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中國所料，李在明剛離開日本，韓國就喊話中國：希望平分黃海

大家好，小漢想問問大家：一個國家能在48小時內完成從“友好合奏”到“主權施壓”的無縫切換嗎？

答案是：能，而且韓國剛剛就這么干了。

1月13日，在日本奈良，李在明和高市早苗并肩敲響架子鼓，合奏K-pop熱曲《Dynamite》，畫面輕松、節奏歡快，全球媒體爭相報道這場罕見的“政要音樂秀”。

兩天后，1月15日，韓國外交部突然高調宣布：希望盡快與中國舉行副部級會談，推動“精準劃定黃海中間線”，換句話說，就是要求平分黃海。

這是一套精心設計的外交節奏：在日本演完“和解”，回國立刻對華亮出“劃界”底牌。

表面看是多線操作，實則暴露了韓國在中美博弈夾縫中的真實困境，既離不開中國市場，又不敢完全擺脫美國安全體系；既要安撫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又想在區域事務中保留回旋余地。

于是，李在明政府選擇了最現實也最矛盾的路徑：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綁美國，主權問題上對華施壓。

但問題是，這套策略真能奏效嗎？

李在明此行訪日，看似高規格，實則空心化。

但細看成果清單，卻幾乎一片空白：沒有聯合聲明，沒有重大協議，連安全合作的具體機制都未提及。

更關鍵的是，他在臺海問題上的表態直接封死了日本的拉攏企圖。

面對高市早苗試圖引導韓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的壓力，李在明明確表示：“韓國現階段能做的非常有限。”這等于告訴東京：別指望我替你扛對華對抗的大旗。

日本當然失望，高市早苗作為右翼強硬派，一直試圖將韓國納入其“價值觀同盟”框架，共同牽制中國。

但李在明清楚，G7國家在稀土、供應鏈等問題上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替代中國市場，與其被日本拖入戰略對抗，不如保持距離，只維持最低限度的對話。

正因如此，訪日結束后的第一時間，韓國就將焦點轉回中國。

提出黃海劃界，并非臨時起意，而是為后續談判預設議題。

李在明剛從中國帶回20多項合作協議，涵蓋電商、科技、教育等領域。若不在主權問題上展現“強硬”，很容易在國內被貼上“親華賣國”的標簽。

于是，“劃界”成了政治保險，既向保守派交代，又為未來談判增加籌碼。

但這種“先給甜頭、再提條件”的做法，低估了中國的戰略耐心，中方從未拒絕談判，但始終堅持劃界必須基于公平原則，而非簡單的幾何中線。

韓國想用經濟合作換取海洋權益讓步，這條路走不通。

值得注意的是，中韓此前雖在2014年達成每年舉行一次副部級劃界會談的共識，但十多年來僅實際召開兩次。

這說明雙方對劃界優先級的認知存在根本差異：韓國視其為緊迫主權議題，中國則更傾向于在整體關系穩定、互信積累的前提下穩步推進。

李在明此時高調重啟談判，與其說是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制造議程主導權。

他試圖通過“主動提議”塑造“負責任鄰國”形象，同時在國內構建“既合作又維權”的敘事閉環。

韓國反復強調“精準劃定中間線”，聽起來技術中立，其實滿滿都是戰略意圖。

這種主張的核心邏輯是：兩國隔海相望，就該從中間一刀切開，一人一半，但國際海洋法從未承認過這種“等距即公平”的簡單算法。

黃海總面積約38萬平方公里，中韓專屬經濟區主張重疊區高達18萬平方公里。

中國在黃海一側的海岸線長達1800公里以上，從遼東半島延伸至江蘇沿海，韓國對應海岸線僅約600公里，兩者比例接近3:1。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大量國際判例，劃界必須綜合考慮海岸線長度、大陸架自然延伸、歷史漁業活動等因素，“陸地統治海洋”是基本原則。

若強行按中間線劃分，中國將被迫放棄大片傳統漁場，這些海域不僅支撐著數百萬漁民的生計，還可能蘊藏油氣資源。

更重要的是，韓國近年在蘇巖礁（離於島）上的動作，已超出漁業范疇。

該礁位于水下，退潮時也不完全露出，按公約第121條，不具備專屬經濟區資格，但韓國自2003年起在其上修建永久設施，試圖通過“事實控制”改變法律地位。

李在明雖未直接點名蘇巖礁，但他堅持的“中間線”方案，客觀上會將該礁劃入韓國一側，從而使其非法設施“合法化”。

中方對此早有定論：蘇巖礁歸屬需通過談判解決，任何單方面行動無效。

因此，當韓方稱“中方已正面回應中間線提議”時，中國外交部通稿僅表示“將通過工作層磋商處理”，未使用“同意”“認可”等字眼。

這種措辭差異，本身就是立場信號。

所謂“平分黃海”，本質是用形式公平掩蓋實質不公。

韓國想借技術性話語包裝戰略訴求，但中國不會接受以犧牲核心利益為代價的“合作”。

值得警惕的是，韓國近期還強化了海上執法力度。

李在明去年底下令海警對中國漁船從“驅離”升級為“抓捕”，并大幅提高擔保金。

這種“前臺談合作、后臺抓漁船”的雙軌操作，正在侵蝕本就脆弱的互信基礎。

如果劃界談判淪為施壓工具，而非解決問題的平臺，黃海局勢恐將從“可控摩擦”滑向“常態化對峙”。

韓國還試圖將黃海問題“安全化”，過去中韓通過《漁業協定》建立了“暫定措施水域”機制，允許雙方漁船在特定區域內作業，并由各自執法部門管理。

這一安排雖不完美，但有效避免了大規模沖突。

如今，韓國海警設立“西南海警備區”，部署大型艦艇，甚至計劃發射海洋觀測衛星集群，明顯是在將漁業糾紛升級為“海洋安全挑戰”。

這種做法不僅無助于劃界談判，反而可能刺激中方采取對等反制，最終導致雙輸。

李在明政府之所以采取“一邊簽協議、一邊提劃界”的雙軌策略，根源不在外交技巧，而在國內結構性危機。

2023年，韓國GDP首次跌出全球前十，半導體出口受全球需求疲軟沖擊，造船業面臨中日激烈競爭，內需持續萎縮。

中國在家電、汽車、電池等多個制造業領域已實現對韓反超。

韓國貿易協會報告指出，除高端芯片外，中國在多數傳統工業品的出口競爭力已全面領先。

這意味著，韓國若失去中國市場，產業升級將難以為繼。

再者是人口崩塌，韓國總和生育率已降至0.68，全球最低，單人家庭占比突破40%，勞動力供給將在未來十年斷崖式下滑，社會撫養比急劇上升，養老金體系瀕臨承壓極限。

這種趨勢不可逆，且短期內無解，馬斯克曾諷刺：“照這速度，朝鮮不用打仗就能統一。”雖是調侃，卻戳中了韓國未來的致命軟肋。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安全自主缺失，盡管李在明多次強調“不介入臺海沖突”，但韓軍戰時指揮權仍由美軍掌握。

這意味著，在重大安全危機中，韓國無法真正獨立決策。

美國近年不斷要求盟友在芯片、AI、軍事部署上配合其對華遏制戰略，韓國若完全拒絕，恐遭孤立；若全盤接受，又將激化對華關系。

這種兩難，迫使首爾只能在“模糊表態”中求生存。

在此背景下，李在明的外交操作本質上是一種“風險對沖”：用對華經濟合作穩住基本盤，用對日象征性互動維持同盟表象，再用黃海劃界議題回應國內民族主義壓力。

但這種平衡術的代價是透支戰略互信，中國可以理解韓國的現實困境，但不會容忍其在核心利益上玩“兩面游戲”。

更關鍵的是，這種策略正在形成一種危險慣性：每當國內經濟或民意承壓，就拿對華“強硬”當止痛藥。

2023年尹錫悅政府炒作“中國威脅論”以轉移執政危機，如今李在明雖轉向務實，卻仍沿用類似邏輯，只是把“對抗”換成“談判施壓”。

長此以往，中韓關系將陷入“合作—摩擦—再合作—再摩擦”的惡性循環，難以建立真正的戰略穩定。

真正的考驗從來不是如何在大國間周旋，而是能否直面自身問題。

韓國若繼續把外交當作轉移國內矛盾的工具，把劃界談判當成政治表演的舞臺，最終只會陷入更深的戰略被動。

黃海不是談判桌上的籌碼，是國家主權的底線，李在明或許能靠一場鼓樂贏得掌聲，但歷史不會記住旋律，只會記錄選擇。

中國的態度始終清晰：可以談，但必須基于尊重，可以合作，但不容交易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