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微小說：黑潮

1983年的夏天，牛建第一次摸到了電影放映機。

那時他剛初中畢業，父親牛老栓蹲在公社書記家門口抽了整整三包“大前門”，才給兒子換來了這個差事。牛建記得那天父親回家時的表情，那張被太陽曬成古銅色的臉上，皺紋擠作一團：“建兒，爹給你鋪了第一步，往后能走多遠，看你自己了。”

電影放映員是個好差事。每當夜幕降臨，牛建蹬著那輛“永久”牌自行車，載著放映設備和白色幕布，在鄉間土路上顛簸。銀幕亮起時，全村老小都仰著臉，那些光影在粗糙的幕布上跳動，也在牛建心里投下了最初的幻影。

他尤其愛放《紅色娘子軍》。不是因為劇情，而是每次放完電影，村支書總會拍著他的肩膀說：“小牛，有出息。”后來他明白了，村支書的女兒總坐在第一排。

兩年后，在鄉鎮黨委當副主任的表叔牽線，牛建調到了鎮團委。表叔說：“要想往上走，得讓領導記住你。”牛建記住了，而且超額完成——他不僅讓領導記住了，還讓領導的胃記住了。每個周末，他騎著車到二十里外的水庫釣魚，把最肥的草魚送到領導家。領導夫人夸他“懂事”。

1991年，牛建成了鎮黨政辦秘書。他學會了寫材料，學會了“把三分成績寫成十分”，更學會了在酒桌上恰到好處地敬酒、恰到好處地擋酒、恰到好處地“酒后吐真言”——那些真言自然都是領導愛聽的。

轉折發生在1993年。新來的鎮黨委書記李明喜歡打籃球，牛建連續三個月每天提前兩小時到鎮政府，一個人練習投籃。當李明第一次看見這個汗流浹背的年輕人時，問了名字。三個月后，牛建成了李明的“自己人”。

“跟對人，比做對事更重要。”李明有一次酒后拍著他的肩膀說。牛建把這句話刻在心里。

1995年，牛建提拔為副鎮長，分管鄉鎮企業。那年春節，第一個紅包塞進他口袋時，他的手抖得厲害。送錢的是個做水泥預制板的老板，憨厚地笑著：“牛鎮長，一點心意，給孩子買糖吃。”牛建推辭，老板按住他的手：“咱們鎮里鎮親的，見外了。”

那一夜，牛建盯著天花板到天明。第二天，他用那筆錢給父親買了件羊毛衫。父親摸著柔軟的面料，渾濁的眼睛里閃著光：“我兒有出息了。”那一刻，牛建覺得，值了。

1998年，漢東市黑涂鎮的開發浪潮開始了。這個曾經以曬鹽和捕魚為生的小鎮，一夜之間被劃為省級旅游度假區。牛建調任黑涂鎮鎮長，李明已是市委常委，分管城建。

“小牛，黑涂是塊肥肉，也是塊燙手山芋。”臨行前，李明在辦公室意味深長地說，“把握好度。”

最初，牛建確實想把握這個“度”。但當他看到，一塊海邊荒地因為規劃調整，價值翻了一百倍；一個養殖戶因為拆遷，拿到了三套商品房和兩百萬補償款；那些來自省城、京城的開發商，提著整箱現金在他辦公室外排隊時，他心中的某個堤壩開始潰決。

2002年，黑涂鎮正式更名為“金海灣旅游度假區”，牛建任管委會主任、黨工委書記，黨政一肩挑。那一年，他在海邊有了第一棟別墅，開發商說“成本價”，他知道，那成本是土地，是規劃，是政策。

別墅面朝大海。牛建最喜歡站在落地窗前，看潮起潮落。妻子有些擔憂：“老牛，這房子太大了。”牛建擺擺手：“這是經濟發展的正常紅利。”

他學會了新詞匯：干股、咨詢費、項目合作。他建立了一套體系：工程給表弟的材料公司，設計給連襟的咨詢公司，綠化給小舅子的苗木基地。度假區建成了，牛家的家族企業也成型了。

2005年，李明提拔為漢東市委書記。三個月后，牛建升任漢東市副市長，進了常委班子。任命文件下來那天，他在辦公室坐了很久，然后給父親打電話。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建兒，別忘了你是農民的兒子。”

牛建沒忘。他給村里修了路，建了小學，翻新了祠堂。每次回鄉，鄉親們敲鑼打鼓，他坐在車里，看著窗外那些和他父母一樣黝黑的臉龐，心里既滿足又有些發虛。

副市長任上，牛建分管住建、國土、規劃。漢東市迎來了真正的開發狂潮。地產商、礦老板、投資客，各路人馬如過江之鯽。他的辦公室永遠排著隊，他的手機永遠在響，他的飯局永遠排到三個月后。

2012年，十八大召開了。妻子拿著報紙給他看反腐敗的新聞，牛建掃了一眼：“風暴刮一陣就過去了。”他把更多資金轉移到海外，用親戚的名字在各地購置房產，和商人的交往更加隱蔽。他覺得，自己在漢東經營二十年，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2014年初，牛建調任市人大副主任。明眼人都知道，這是退二線的前奏。朋友勸他：“正好急流勇退。”他笑笑：“是該休息了。”

他沒有休息。最后一班崗，他加快了動作。一個濱海地產項目，他在離任前三天特批了規劃調整，容積率從1.5調到3.0。開發商往他指定的賬戶打了一筆“感謝費”，數字大得他自己都心驚。

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那年秋天，漢東市的老百姓發現，市委大院門口的舉報箱換成了新的。接著，省紀委專項巡視組進駐漢東的消息傳開了。

起初，牛建并不擔心。二十多年來，他經歷過大大小小無數次檢查，每次都有驚無險。但這次不同，巡視組公開了電話、郵箱、接訪地點。更不同的是，那些曾經對他點頭哈腰的企業家，那些被他打壓過的下屬，那些拆遷戶、上訪戶，突然都有了聲音。

舉報信像雪花一樣飛來。巡視組找牛建談話，第一次是“了解情況”，第二次是“核實問題”，第三次，談話地點換到了市紀委的廉政教育基地。

2015年3月18日，春寒料峭。牛建被帶走時，辦公室窗外的玉蘭花正含苞待放。他回頭看了一眼，那盆養了八年的蘭花，剛剛抽出新芽。

審訊室里，牛建最初一言不發。直到辦案人員拿出他兒子在國外賬戶的流水，拿出他情婦的證詞，拿出那些他以為早已銷毀的賬本復印件。最后，辦案人員播放了一段錄像：他八十歲的老父親，拄著拐杖，在破舊的老屋里，對著鏡頭老淚縱橫：“建兒，咱把不該拿的都還了吧......”

牛建崩潰了。

庭審那天，他站在被告席上，聽到了一個天文數字：受賄金額1.2億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8000余萬元。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法官問他是否認罪。牛建張了張嘴，看向旁聽席。妻子、兒子、弟弟都在，唯獨沒有父親。后來他知道，父親在他被帶走后的第二個月就走了，臨終前一直喊著他的小名“建兒”。

“我認罪。”他說。

2016年秋，牛建在監獄里收到了兒子寄來的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話：“爸，我在老家包了塊地，種玉米。爺爺說過，土地最踏實。”

牛建把信折好，放在枕頭下。那天晚上，他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又回到了1983年的那個夏夜，他蹬著自行車，載著放映設備，在鄉間土路上顛簸。銀幕亮起，全場安靜，他站在放映機旁，膠片“嗒嗒”地轉動，光影在幕布上跳躍，也在那些仰起的臉龐上跳躍。

夢醒時，東方既白。牛建坐起身，看著鐵窗外那一方狹小的天空。遠處傳來號子聲，犯人們開始出工了。他慢慢穿好囚服，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父親蹲在公社書記家門口抽煙的那個下午。如果當時，父親沒有蹲那三個小時；如果當時，他安心做個農民；如果當時，第一次收到紅包時，他退了回去......

沒有如果了。

窗外，一群大雁正往南飛，排成人字形。牛建望著它們，直到最后一只雁消失在遠山的輪廓后。他想起不知在哪本書上看過的一句話：所有命運的饋贈，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只是這價格，他付不起，也不想付，卻不得不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