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昏迷中去世，廚師韓阿富得知后追悔莫及：這是我的失職啊

1976年9月8日的夜風，帶著一股說不出的涼意，從中南海的水面上慢慢吹過。院子里燈光昏黃，警衛員、醫護人員、工作人員來回穿梭，卻沒人愿意多說一句話，大家只是在各自的崗位上等候，仿佛明白什么，又誰都不愿承認那一刻真的要到來。

就在同一片夜色里，廚房那邊的燈一直亮著。煤氣爐的火反復點燃又關小，湯鍋里的熱氣一陣一陣騰起，又慢慢散掉。韓阿富守在灶臺旁，時不時揭開鍋蓋看一眼，又趕緊蓋上，生怕湯涼了。他不知道的是，這一晚的忙碌，將會成為他余生揮不去的愧疚。

有意思的是，關于毛主席生命最后一段時光，人們記住的，往往是病房里緊張的搶救、政治局委員的輪流值班，卻很少注意到另一處角落里，一個老廚師一夜未合眼，只盼著病床上的人能再醒一醒，哪怕只喝上半碗熱湯。

一切的伏筆，其實在幾年之前，就已經悄悄埋下。

一、從“腳底一劃”，看出大病的影子

當時負責為中央首長診治的，是北京某醫院的專家組。1974年前后，神經內科專家徐德隆教授接到一份特別的病歷：病歷上沒有姓名，只有年齡、性別和詳細的癥狀記錄。他心里非常清楚，這種病歷來頭不小，但該遵守的規矩半點不能亂，只能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病情本身。

那一天，他按照安排進了中南海。病人躺在床上，頭發已經花白，神情疲憊，卻仍顯得鎮定。徐德隆沒有多問一句，先是用棉花棒輕輕劃過腳底，病人的足底反應比較異常，接著又讓對方伸出舌頭，細細觀察舌肌是不是有萎縮、有無纖維顫動。那一刻，他心里其實已經有了推斷，卻不能貿然下結論。

經過幾次反復檢查，到1975年，醫療小組內部終于形成統一意見：病人的主要問題，是肌萎縮側索硬化癥。按照當時的醫學水平，這種疾病發病原因不明，既沒有特效藥，也談不上什么明確的治療方案，只能減輕癥狀，盡量延緩惡化。

這種病，起初不過是手指發抖、肌肉跳動，拿東西有點不穩。慢慢發展，手背消瘦、上肢無力，一側下肢也開始受累，隨后波及到全身肌肉。到后來，咀嚼困難、吞咽障礙，說話含糊不清，再往后，連呼吸都會受到影響。遺憾的是，這樣的病，對一個普通老人來說都極為折磨，對肩負著重大職責的領袖人物來說，更是一次嚴酷考驗。

毛主席還患有老年性支氣管炎，動一動就容易喘。他的眼睛也在退化，白內障逐漸加重，到了一定程度，閱讀已經非常吃力。

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保持著讀書的習慣。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圖書館就專門成立了一個服務小組，負責記錄和準備毛主席所需要的書籍、資料。哪本書從哪里調來，哪天借出、何時歸還，都有詳細登記。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即便視力每況愈下，他仍然堅持看書看報，看不清的時候，就讓身邊的張玉鳳坐在床邊，為他一篇篇念過去。

1975年7月的一天，天氣晴朗，空氣中難得沒有那么多悶熱和濕氣。那天毛主席睡了一個很踏實的覺，醒來以后精神狀態不錯。醫療小組注意到這個情況，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時機，于是建議考慮白內障手術問題。

唐由之大夫受命為他主刀。說到底，這也是一場風險和機遇夾雜的手術。唐由之心里壓力不小，卻也很有把握，認為成功率可以達到九成以上。毛主席也清楚眼前的利弊，他知道視力如果不改善，后面的工作會更加艱難，可一想到自己身上擔著的責任，心里不免又有些惴惴。

試想一下，一個已經接近八旬的老人，被推上手術床，心里難免會閃過這樣一個念頭：若有差池，還有多少事情來不及做？手術持續時間并不長，大約十五分鐘左右。過程中一切順利，醫生走出手術間時，身上的汗水幾乎把衣服浸透，但眼神卻放松下來。

一周后，拆掉繃帶，他睜開眼，努力辨認面前站著的人，一個個叫出名字。有的工作人員已經一年多沒被他親眼看見過，那一刻氣氛有些凝重，也有些激動。對于已經習慣模模糊糊世界的人來說，重新看清屋里的擺設、身邊的臉龐，難免會有一些復雜的情緒。

二、病中讀書，病榻前的最后一夜

進入1976年后，中南海里的節奏明顯緊張了一些。為了更好地觀察病情變化，整個醫療小組搬到距離毛主席住處更近的地方，輪班值守，幾乎二十四小時不離崗位。到了6月，病情出現明顯加重，呼吸方面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政治局委員也開始輪流在附近值班，以備隨時處理突發情況。

對于自己的身體狀況，毛主席不是毫無察覺。身邊人盡量不提“病情”兩個字，更不會細說醫學名詞，他卻懂得大家的顧慮。有時候，他只是用眼神示意一下，又或者用很吃力的聲音說一句：“不要緊，照常辦事。”

這種病讓他吃飯很困難。到后期，多數時候只能依靠鼻飼維持營養，真正能咀嚼下咽的東西不多。看書也變得非常費力，一會兒就累了，只能斷斷續續地讀。

到了9月8日晚上八點左右，情況突然出現了急轉直下的變化。病房里的監護儀器數據開始波動，他胸口起伏急促，臉色發白。昏迷之前，他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了一句：“我心里難受，快找醫生。”

話音剛落，醫護人員已經沖進病房，輪班的專家組全部到齊。各種搶救措施一一展開，各項藥物按規程迅速使用，心肺復蘇、輔助呼吸，沒有一項落下。每個人都很清楚，這幾乎是最后的關頭。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已經是9月9日零點10分，搶救記錄上劃下了一個沉重的時間點。醫務人員知道，所有能做的努力都已經做完，人世間的挽留，到這里也畫上了句號。

這時，廚房那頭的火還沒有徹底滅。

三、從西湖邊到中南海，一位廚師的“失職”

要理解韓阿富那句“失職”，還得把時間往前拉得更長一些。

1953年年底，毛主席在杭州視察工作，住在西湖邊的劉莊。當時的樓外樓飯店已經頗有名氣，杭州的廚師中，韓阿富雖然年紀不大，卻手藝扎實，尤其擅長做魚。這一次，接到通知說要為中央首長服務，他既緊張又興奮，只知道“有重要領導來”，卻沒人告訴他具體是誰。

那天清晨，他站在西湖邊，提著工具，正彎著腰撈魚。湖面上霧氣還沒散盡，岸上游人的腳步聲稀稀落落。忽然，一行人慢慢走近，走在前面的那位中年人，臉上帶著和善的笑意，卻又有股說不出的威嚴。

那張面孔，他似曾相識，卻一時沒反應過來。對方走到跟前，停住腳步，開口問：“你在干什么？”聲音不急不緩。

韓阿富愣住了，手里還拎著網兜，一時不知道怎么回答。隨行的王芳提醒了一句：“主席問你話呢。”這一聲“主席”，像在他耳邊炸響，他這才猛地反應過來，趕緊把手里的水甩一甩，連忙說：“我在撈魚，給首長做菜。”毛主席聽了，笑著叮囑：“注意安全，不要掉下去了。”

短短幾句對話，既簡單又親切。毛主席又隨口問他是哪里人，聽他說是紹興人，便隨即接了一句：“那你是魯迅的老鄉嘛。”談話不長，很快就繼續散步去了，但這一幕卻深深印在韓阿富的記憶里。

當天中午，他做了一道地道的西湖醋魚，火候掌握得恰到好處，酸甜適口。毛主席用餐后，對這道菜連連稱贊。正是這一次偶然的機緣，讓北京方面記住了這個年輕廚師的名字。

1954年，組織決定將韓阿富調往中南海，專門為毛主席掌勺。對一個出身貧寒的農村娃來說，這樣的安排幾乎難以想象。他背著簡單的行李進京，心里既光榮，又不免有些忐忑。

不過，到了北京之后，現實遠遠比他想的要“硬邦邦”得多。氣候干燥，飲食習慣和南方差別很大，中南海內部紀律森嚴，出入都要登記，日常生活圈子很小，幾乎沒有自由活動的空間。身邊沒有一個老鄉，沒有熟悉的口音，他時常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孤單。

時間一久，這種不適應越積越深。有一天，他終于鼓起勇氣找到張耀祠，說出想回杭州的念頭：“我實在待不慣，還是讓我回去吧。”語氣很真誠，也很堅定。張耀祠衡量了一下，只得同意他的請求，于是韓阿富悄悄離開北京，踏上了回鄉的火車。

回到杭州不過兩天，西湖公安分局的負責人就找上門來，語氣嚴肅地問他：“怎么就回來了？”面對質詢，他一股腦把心里的委屈都倒出來，北京太干，吃不到慣吃的大米，母親剛剛去世，家中還欠著50塊錢的債……話說到一半，對方就打斷了他：“這叫貪圖安逸，不顧大局，你這是從戰場上開小差。”

這一番話說得不客氣，卻也一針見血。韓阿富從局里出來，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里仔細一想，他意識到自己確實太顧自己情緒，沒有考慮到組織對他的信任。思前想后，他決定主動再去做檢討，表明愿意重新回到北京，為毛主席做飯。

局長聽后，態度緩和許多，不僅支持他回京，還特意給了他50塊錢，讓他先把家里的債務還清。兩個月后，經汪東興同意，韓阿富第二次踏進中南海。這一次，他一進門就暗暗下定決心——要在這里干一輩子，再也不提回杭州的事。

從1954年起，他就這樣在毛主席身邊，一做廚師就是22年。

在這二十多年里，他幾乎把毛主席的口味摸得一清二楚。毛主席喜葷不喜腥，海鮮吃得少，卻格外鐘情于帶點“鄉野氣”的菜式。紅燒肉、豬肚、水爆肚絲，江河里的小魚、小蝦，都是他愛吃的東西。魚頭、泥鰍，更是經常點名要做。

有一次，毛主席想吃泥鰍。韓阿富這才發現，自己連泥鰍到底怎么處理都不太懂。思索再三，他先用熱水燙死泥鰍，再下鍋炸至金黃，配上一些配料燒制。菜端上去后，毛主席吃得很香，夸味道不錯，他這才放下心來。

也有出岔子的時候。某天，菜里鹽放多了，口味明顯偏咸。吃到一半，毛主席叫人把他找來，問：“你姓什么？”韓阿富有點不知所措，以為主席真把他忘了，憨憨地答道：“姓韓。”毛主席笑了一下：“我看你不姓韓，叫你咸師傅吧。”一句玩笑話，說得大家都笑了，意思也很明確。自那以后，他做菜時對鹽就格外上心。

毛主席喜歡吃雞，尤其喜歡整雞上桌。有一回，韓阿富按照南方習慣，把雞頭、雞爪去掉，只留軀干部分端上去。毛主席看了一眼，半真半假地說：“這只雞怎么沒頭沒腳？該不是被韓師傅吃了吧？”他這才意識到自己考慮不周，后來再做雞，就保留雞頭雞腳，按老人的偏好來做。

到了晚年，毛主席對“叫花子雞”情有獨鐘。有時心情不錯，就開口吩咐一句：“告訴韓師傅，今天來只叫花子！”廚房里一聽這話，立刻行動，腌制、包裹、焐烤，忙得熱火朝天。菜端上去后，他吃得津津有味，偶爾還會點頭表揚一句。

還有一道讓人印象深刻的菜，是米粉肉。毛主席第一次吃韓阿富做的米粉肉，幾乎吃得一干二凈。過了一段時間，他又點名要這道菜，這次韓阿富多加了幾塊，心想主席一定會高興。果然，毛主席又把盤子清空。

誰知不久后，吳旭君跑來轉達：“主席說，你舍不得給他吃肉。”韓阿富聽了，哭笑不得：“明明已經加了，好幾塊呢。”吳旭君勸他：“那就再多上點吧。”從這以后，每次做米粉肉，他都會準備二十多塊，讓毛主席吃個痛快。

在這樣的日常相處中，這位廚師和這位老人之間，慢慢形成了一種樸素卻深厚的信任感。毛主席會在廚房門口聞著香味說“來看看韓師傅燒什么菜”，也會在火車上察覺餐車太熱，就叮囑廚師們輪流出去透口氣。一次在餐車里，他看到韓阿富只穿短褲、光著膀子忙活，笑著說了一句：“你最好把衣服穿上。”既關心，又不失幽默。

正因為感情深厚，到了1976年9月那一晚，韓阿富才會把“沒讓主席吃上最后一頓飯”看成一輩子難以釋懷的失職。

那天，按照醫生給出的食譜，他認真準備了四樣適合病人情況的菜——椰子雞湯、牛肉湯、魚肉湯、魚頭湯。這些菜都偏軟爛，主要以湯汁為主，既講究營養，又考慮到吞咽困難的問題。

他動作比平時更快一些，心里只有一個念頭：早點做好，萬一主席哪一會兒醒過來，就能立刻喝上熱湯。誰知道鍋里的湯還沒徹底熬好，病房那邊就傳來消息，說主席又一次陷入深度昏迷。

作為廚師，他無權走進治療現場，只能待在自己的崗位上。想到病情也許還有反復，他不敢讓湯冷掉，一遍一遍加熱，看看時間，再嘗一口味道，又把火關小。夜色逐漸沉下去，他就這么守在灶臺前，心里一半是盼望，一半是擔心。

終于，門外傳來腳步聲和低沉的議論聲。有人哽咽著說了一句：“主席……”后面的字沒說完，所有意思卻已盡在不言之中。韓阿富愣在那里，過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隨即整個人癱坐在凳子上，眼淚止都止不住：“主席是餓著肚子走的，這是我的失職啊。”

從醫學角度說，那一刻的毛主席，已經處于深度昏迷狀態，鼻飼是主要營養來源，普通的湯水恐怕很難再入口，更談不上“餓著肚子”。但在一個做了二十多年飯的廚師心里，領袖離開人世前那一頓熱湯沒喝到，就成了難以彌補的缺憾。

在他看來，自己陪伴了毛主席后半生，見證太多重要時刻，卻偏偏在最后一夜，沒能早一點把那幾鍋湯熬好。這種樸素的自責，與其說是工作上的“失職”，不如說是忠誠與感情積累到極致之后的一種爆發。

四、離開中南海之后，那些還在續寫的記憶

毛主席逝世之后，很多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陸續調離崗位，回到地方單位或安排退休。韓阿富也在之后的歲月里漸漸淡出一線，安靜地走進普通人的生活。

退休后，他和另一位曾在中南海工作過的廚師程汝明，一起在北京南長街北口的澤園酒家做業務指導。這家飯館不算很大，卻因為“中南海老廚師”坐鎮而頗有名氣。每年，總有一些曾經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會到這里小聚，李敏、李訥有時也會來。一旦這種場面出現，兩位老廚師往往親自下廚。

對他們來說，下鍋的不只是菜，還有一段無法割舍的往事。席間，大家聊起的也不僅是味道如何，更多是當年在中南海的點點滴滴——誰在什么場合說過什么話，主席某天夸了哪道菜，某次外出視察途中發生過哪些小插曲。

有記者上門，希望他講一講“主席飯桌上的故事”。韓阿富并不是很健談的人，可一提起那段日子，記憶仿佛突然被打開，很多細節竟然還那么清晰。他坦言，剛進中南海的時候，難說輕松，也談不上多艱難，真正難的是怎樣調整自己的心理，把離開家鄉的那份不適應慢慢消化掉。

他提到，毛主席對飲食其實沒有太多苛刻要求，從來不講排場，更不會讓人刻意準備山珍海味。但只要菜做得不對勁，還是會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一下——比如那句“咸師傅”，就是典型例子。說嚴厲不算嚴厲，說輕松又帶點分寸感，讓人既記住教訓，又不會感到難堪。

在外人看來，領袖人物和普通廚師之間的距離，似乎應該很遠。但在那些跟隨身邊多年的工作人員眼中，毛主席身上的親切感，往往通過這些生活小事體現出來。廚房里一陣油煙味，他循著香味走過來，問一聲“燒什么菜”；看到廚師們汗流浹背，就叮囑大家輪流出去透透氣；火車上的餐車悶熱，他進門說兩句輕松的玩笑話，又順手把門帶上。

不得不說，對于這些老同志來說，真正難忘的，既不是哪一道復雜的菜譜，也不是哪一次宴會有多隆重，而是主人對他們的那些看似普通、實際很溫暖的關照。也正是因此，韓阿富在回憶毛主席時，語氣里更多的是敬重和惦念，而非簡單的工作回顧。

歲月往前走，人終有老去的一天。韓阿富在晚年，談起自己這輩子最大的感受，大致可以概括成兩層。一個，是說不盡的幸運——一個出身貧苦的少年，竟然有機會為共和國的締造者掌勺二十多年，這是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另一個，是揮不去的遺憾——1976年那個夜晚，那幾鍋來不及端上的湯，像一塊石頭一樣，始終壓在心里。

這位廚師的“失職”，事實上很難用嚴格的工作標準來衡量。對于一名醫護人員來說，失職可能意味著漏掉一次檢查，誤用一種藥物；而對于一個把全部精力放在一日三餐上的人而言，臨終前的那一碗熱湯，便是他能想到的最高標準。

時間越久，這種樸素的標準，反而愈發打動人心。因為在這些不顯眼的角落里，可以看到一種很簡單卻很硬實的東西——把一件看似平凡的事，當成一輩子的職責，堅持到底，哪怕最后留下的是自責，也仍然不愿推脫半分責任。這樣的故事，或許正是那段歷史中另一個難以忽視的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