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政壇重量級元老、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歷史上首位黑人主席斯蒂爾在接受采訪時稱,“特朗普挑戰憲法、沖擊法治,這并不讓我意外。”“真正讓我震驚的是美國制度向惡霸統治投降的速度。”
斯蒂爾說這番話時,沒有憤怒,更多的是失望。這位前共和黨大佬如今成了對特朗普最嚴厲,也最清醒的批評者之一。
在斯蒂爾眼中,問題的核心,不是特朗普個人,而是整個制度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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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州政府、法院、律師事務所、大學、媒體、企業——這些曾經被視為“制度緩沖器”“權力剎車片”的機構,幾乎沒有組織起像樣的抵抗。
在特朗普再次執政的一年時間,斯蒂爾對特朗普執政策略的概括是“全面出擊,多點施壓。”
不是一條戰線推進,而是同時在多個方向發動沖擊,法律體系、高等教育、媒體生態、行政機構、國會程序,每一個單獨看,似乎還能應付;但同時疊加,制度立刻被超載。
斯蒂爾指出,“當系統被壓到極限時,堅持原則反而成了最昂貴的選擇。”于是,崩潰成了很多機構的“理性決策”。
特朗普在上任初期為了方便打擊政敵、削弱司法監督并鞏固行政權力對律師事務所動手了。白宮通過監管、項目審查、行政施壓,向律所釋放一個清晰信號:“要么配合,要么付出代價。”
2025年3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剝奪博欽律師事務所員工訪問國家機密的權限,并禁止其進入聯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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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以“不道德行為”為由威脅撤銷?寶維斯律師事務所與政府的合同,迫使其妥協。
這些都是美國一流的律師事務所,很快就選擇妥協了,其他律所紛紛跟隨選擇談判接受“和解”,同意提供符合特朗普政策優先事項的公益法律服務。
真正選擇起訴、正面抗爭的律所只是極少數。
斯蒂爾對此極為失望:“我原以為,律師至少會站得更久一點。”
如果說律所的妥協還可以用“商業理性”解釋,大學的退讓更讓斯蒂爾徹底寒心了。
特朗普政府凍結了給大學的超過50億美元的聯邦撥款和合同。給出的理由五花八門:反猶主義調查、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性問題、所謂“自由派意識形態偏見”。
這些指控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錢被凍住了。很快多數大學迅速低頭通過財務和解、調整政策接受監管條件。
真正選擇硬扛的,屈指可數,哈佛大學成了少數堅持不妥協的例外。
斯蒂爾總結稱,“一旦你向惡霸屈服,你就會永遠被欺負。”
斯蒂爾并不認為特朗普有什么“高深的計謀”,恰恰相反,特朗普的策略非常“原始”,但對制度卻異常有效:制造危機感、快速施壓、不給緩沖時間,讓對方在混亂中選擇最低風險方案——投降。
在這種節奏下,誰先扛不住,誰就成了示范案例。而示范效應一旦形成,后面的機構只會更快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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