習能力弱的孩子施加壓力甚至責罵，而ADHD孩子本身常見情緒問題，在家長的批評和責罵下，更容易被負面情緒影響而失去學習動力。

“如果孩子晚上做不完作業，你是要求她必須做完呢還是其他辦法解決？”面對章依文醫生的提問，一名家長回答：“我讓她堅持做完。”對于家長的這種做法，章醫生表示不贊同。拖長時間做作業不僅不能達到學習效果，影響睡眠也會加重ADHD癥狀。

面對每一個ADHD孩子，醫生們首先要“治”的，其實是家長。

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兒童醫學中心金星明教授，是國內最早關注ADHD并推動規范化診療的專家。十多年前，金星明教授就開始牽頭制定ADHD診療指南，并在實踐中摸索醫教協同等方式幫助患兒和家長。上海市閘北第一中心小學心理老師王慧介紹，她作為學校老師多次參與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為家長開設的家—校—醫父母課堂，醫生、老師和家長們一起討論怎樣給這些孩子更好的成長環境。

上圖：上海市靜安區閘北第一中心小學王慧老師在心理課堂上。

缺少善意的“微環境”

家長的另一個顧慮是，一旦被確認為A娃，其他家長會以破壞課堂紀律、傷害同學等理由，反對自己的孩子正常上學。

2025年新學期開學第一天，武漢一所小學五年級班級教室里只到了幾名學生，其他學生的家長聯名反映一名ADHD小孩嚴重影響課堂紀律。老師說，這個孩子學習自制力弱、沒人陪讀的時候一個人趴在地上玩、碰別人的腳。學校曾要求孩子家長陪讀，但因為父母都要上班無法陪讀，家長這些年已經帶孩子進行體育訓練、接受醫院治療。

2025年9月11日，涉事班級相關老師接受央廣網記者采訪時說，學校召開協調會，多方達成一致：該學生先行離校接受專業醫療干預，待行為穩定并經專家評估認可后，在家長陪同下逐步返校隨班就讀。

類似抵制“多動癥”孩子上學的事件這些年時有發生，有的家長甚至建議A娃轉到“特殊學校”。但事實上，大多數A娃并不符合“特殊學校”招生的標準，而且他們的癥狀多數會在成長過程中有所改善，進入“特殊學校”不僅家長不接受，也并不利于這些孩子的成長。

叮當媽媽說，叮當主要的問題是注意力缺陷，沒有多動、沖動的癥狀，不會影響課堂紀律，沒有這方面擔憂。她現在對老師的期待，是希望老師多鼓勵和理解叮當，讓孩子每天在學校的這段時間得到更多肯定，保持一定的自信心。經過多次溝通，叮當班主任對待叮當的方式有所改變，但客觀而言，在成績“指揮棒”下，叮當在校園里找到自信的機會并不多。

經過多年科普，章依文醫生發現這些年家長對于ADHD的理解有了改善，但不少老師還缺乏客觀的認識。章醫生總是提醒家長，一定要和老師好好溝通，爭取得到老師的理解和支持，讓老師對A娃放低要求，允許他們進步得比別的孩子慢一點。“如果他作業沒完成，老師再罰抄，那不是更完不成么？學習挫敗感不是更強么？”

上圖：上海市靜安區閘北第一中心小學戶外活動。

學校的苦惱與努力

學齡孩子每天在學校里度過的時間，基本要超過8小時，應對課堂學習和集體生活，本身就是ADHD孩子的“弱項”，在學校中能夠獲得多少寬容和幫助，對于他們的成長顯得尤為重要。

而對于教師而言，班級里的A娃必然會耗費教師更多的精力，他們也有自己的苦惱。

上海一所小學的陳老師，有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過往她當班主任的班級里總有那么一個兩個癥狀或輕或重的A娃。靜安區閘北第一中心小學對兒童心理健康非常重視，教師們接受了系統的培訓，對于如何教育A娃有比較科學的方法。但幾年前，陳老師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她接手的一個班級里，好幾個ADHD學生。

多數A娃有多動、沖動的癥狀，上課時交頭接耳、突然起身走動是常有的現象，有的孩子還會和同學產生矛盾沖突。一個班如果有幾個這樣的孩子，場面可想而知。面對如此特殊的班級，陳老師和學校心理老師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與其他孩子的家長充分溝通，爭取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與A娃的家長站在同一“戰壕”里，一起通過醫療、行為干預，控制癥狀，幫助他們跟上學習節奏。

陳老師說，通過溝通，多數A娃家長非常配合，在規范用藥、接受學校心理團隊行為干預后，都可以正常上課，全班順利完成學業畢業，有一兩個孩子后來升入初中后成績也還不錯。但也有孩子因為沒有堅持規范用藥，后來癥狀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學習成績越來越差。“這個孩子挺可惜的。”

陳老師遇到的是非常極端的情況，但就算是一個班有一兩名A娃，對于學校管理和教師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戰。在上海市靜安區閘北第一中心小學，如何對待A娃在多年前就成為學校研究的課題。

王慧老師不僅是學校的心理老師，還是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很早就與上海市兒童醫學中心專家團隊開展合作，推動醫教結合的干預模式，來幫助ADHD孩子們順利完成學校教育。

除了藥物，運動和藝術活動被認為是改善ADHD患兒癥狀的一種有效手段，為了證實有效性并摸索學校內的行為干預模式，閘北第一中心小學在2015年與上海市兒童醫學中心合作開展研究，而這些參與研究項目的孩子后來真的從運動和藝術活動中獲益。

研究以三年級學生為對象，通過專業醫生的篩查和診斷，發現了15名ADHD學生，獲得家長同意后，最終14名學生完成為期五個月的干預活動，其中男生10人女生4人（人群中ADHD男女比例為4:1）。

項目設計了每天的有氧運動和藝術活動，需要藥物治療的孩子還要接受藥物治療。室外運動以長跑、跳繩為主，室內活動主要以完成各項障礙越野挑戰活動為主，每周3次，每次45分鐘，通過專業的運動手環記錄學生們每一次的運動數據。在每次體育訓練之后，學生平均心率可達130次以上（每分鐘），血氧率99%，里程2公里以上，步數在3000左右，消耗卡路里90左右。

藝術治療活動每周一次，每次兩小時，分為繪畫、手工和展示三種類型，主要鍛煉兒童的注意力、精細的手部操作能力，幫助兒童更好地宣泄情緒，樹立自信。

王慧介紹，五個月后，經過醫生科學的評估，接受干預后ADHD學生的注意力問題、多動問題以及對立違抗性行為均有顯著的好轉，家庭作業完成情況有了顯著的提高。

眾多研究證明規范的藥物加上行為干預，能夠有效改善ADHD患兒的癥狀，比單純用藥或者單純的行為干預效果更好。但是，學校開展行為干預是一件成本高、對教師要求高的工作，大多數學校很難有能力或者意愿去做這件事。

近十多年，上海教育系統拿出針對學生身心健康的一套措施。比如要求中小學必須配備專職心理老師，千人以上學校配備兩名。上海還多次發文要求學校保證學生在校內的戶外運動時間，2025年3月10日開始實行的《上海市中小學體育工作管理辦法》中明確要求學校要統籌用好各類課程課時和課后服務時間，鼓勵探索長短課結合等方式創造條件開展體育鍛煉，以保障中小學生每天綜合體育活動時間不低于2小時。

這些措施的落地，為A娃營造了更好的成長空間。

對藥物的“恐懼”

根據相關指南，學齡前ADHD孩子以行為干預為主，學齡期ADHD除了輕度的可以用非藥物方式，中重度需要藥物結合其他干預方式。非藥物方式指的是行為干預、家庭支持等。

一提到吃藥，家長總是憂心忡忡。

章依文解釋，規范使用藥物旨在調節大腦內失衡的神經遞質，幫助建立基本的行為控制“支點”。“好比為近視的人配副眼鏡，目的是改善功能，減少繼發性的挫敗與傷害。”她坦言，最困難的是讓家長理解，當疾病本身帶來的學業失敗、社交排斥、自卑抑郁等“次生災害”遠大于藥物可控的副作用時，藥物治療本身就是對孩子的一種保護。

章醫生還一再向家長強調，干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按時復診，規范治療。大多數孩子并不需要終身服藥，章醫生診治的一些孩子，后來癥狀得到很好的控制，上了大學，也有了很好的人生。

在醫學領域，一些研究正在尋找差異化治療新路徑，ADHD的用藥有望變得更精準。

2025年末，浙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與儀器科學學院吳丹教授團隊聯合國家兒童醫學中心、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研究員、心理治療師王廣海教授團隊，在國際權威醫學期刊《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發表題為《基于半監督深度學習模型的青少年多動癥腦影像分型》的研究論文。該研究對青少年ADHD患者的腦影像進行分型，揭示了不同亞型在家庭環境、認知表現及藥物反應方面的顯著差異。

上圖：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研究員、心理治療師王廣海教授說：“神經發育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但家長、學校和社會對孩子的期盼或要求卻是單一的，這就帶來了困擾。”

王廣海教授介紹，神經發育障礙是一個科學上仍需要深入探究的問題，目前所知與ADHD相關的是大腦前額葉發育的異常。這次的研究旨在對ADHD青少年進行更科學的大腦分型，幫助醫生針對性地個體化用藥。

王廣海教授介紹：“我們的研究發現，腦發育相對不成熟的ADHD青少年對興奮類藥物的治療響應更好，這提示除了個體化用藥外，家庭、學校甚至社會環境的調整，以及心理社會支持尤其重要！” 王廣海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牽頭開設了兒童睡眠與心理咨詢團隊門診，致力于通過非藥物的心理行為干預和家庭支持，從培養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社會適應和情緒調節能力入手，促進ADHD孩子的長遠健康和學業發展。

從醫學影像上可以看到這些孩子大腦發育的確與大多數同齡孩子不一樣，但導致這種異常的生物學機制還不清楚。“神經發育的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但家長、學校和社會對孩子的期盼或要求卻是單一的，這就帶來了困擾。”王廣海說。

就好比一個班級里同樣10歲的孩子，大部分身高在140厘米左右，但總有幾個大高個可能已經超過150厘米，還有幾個“小不點”只有130厘米。神經發育也存在這種差異，發育相對不成熟或較晚的幾個孩子，在同樣的學業標準和學習任務面前就會力不從心，出現不適應。

如果我們能夠像理解身高差異一樣理解ADHD孩子，“該怎樣對待A娃”這個問題是不是就能簡單一點？

“ADHD的一些特質，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是負擔，在另一些情境下卻可能并非全無價值。”章依文指出，比如思維的發散性可能關聯創造力，對高刺激的追求可能轉化為應對高壓工作的能量，對新鮮事物的敏感也可能成為探索的動力。關鍵在于，個體能否找到與自己特點相匹配的生存空間。

A娃向我們這個快速運轉、飛奔向前的社會，提出了一道不得不答的考題：他們進步得慢一點，能不能多一點理解和寬容？記者｜黃祺

鏈接：什么是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DHD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它的核心癥狀是注意力缺陷、多動和沖動。ADHD的確診需通過專業醫學評估，需結合行為表現、病史、量表工具及排除其他疾病，由精神科醫生或兒科醫生完成診斷。無單一醫學檢測手段，需多維度信息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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