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聲明：本文基于真實歷史人物和事件，結合公開歷史資料進行藝術化加工創作。文中對話、心理活動等細節為合理推測，目的是增強文章可讀性，核心史實均真實可考。參考資料：《血火鏖戰：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 《陳毅傳》《中國紀事》《毛澤東年譜》《陳毅年譜》《項英傳》
01
1934年秋，瑞金紅軍總司令部的作戰室里，氣氛凝重，幾個身穿灰布軍裝的人進進出出，他們的步伐很快，但臉上卻寫滿了壓抑。
如果你是一個后來者，翻開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書，你會看到一幅宏大的畫卷：紅軍主力開始戰略轉移，二萬五千里，爬雪山、過草地，最后在陜北勝利會師。
這是一個英雄的史詩，是紅色的傳奇，是大江南北傳唱的故事。
這叫“長征”。
但是，歷史往往還有另一面。
當主力紅軍不得不離開他們經營了多年的家時，這棵大樹開出了兩朵花。
一朵叫長征，它最終結出了勝利的果實；
而另一朵，留在了南方，留在了那片即將成為修羅場的土地上，這朵花的名字，叫“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它不討喜，甚至有些凄涼。
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只有無盡的搜捕、饑餓、背叛和死亡。
但這朵花，是用血澆灌出來的。
事情要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說起。
其實失敗并不可怕，勝敗乃兵家常事，打不過就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但問題在于，當時的中央蘇區，不僅是打不過，連跑都成了一個技術活。
那時候的掌舵人是博古，他很年輕，二十多歲，戴著一副眼鏡，書生氣十足。
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可能是一個優秀的學者、教授，或者是一個激進的青年作家。
但不幸的是，他站在了那個位置上。
在這個位置上，年輕不是資本，而是災難。
因為他要面對的對手，是蔣介石，是一個在軍閥混戰中摸爬滾打、殺人如麻的老江湖。
博古很慌，雖然他表面上還要維持著中央負責人的威嚴，但他的內心早已亂成了一鍋粥。
旁邊的李德，那個來自遙遠國度的軍事顧問，除了發脾氣和在那張并不精準的地圖上畫圈圈外，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像樣的辦法。
在總司令部的一個角落里，有一個年輕的紅軍通訊員正在整理檔案。他的名字我們已經無從考證，我們姑且就稱他小張吧。
那天，他的任務是銷毀文件，在這一堆即將化為灰燼的紙張中，他無意間看到了兩份名單。
一份名單很長，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那是隨軍轉移的隊伍；
另一份名單很短，短得讓人心寒，那是留下來的人員。
小張的手開始顫抖。
他是個聰明人，他知道這兩份名單意味著什么。
隨軍轉移，前途未卜，可能是九死一生；
而留下來的人，面對幾十萬大軍的鐵桶合圍，幾乎就是十死無生。
他看到了幾個熟悉的名字。
項英、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毛澤覃、劉伯堅、陳潭秋、陳毅。
這些人都是久經考驗的同志，有很豐富的斗爭經驗，培養他們很不容易，后來很大一部分都犧牲了。
博古沒有盡可能把這些人帶上，很欠考慮。
更欠考慮的是，他留下了這么多有經驗有地位的干部，卻沒有組織成一個有力量的留守班子。
每一個名字，都像是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他的心頭。
他想不通，為什么是他們？
為什么是項英留下來主持大局？
為什么像瞿秋白這樣的文弱書生也要留下？
最讓他感到困惑的是，他在那份長長的“走”的名單里，看到了那個人的名字——教員。
在這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那個人都被排擠在決策圈之外，甚至被剝奪了軍權。
按照博古和李德的邏輯，這樣一個“不聽話”的人，理應被留下來，甚至可以說，留下來對他來說是一種變相的放逐。
但為什么最后又帶上了他？
是誰在最后關頭劃掉了他的名字，把他從死神的手里拉了回來？
通訊員小張不敢再想下去。
他顫抖著劃燃了火柴，火苗吞噬了那兩份名單。
紙張卷曲、變黑，最終化為灰燼。
但他不知道，這把火，燒掉的不僅僅是幾張紙，更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在那個陰雨連綿的秋天，無數人的命運，就在這幾張紙上，被悄無聲息地決定了。
02
關于紅軍為什么要跑，民間流傳著一個很傳奇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主角叫莫雄。
1934年的10月，廬山牯嶺。
蔣介石在這里召開了一次秘密軍事會議。老蔣這次是下了血本，他召集了上百萬大軍，準備對中央蘇區來一次徹底的清算。
這個計劃有一個很響亮的名字——“鐵桶合圍”。
聽名字就知道，這不是請客吃飯，這是要命的。
老蔣的計劃是，用百萬大軍像鐵桶一樣把瑞金圍起來，然后一步步壓縮，最后把紅軍困死在里面。
莫雄，當時是國民黨德安專員，因為剿共有功，被老蔣特邀參加會議。
但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中共的朋友，或者說是同情者。
會議結束后，莫雄拿到了一份絕密的計劃書。
這東西要是泄露出去，是要掉腦袋的。
但他沒有猶豫，轉手就交給了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
項與年的故事更精彩。
為了把這份情報送出去，他不僅要穿過重重封鎖線，還要把自己偽裝成乞丐。
為了演得像，這哥們兒也是個狠人，拿起磚頭，硬生生敲掉了自己的四顆門牙。
滿嘴是血，衣衫襤褸，就這樣，他混過了關卡，把情報送到了瑞金，交到了周恩來的手里。
據說，周恩來看到情報后，大驚失色，這才下定決心，立刻轉移。
這個故事很精彩，有孤膽英雄，有苦肉計，有千鈞一發的情報戰。
聽起來很爽，很符合我們對傳奇歷史的想象，這事兒確實真實存在，莫雄的情報確實重要，項與年的犧牲也確實偉大，沒有項與年把蔣介石的布防圖及時送過來，對于蘇區紅軍的轉移確實麻煩不小。
后來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在談及此重要的“四角號碼情報”時說，“搞情報的同志是有功勞的”。
但很遺憾，這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比這還要殘酷得多。
如果你以為紅軍是因為這一份情報才決定長征的，那你就太小看博古和李德了，也太小看蔣介石了。
十萬人的大轉移，涉及到糧草、彈藥、人員安置、路線規劃，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怎么可能因為今天收到一份情報，明天就拍板走人？
如果是那樣，紅軍早就亂套了。
真正讓紅軍待不下去的，不是這一份突如其來的情報，而是一個早在1933年就開始的陰謀。
這個陰謀不靠奇謀妙計，靠的是笨辦法。
蔣介石這個人，打仗微操不行，經常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但他有一個優點，就是有錢，而且聽話——聽德國顧問的話。
德國人告訴他，對付紅軍這種靈活的對手，不要追著打，要穩扎穩打。
怎么個穩法？
修碉堡。
于是，一場浩大的土木工程開始了。
從1933年開始，蔣介石就在蘇區周圍瘋狂修碉堡。
1933年10月，江西全省有碉堡1157座。
1934年2月，這個數字變成了6053座。
長征前夕的1934年10月，碉堡數量已經激增到了14294座！
這是一種什么概念？
這就好比你在家里睡覺，醒來發現門口被人砌了一堵墻。
你把墻拆了，第二天發現又砌了兩堵。
你再拆，第三天變成了四堵。
最后，你連門都出不去，連窗戶都被封死了。
這就是令人窒息的“堡壘政策”。
配合碉堡的，是經濟封鎖。
蔣介石把蘇區劃成了鐵桶，所有的物資，食鹽、布匹、藥材，甚至是一根針、一根線，都嚴禁流入蘇區。
抓到走私的商人，不管你是誰，不管你賣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包鹽，直接槍斃。
這招太毒了。
紅軍不怕打仗，哪怕是槍林彈雨，只要有活動空間，就能打運動戰。
但紅軍也是人，要吃飯，要穿衣，傷員要用藥。
到了1934年秋天，中央蘇區的資源已經徹底枯竭，中央紅軍已經失去了控制地區的58%，只剩下六個縣了。
沒有鹽吃，戰士們渾身無力；沒有藥，輕傷就能變重傷，重傷就是死路一條；沒有糧食，連野菜都被挖光了。
這才是真相。
不是因為一份情報，而是因為活不下去了。
那個曾經生機勃勃的紅色蘇區，已經被勒得喘不過氣來。
博古和李德雖然能力不行，但他們不是瞎子。
他們看著地圖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碉堡符號，看著倉庫里見底的糧食，心里比誰都清楚：再不走，就真的要死在這里了。
莫雄的情報，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對于留下來的項英和陳毅來說，這不僅僅是鞭響，更是喪鐘。
因為當主力紅軍跳出這個鐵桶的時候，他們被留在了桶底。
而決定他們生死的那個蓋子，正在被蔣介石緩緩合上。
03
瑞金，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室。
這里是權力的中心，也是決定的源頭。
坐在主位上的，是年僅27歲的博古。
此時的他，眉頭緊鎖，手指不停地敲擊著桌面，那種毫無節奏的“篤篤”聲，暴露了他內心的慌亂。
他太年輕了，年輕到還沒有學會如何掩飾自己的恐懼。
在他的對面，坐著李德。
這個德國人，有著典型的歐洲人面孔，高鼻梁，深眼窩。
他嘴里叼著煙斗，神情傲慢。雖然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但在會議桌上，他依然保持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仿佛那些死去的紅軍戰士，只是他沙盤上的數字，而不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而在兩人之間，坐著周恩來。
他看起來很疲憊，胡茬已經冒了出來，眼窩深陷。
但他依然保持著那種特有的沉穩。
他像是一臺精密的儀器，在瘋狂運轉的同時，還要努力維持著這架即將散架的機器的平衡。
會議的主題很簡單，也很殘酷：誰走，誰留。
這真的是一道送命題。
其實早在1934年5月，也就是長征開始前的五個月，中央就已經決定要進行戰略轉移了。
當時最早明確提出，從中央蘇區突圍的人是李德，李德提出了這個建議，中央書記處會議經過一番討論后同意了。
博古還專門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
但問題是，怎么走？
博古很糾結。
他是一個有著強烈政治包袱的人。
對他來說，中央蘇區不僅僅是一塊地盤，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他在共產國際面前的成績單。
放棄瑞金，就等于承認失敗。
承認失敗，就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可能要畫上句號。
所以，他一直在猶豫。
他在心里無數次地想要畫下一個“X”，代表徹底放棄，代表壯士斷腕。
但每一次，他的手都在半空中停住了。
“真的守不住了嗎？”他問自己，也問李德。
李德吐出一口煙圈，用生硬的中文夾雜著德語說道：“只有轉移，才能生存。這里，已經沒有戰術空間了。”
道理都懂，但做決定太難。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教員總結的這個道理不難懂，難的是執行。
為啥很多人明明讀了很多書，大道理講的頭頭是道舌燦蓮花，卻還是過不好這一生？
因為拎不清。
正是這種猶豫，導致了決策的滯后。
中央蘇區來之不易，犧牲了那么多同志，作了那么多的努力，才最終有了這樣的成果。
結果說丟棄就丟棄，不僅情感上很難割舍，心理上也要承受很大的負罪感。
紅軍轉移了，蘇區的老百姓會落入何種處境呢？
甚至到了長征前夕，很多高級干部都不知道要走，更別提普通戰士和群眾了。
但這個準備很不充分，還是秘密進行的。
因為李德認為：“突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李德的建議下，博古還真信了，壟斷了有關長征的信息。
這種向中高層隱藏戰略目標的行為，違背了紅軍一直以來的傳統。
各部隊將領和政治工作者不知道接下來要干什么，對內部團結和士氣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各項工作的展開也都受到了限制。
雖然書記處做出了戰略轉移的決策，可那個時期，所謂的中央書記處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詞。
其他委員和重要領導，對長征的很多事情，具體的轉移時間和政策，都不知情。
張聞天這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也是等到九月份才明確知道了長征的消息，不僅張聞天，就連籌備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很多消息都不知道。
最終的名單還是要定的，這是一個極其殘忍的過程。
這就好比一艘即將沉沒的巨輪，救生艇只有那么多，船長必須決定誰能上船，誰必須留在船上隨之沉沒。
博古和李德掌握著生殺大權。
他們的標準很簡單，也很主觀：聽話的，有用的，帶走；不聽話的，身體不好的，甚至是有威脅的，留下。
這就是為什么瞿秋白被留下了。博古不喜歡他，而且他有肺病，是個“累贅”。
這也是為什么何叔衡被留下了。他太老了，而且因為反對肅反，早就被撤了職。
至于項英……
項英是博古的盟友，是“自己人”。
在這個關鍵時刻，必須要有一個信得過的人留下來看家。雖然這個家已經快要塌了，但必須要有人頂著。
項英，就是那個頂梁柱。
但還有一個最棘手的問題：教員怎么辦？
按照李德的意思，這個人太危險，不能帶走。他在軍隊里的威望太高，一旦帶走，隨時可能奪權。
博古也猶豫。他當然知道教員的能力，但也正是因為這種能力，讓他感到害怕。
一個平庸的領導者，最怕的往往不是敵人的強大，而是下屬的才華。
教員原本也在留守名單里，這時候，周恩來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沒有直接和博古吵，也沒有拍桌子。他只是淡淡地陳述事實：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如果不帶走他，怎么向全黨全軍交代？怎么向共產國際交代？
更重要的是，周恩來心里清楚，這一走，前路茫茫，如果沒有那個人的智慧，紅軍可能真的走不到終點。
還有劉伯承，他因為此前跟李德吵過一架，也上了留守名單，周恩來爭了一下，才給他帶上。
不管怎樣，教員的名字，最終被寫進了“走”的名單里。
這一筆，救了教員，也救了紅軍，救了中國革命。
而那些被留在名單另一側的人，他們的命運，在那一刻，注定走向了悲劇。
04
長征前夜，李德的住處，那盞煤油燈忽明忽暗，像極了當時紅軍的前途。
屋子里坐著三個人。
主人是李德，那個手里拿著指揮棒，卻把紅軍指揮得暈頭轉向的德國人。
客人是項英，當時黨內地位極高的大佬。
還有一個配角，叫伍修權，他是翻譯，負責把中文變成俄語或德語，再把洋人的指示變成中文。
項英深夜造訪，當然不是來找李德喝咖啡的，也不是來探討德國哲學的。
他是來告狀的。或者說，是來“進讒言”的。
在聊那天晚上的對話之前，我們得先剖析一下項英這個人的心理。
在很多歷史劇中，項英往往被塑造成一個刻板、固執甚至有些反面的形象。但在真實的歷史中，人是復雜的。項英是個好同志，這一點毋庸置疑。他是工人出身，搞罷工起家，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黨忠誠，對革命事業一腔熱血。
但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偏見。
他對那個被大家尊稱為“教員”的人，有著一種近乎本能的排斥。
這種排斥，既有性格上的不合，也有路線上的分歧。
在項英看來，教員那一套“農村包圍城市”、“游擊戰十六字訣”，簡直就是“土包子”打法，一點都不“布爾什維克”。
項英是喝過洋墨水的（去過莫斯科），又長期和博古這種“海歸派”混在一起，自然覺得正規戰才是王道，教員那一套是“狹隘經驗主義”。
更重要的是，項英覺得教員這個人，太“難搞”。
他不聽話，愛頂嘴，動不動就還要批評中央。在那個講究“絕對服從”的年代，教員就是個異類。
于是，在那天晚上，項英決定做點什么。
今晚，他來找李德，就是為了這件事。
項英坐在那張硬板床上，手里捧著一杯熱水，但并沒有喝。
他的眼神有些閃爍，似乎在斟酌詞句。
畢竟，有些話不能說得太直白。
項英終于開口了，聲音壓得很低，“顧問同志，大部隊馬上就要轉移了。關于人員安排，我有幾句話想說。”
伍修權把這句話翻譯成了俄語。
李德挑了挑眉毛，示意他繼續。
項英頓了頓，似乎在尋找合適的形容詞，“毛澤東這個人……他在軍隊里很有影響力，尤其是在下層官兵中。”
李德點了點頭，這點他承認。
雖然他看不起教員的戰術，但他無法否認教員的威望。
項英的話鋒一轉，語氣變得嚴厲起來，“但是，他一直反對中央的決策，反對您的戰術指導。如果讓他隨軍行動，在路上，一旦局勢發生變化……”
項英沒有把話說完，但他做了一個手勢，那是一個意味著“奪權”或者“分裂”的手勢。
李德沉默了。
項英的意思很明確：教員是個危險分子，是個定時炸彈。最好的辦法，是把他留下來，或者剝奪他的一切權力，讓他翻不起浪來。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政治排擠。
在那個生死存亡的關頭，項英想的不是如何團結一切力量突圍，而是還在擔心教員會搶班奪權。
這就是格局的問題。
李德聽懂了項英的暗示。
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也承認，項英當時確實警告了他，讓他提防教員。
但諷刺的是，正是這種警告，反而讓李德和博古產生了一種誤判。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既然教員這么危險，如果不帶在身邊看著，萬一留下來，他利用在蘇區的威望，拉起一支隊伍搞獨立怎么辦？
與其讓他留在后面當“山大王”，不如帶在身邊，放在眼皮子底下。反正現在軍權在李德手里，黨權在博古手里，教員只有一個虛名，能翻出什么浪花？
這就是博古和李德的“陽謀”：把教員當成一個不僅沒有實權，還要被時刻監控的“隨軍家屬”。
這就是歷史的黑色幽默。
項英想把教員排擠出長征隊伍，結果反而促成了教員的隨行。
他想給教員挖個坑，結果教員順著這個坑，不僅走出了蘇區，還走到了遵義。在那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小樓里，教員正是利用了隨軍行動的機會，在擔架上和王稼祥、張聞天一路聊，一路做工作，最終實現了偉大的轉折，拿回了舵手的位置，挽救了這艘即將沉沒的巨輪。
如果當時教員真的被留下來了，歷史會變成什么樣？
也許他會像瞿秋白一樣犧牲；也許他會像項英后來那樣，在深山老林里苦斗三年。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了教員的紅軍主力，大概率是走不到陜北的。
而項英自己呢？
他作為博古最信任的人，被留了下來。
他以為自己是在堅守陣地，是在為中央看家。但他不知道，他正在跳進一個巨大的火坑。
在這個火坑里，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只有無盡的苦難。
那天晚上，當項英走出李德的房間時，外面的雨還在下。他緊了緊身上的大衣，消失在夜色中。
他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確的事。
但他不知道，命運的齒輪，在這一刻，已經無情地碾壓了過來。
那個被他嫌棄的人，即將走向輝煌；而他自己，將在接下來的三年里，面對地獄般的磨難，并在數年后，走向那個更加悲劇的結局——皖南事變（此事項英自己也要負責任）。
他把生的機會推給了別人，把死的考驗留給了自己。
這，或許就是宿命。
05
1934年的10月，中央分局成立大會的現場，氣氛冷得像冰窖。
這不是比喻，是真的冷。
大家都知道，主力要走了，留下來的就是一群“棄子”。
雖然嘴上不說，但每個人心里的那桿秤都明鏡似的。
博古站在臺上，宣讀中央的決定。
他的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在眾人的心上。
“中央分局成立，項英同志任書記……”
項英站了起來，面無表情地敬了個禮。他是個服從性很強的人，組織讓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會毫不猶豫地跳下去。
緊接著，博古頒布了給留守部隊的訓令。
這個訓令，后來被證明是一個巨大的坑。
訓令的核心內容就一句話：保衛蘇區。
怎么保衛？
博古拿出了一張地圖。
他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圈，圈住了瑞金、會昌、于都、寧都這四個縣城。
博古指著那個圈說道，“這就是我們要堅守的‘三角地區’。主力轉移后，你們要依托這個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牽制敵人，保衛我們的紅色首都，等待主力回援。”
聽起來很美好，很有氣勢。
但在場的明眼人，比如陳毅，心里早就罵開了。
這簡直是開國際玩笑！
主力紅軍十萬人，裝備精良（相對而言），有教員、朱老總這樣的頂級軍事家（雖然當時沒指揮權），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都被打得沒脾氣，不得不打包跑路。
現在主力走了，留給項英的是什么？
一萬六千人。
而且這一萬六千人，大部分是老弱病殘，是各部隊淘汰下來的，或者是剛剛招募的新兵。
裝備差，沒幾挺機槍；士氣低，大家都人心惶惶；彈藥缺，打一顆少一顆。
而他們的對手是誰？
是國民黨的正規軍，是薛岳、顧祝同、陳誠、何鍵、周渾元等國民黨名將，是裝備了德國大炮、飛機的幾十萬大軍。
用一萬六千殘兵，去對抗幾十萬全副武裝的敵人，還要死守這么大一塊地盤？
這不叫保衛，這叫送死。
這就好比讓一只螞蟻去絆倒一頭大象，而且還要規定這只螞蟻必須在原地絆，不能跑。
項英看著地圖上那個被紅筆畫出來的“三角圈”，眉頭緊鎖。
他不是傻子，他也知道敵我力量懸殊。
他在地圖前站了很久。那個紅圈，就像是一道絞索，勒得他透不過氣來。
按照常理，這時候作為一個指揮官，應該提出異議。
應該告訴博古：這不可能，我們守不住，必須化整為零，必須鉆山溝，必須放棄城市。
但是，項英沒有。
他習慣了聽博古的話，習慣了執行上級的命令。在他看來，質疑中央的決定，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誠。
而且，他還抱有一種幻想。
他覺得，主力紅軍只是“戰略轉移”，也許過幾個月就打回來了呢？也許敵人會被主力吸引走，蘇區的壓力會減輕呢？
所以，他選擇了沉默。
他轉過身，對博古說道：“堅決完成任務。”
這六個字，字字千鈞。
臺下的陳毅，看著項英那張堅毅卻又盲目的臉，無奈地嘆了口氣。
他知道，這個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賭局。
而博古，作為莊家，已經帶著籌碼跑了，留給項英的，只有一張爛牌，和一屁股的債。
我們作為后來者，擁有上帝視角，看著這一幕，會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你會想沖進去搖醒項英：別傻了！快跑！快進山！別守什么瑞金了！
但你做不到。
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留在蘇區的主角團，懷揣著一種悲壯的英雄主義，一步步走向那個早已挖好的深淵。
歷史的殘酷，就在于它的不可逆。
博古畫完那個圈，心滿意足地走了。他覺得他安排好了一切，即便蘇區丟了，那也是留守部隊執行不力，他的戰略部署是完美的。
那個紅色的“三角圈”，最終成為了無數留守紅軍戰士的埋骨之地。
06
陳毅那時候的日子，過得很慘，真的很慘。
他兩個月前在興國老營盤戰斗中掛了彩，右大腿被炮彈碎片擊中，粉碎性骨折。
這傷要是放在現在，做個手術，打個鋼板，養幾個月也就好了，頂多以后變天的時候腿有點酸。
但在那時候，這傷是要命的。
他躺在紅色醫院的病床上，腿腫得像個大蘿卜，疼得鉆心。
更要命的是，因為沒有X光機的電源，醫生沒法確定碎骨的位置，手術一直拖著沒做。
身體上的痛還在其次，心里的痛才更折磨人。
陳毅是個敏感的人。這幾天，他發現醫院里的氣氛不對勁。
醫生護士們都在忙著打包東西。藥品、紗布、手術器械，能帶走的都在裝箱。
連那臺沉笨的X光機，也被拆卸了下來。
那種忙碌，帶著一種逃難般的慌亂。
陳毅躺在床上，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
沒人來通知他要干什么，也沒人告訴他該去哪里。
他被遺忘了，或者更準確地說，他被“拋棄”了。
陳毅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自己在博古那里的“政治待遇”。
因為之前不愿意配合博古批斗“羅明路線”，不愿意跟著罵教員，他早就被邊緣化了。
現在大部隊要跑路，帶誰走，不帶誰走，那是很有講究的。
像他這樣的“刺頭”，又是重傷員，是個累贅，被留下的概率極大。
如果只是留下打游擊，陳毅不怕。
他是個老游擊隊員了，井岡山時期就跟朱毛一起鬧革命，什么苦沒吃過？
但他怕的是這種“不明不白”的留下。
如果是被組織拋棄，扔在醫院里自生自滅，那還是個共產黨員的死法嗎？
不行，得自救。
陳毅讓人找來紙筆。他要寫信。
給誰寫？
博古？肯定不行。那家伙正煩著呢，而且本來就不待見自己。
李德？更不行。那是洋鬼子，話都說不通。
想來想去，只有一個人——周恩來。
周恩來是他的老戰友，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認識，后來又一起搞南昌起義。
這交情，是過命的。
但這就考驗陳毅的政治情商了。
這信怎么寫？
如果直接問：“老周啊，你們是不是要跑路了？帶不帶我啊？”
這就太不懂事了。這是軍事機密，你這么問，讓周恩來怎么回？
如果抱怨：“博古那小子是不是想害死我？”這就更不行了，這是搞分裂，搞宗派主義。
陳毅想了半天，寫了一封絕妙的信。
信的內容很簡單，只字不提轉移，只字不提政治。
他就說了一件事：我的腿傷很重，需要做手術，但是X光機沒電源，用不了。能不能請周副主席幫忙解決一下電源問題？
這封信寫的很高明，他傳遞了兩個信息：
第一，我還活著，還沒死呢，別把我忘了。
第二，我是個傷員，需要組織關心，但我還是相信組織的，我沒有亂打聽，也沒有發牢騷。
這就給了周恩來一個臺階，也給了周恩來一個介入的理由。
周恩來收到信后，立馬就明白了。
他是個厚道人，也是個明白人。
他拿著信去找博古，說陳毅同志的腿傷不能再拖了，得趕緊治。
順便，也把陳毅的去留問題擺到了臺面上。
既然周恩來都開口了，博古也不好再裝傻。
于是，決定下來了：陳毅留下，但這事兒得有人去跟他說。
第二天，周恩來帶著一臺從電臺拆下來的汽油發電機，親自來到了醫院。
看到老戰友躺在床上，腿腫得老高，周恩來的眼眶濕潤了。
他發了一通火，責怪醫院為什么不早點給陳毅做手術。
有了電源，X光機轉起來了，手術很成功。
手術后，周恩來坐在陳毅的床邊，握著他的手。
沉默了許久，周恩來終于開口了。
“陳毅同志，我們要走了。”
這句話雖然早有預料，但真的從周恩來嘴里說出來，陳毅的心里還是咯噔了一下。
“中央決定，你留下來。”
周恩來接著說，“你是高級干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但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威望高，熟悉情況，又懂軍事。項英沒打過游擊，需要你輔助他。”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通知。
說是“需要你”，其實就是“帶不走你”，或者是覺得你更適合留下來當“烈火真金”。
這時候，如果陳毅發牢騷，罵娘，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陳毅沒有。
他看著周恩來那雙充滿歉意和疲憊的眼睛，只說了一句話：“我沒有意見，堅決服從組織決定。”
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的覺悟。
在那一刻，周恩來緊緊地握了握陳毅的手。
此時無聲勝有聲。
此后幾十年，哪怕是回憶起那次差點犧牲的經歷，陳毅也沒說過半句牢騷話。
只在一次會議中這么說過：紅軍戰略轉移這么大一個事，對其他人保密也就算了，但理應跟留守大員提前做好溝通，給以時間準備。
結果博古和李德這兩個人為了所謂的保密，竟然在紅軍開拔前才突然告知項英和陳毅。
把這兩個人打得措手不及。
更別說陳毅骨折手術這個事了，要不是他主動寫信，手術鐵定是做不成的。一個失去行動能力的高級干部，在大部隊撤走后，是無法跟清剿敵人周旋的，結局基本是注定的。
可見博古制定的戰略轉移計劃，準備的有多么不充分。
這樣的行為超出了常理，違背了紅軍的指揮慣例，讓人無法理解。
也不怪后來教員批評博古等人是在慌忙中撤出的蘇區。
07
如果你是1934年10月的瑞金老百姓，你早上一睜眼，發現瑞金的街頭，看起來和平常沒什么兩樣。還是會看到熟悉的景象：那個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依然在運轉。
各部委的大門敞開著，工作人員夾著公文包進進出出，臉上掛著職業的嚴肅。蘇維埃郵政局的郵遞員依然騎著自行車，叮鈴鈴地穿過大街小巷，把信件送到每一戶人家手里。
甚至連那個最能代表蘇區喉舌的《紅色中華》報，也依然在按時出版。
報紙上的頭版，依然是那些讓人熱血沸騰的口號：“擴大紅軍！”、“支援前線！”、“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文章里還在號召大家多繳公糧，多做軍鞋，仿佛那個即將到來的冬天，和往常的每一個冬天并沒有什么不同。
這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正常得讓人感到安心。
但這種正常，是演出來的。
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規模宏大的“楚門的世界”。
導演這場戲的，是博古和項英，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掩護主力轉移。
要讓十萬人悄無聲息地消失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這幾乎是個魔術。
為了不讓蔣介石警覺，為了不讓那幾十萬大軍立刻撲上來咬住紅軍的尾巴，唯一的辦法就是——假裝我們還在。
于是，所有的機關都不撤牌子，所有的人員都不換制服。
留下來的人，不僅要干自己的活，還要干主力紅軍走了之后留下的活。
他們要制造出一種喧囂的假象，要讓天上的偵察機看到地面上依然紅旗招展，依然人頭攢動。
這是一場最高級別的機密行動。
除了核心層的幾個人，絕大多數干部、戰士，以及全部的老百姓，都被蒙在鼓里。
這確實起到了作用。
蔣介石那邊雖然有著強大的情報網，有著德國顧問團，但在紅軍主力剛剛開始移動的那十多天里，他們確實懵了。
東路的敵人以為紅軍還在瑞金睡大覺，不敢輕舉妄動；北路的敵人還在按部就班地修碉堡，生怕紅軍反撲；南路的“南天王”陳濟棠還在盤算著怎么和紅軍做生意，保住自己的地盤。
這十多天，是黃金般的十多天。
紅軍主力利用這個時間差，跳出了第一道封鎖線，把死亡甩在了身后。
但是，任何計謀都是有代價的。
這場“空城計”的代價，是由留守部隊和蘇區百姓來支付的。
這很殘忍，但是沒有辦法，用現在的話說，總要有一部人成為那個代價。
因為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好得過了頭。
對于留守的干部來說，這是一種災難。
他們很多人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主力已經走了。
這意味著他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沒有任何物資儲備，甚至連怎么打游擊、怎么疏散群眾的方案都沒有來得及細化。
當真相大白的那一刻，那種被拋棄的恐慌感，瞬間就能摧毀一個人的心理防線。
而對于蘇區的百姓來說，這更是一種殘忍。
在瑞金城外的一個小村莊里，住著一位老大娘。她的三個兒子都參加了紅軍，兩個已經犧牲了，只剩下一個還在隊伍里。
那天，她提著一籃子雞蛋，顫顫巍巍地來到了村口的紅軍哨卡。
那是她家里僅剩的一點好東西了。
她想把這些雞蛋送給紅軍戰士補補身子，好讓他們有力氣打勝仗。
站崗的是一個年輕的小戰士，大概只有十六七歲。他也是被留下來的一員，雖然他還不太明白這意味著什么。
老大娘拉著小戰士的手，渾濁的眼睛里滿是希冀：“孩子啊，主力紅軍什么時候打大勝仗啊？國民黨的飛機天天在頭上飛，大家都盼著你們能把他們趕走呢。”
小戰士看著那一籃子溫熱的雞蛋，喉嚨像是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他知道真相。
就在昨天晚上，連長偷偷告訴過他們，主力已經走了，去很遠的地方了。
這里，馬上就要變成戰場了。
但他不能說。
這是紀律，是鐵的紀律。
泄露主力轉移的消息，是通敵，是死罪。
小戰士只能含著眼淚，接過那籃雞蛋，強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大娘，您放心，快了，馬上就打大勝仗了。我們一定能贏。”
大娘聽了，高興地走了。
她那佝僂的背影在夕陽下拉得很長，顯得那么單薄，那么脆弱。
小戰士轉過身，背靠著掩體，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
他手里緊緊攥著那籃雞蛋，卻怎么也吃不下去。
他知道，大娘盼望的那個“大勝仗”，可能永遠也不會來了。
等待她的，將是國民黨還鄉團的屠刀，是血洗村莊的慘劇。
而他自己，和這一萬六千名留守戰友一樣，將成為這片土地上最后的祭品。
這種虛假的繁榮，維持了大約十多天。
直到十月下旬，蔣介石才猛然醒悟：娘希匹！上當了！紅軍主力跑了！
老蔣很生氣，后果很嚴重。
他一方面命令薛岳等主力部隊瘋狂追擊長征紅軍，另一方面，他把怒火全部傾瀉到了這個被“遺棄”的中央蘇區身上。
留守部隊錯過了最佳的分散突圍窗口期。
如果早十天，哪怕早五天，趁著敵人還在修碉堡、還在猶豫觀望的時候，化整為零，鉆進深山，損失可能會小得多。
但為了掩護主力，他們必須釘在這里，必須演完這場戲。
戲演完了，幕布落下。
舞臺上，只剩下了一地雞毛，和一群不知所措的演員，而臺下，那些磨刀霍霍的觀眾，已經沖上了舞臺。
08
中央分局的指揮部里，電報機“滴滴答答”的聲音就沒有停過。
但傳來的，大多不是好消息。
“寧都告急！”“長汀失守！”“瑞金外圍發現敵軍主力！”
每一份戰報，都像是一記重錘，砸在項英的心頭。
項英坐在地圖前，臉色鐵青。作為留守部隊的最高指揮官，他的壓力比誰都大。
但他不僅僅是指揮官，他還是一個堅定的執行者。
他的腦子里，依然死死地裝著博古臨走前留下的那個任務：配合主力紅軍，在有利條件下進行反擊，恢復中央蘇區。
“恢復中央蘇區”。
這六個字，像是一道魔咒，困住了項英的思維。
他始終認為，主力紅軍只是暫時離開，就像以前的一二三四次反圍剿一樣，兜個圈子，把敵人拖瘦了、拖垮了，然后回馬一槍，殺個回馬槍。
所以，他的戰略基點，依然是“正規戰”。
他舍不得把手里那僅有的一點家底——紅24師和幾個獨立團——拆散了去打游擊。
他覺得，那是主力回援時的接應力量，要是散了，以后怎么配合大部隊反攻？
陳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陳毅雖然沒有軍權，但他懂軍事，更懂游擊戰。當年在井岡山，他和教員是一起摸爬滾打出來的。他知道，面對幾十倍于己的敵人，硬碰硬就是找死。
而且，陳毅作為第五次反“圍剿”時西方軍總指揮，江西軍區負責人，他很清醒的認識到反圍剿失敗是事實。
陳毅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項英面前，語重心長地說道，“項英同志，現在的形勢變了。敵人是鐵了心要吃掉我們。我們這點人，守是守不住的。必須馬上分散轉移，鉆山溝，跟敵人捉迷藏，保存有生力量。”
陳毅很清楚老蔣是個什么樣的人，老蔣肯定會繼續圍剿蘇區，以雙方的實力對比來看，硬碰硬純粹是嫌命長。
所以陳毅建議，在完成掩護紅軍戰略轉移的任務后，留蘇部隊的應該保存自己，而不是打仗。
將中央革命根據地各個游擊區去，作為游擊戰爭的骨干。
同時要盡快把瞿秋白、何叔衡，以及婦女同志、知識分子這些人轉移到白區。
把這兩件事做完之后，就能陪老蔣慢慢耗了。
但項英接受不了。
項英看了陳毅一眼，眼神里帶著一絲不耐煩。在他看來，陳毅這是典型的“右傾畏難情緒”。
“分散？分散了還怎么打仗？”
項英反駁道，“主力還在看著我們，中央還在看著我們。如果我們一槍不放就鉆山溝，怎么向黨交代？怎么鼓舞蘇區百姓的士氣？”
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也為了提振那日益低落的士氣，項英決定：打！
不僅要打，還要打個樣兒出來。
他批準了一系列的伏擊計劃。
不得不說，紅軍的戰斗素質還在。
在接下來的幾次小規模戰斗中，紅軍利用熟悉地形的優勢，確實打了幾次漂亮的伏擊戰。
比如在會昌以北的謝坊，紅24師突然出擊，吃掉了敵人的一部。
捷報傳來，指揮部里一片歡騰。
項英很高興，他覺得自己是對的。
你看，敵人也不是鐵打的，也是能打痛的嘛！
但他忘了，或者是他根本沒意識到：在戰略劣勢的情況下，戰術上的勝利，往往是戰略上的毒藥。
這幾聲槍響，雖然打死了一些敵人，但也徹底暴露了紅軍主力的位置。
本來，國民黨軍以為蘇區只剩下一些游擊隊和赤衛隊，打起來還有點漫不經心。
現在一看：好家伙，原來紅軍的主力正規軍還在啊！而且還有這么強的戰斗力！
這還了得？
蔣介石一聲令下，原本準備調走去追擊長征紅軍的一部分部隊，又被留了下來。
更多的敵軍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朝著紅24師暴露的位置圍了過來。
原本分散的敵人，開始集中；原本松懈的包圍圈，開始收緊。
這就是戰略短視帶來的連鎖反應。
項英以為他在給敵人放血，其實他是在給自己招災。
陳毅看著地圖上那些代表敵軍的藍色箭頭，越來越密集，越來越逼近紅軍的核心區域，心里的那個洞，越來越大。
陳毅再次苦諫，“不能再這樣打了！這是在暴露目標，是在引火燒身！”
但此刻的項英，已經被那一點點戰術勝利沖昏了頭腦。
他聽不進陳毅的話，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我們還能打，我們還能贏。
這種盲目自信，一直持續到了那個災難性的下午。
局勢急轉直下，比所有人預想的都要快。
當敵人的重炮開始轟擊紅軍陣地，當天空被飛機的轟鳴聲填滿時，項英才猛然發現，他手里這副牌，已經被他打爛了。
但他依然不肯放手。
因為在他的潛意識里，承認錯誤，比戰死沙場更難。他還在幻想，幻想那個永遠也不會來的“主力回援”。
09
牛嶺，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土氣，像是一個放牛娃常去的小山包。
但在蘇區戰史上，這地方是個傷心地。
1935年初，冬天最冷的時候。
項英決定在這里賭一把大的。
他的邏輯很簡單：既然小打小鬧不過癮，既然敵人步步緊逼，那就集中優勢兵力，打一個殲滅戰，狠狠咬敵人一口，徹底扭轉被動局面。
這聽起來很耳熟，對吧？
沒錯，這是教員最擅長的戰術——“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
項英雖然對教員有偏見，但在軍事指揮上，他還是不自覺地想模仿教員。
但他只學了皮毛，沒學到精髓。
教員打運動戰，前提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而且情報工作做得極好，對敵人的動向了如指掌。
而項英呢？
此時的紅軍，情報網已經被切斷，兩眼一抹黑。
部隊長期疲勞作戰，士氣低落，彈藥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項英調集了紅24師和幾個獨立團，總共五個團，大約五千人的兵力。
這是他手里最后的、也是最硬的一張王牌。
他的對手，是國民黨軍的一個縱隊。
戰斗打響了。
一開始，紅軍確實憑著一股狠勁，沖垮了敵人的前沿陣地。喊殺聲震天，仿佛勝利就在眼前。
但很快，問題暴露了。
這五個團，來自不同的建制，缺乏統一的指揮磨合。
打順風仗還行，一旦遇到硬骨頭，配合就出了問題。
更要命的是，敵人的增援來得太快了。
國民黨軍不是吃素的，他們有電臺，有汽車。
這邊槍聲一響，周圍幾個師的敵人立馬像馬蜂一樣圍了過來。
本來是紅軍想包圍敵人，結果打著打著，變成了敵人包圍紅軍。
這就尷尬了。
戰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
紅軍的進攻受阻，彈藥打光了，后續補給跟不上。
而敵人的炮火卻越來越猛，飛機在頭頂上扔炸彈，像下蛋一樣。
紅24師的師長負傷倒下了。
指揮系統一旦癱瘓，部隊就開始亂。
原本的進攻陣型，被敵人的火力切成了幾段。
戰士們各自為戰，雖然英勇，但無法形成合力。
項英在指揮所里，拿著望遠鏡的手在發抖。
他看到的不是勝利的紅旗，而是漫山遍野的尸體。
那些穿著單薄軍裝的紅軍戰士，倒在冰冷的泥水里，鮮血染紅了荒草。
那是留守部隊的脊梁骨啊！
就在這一仗，被硬生生地敲斷了。
慘敗。
徹底的慘敗。
五個團的兵力，被打散了大半。能撤下來的，不到一半。而且個個帶傷，士氣徹底崩潰。
在撤退的路上，充滿了絕望的氣息。
沒有人說話，只有傷員的呻吟聲和沉重的腳步聲。
在一個臨時包扎所里，項英見到了一個團長。
這個團長是老紅軍了，參加過反圍剿，立過不少功。
此時，他的腹部被彈片劃開，腸子都流了出來，眼看是不行了。
項英蹲下身子，想說點什么安慰的話，卻發現喉嚨像是被堵住了。
那個團長突然伸出一只滿是血污的手，死死地抓住了項英警衛員的衣角。他的眼睛瞪得老大，瞳孔已經開始渙散，但眼神里卻充滿了不甘和憤怒。
他用盡最后一點力氣，嘶吼道：
“首長……為什么……為什么不進山？”
“為什么要……硬拼？我們……我們不怕死……但不能……這么死……”
聲音戛然而止。
團長的手無力地垂了下去，眼睛依然瞪著，死不瞑目。
那雙眼睛，像是在質問項英，也像是在質問這個殘酷的時代。
項英站在那里，久久沒有動彈。
那一刻，他終于明白，自己錯了。
錯得離譜，錯得不可饒恕。
他想用一場正規戰來證明自己，來保衛蘇區，結果卻親手葬送了這支部隊最后的希望。
牛嶺之戰，不僅打光了紅軍的家底，也打掉了項英最后的幻想。
從這一天起，所謂的“保衛蘇區”，徹底變成了一句空話，留給他們的，只剩下兩個字：逃亡。
10
1935年的春節（1935.2.4），對于中央蘇區的人來說，過得比鬼節還慘。
牛嶺一戰，把紅軍的脊梁骨打斷了，也把項英的心氣兒打沒了。
這時候，就算是個瞎子也能看出來，所謂的“保衛蘇區”已經成了一個笑話。
保衛？拿什么保衛？拿頭去撞敵人的裝甲車嗎？還是拿燒火棍去捅敵人的碉堡？
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隨著紅軍正規力量的瓦解，那些曾經被紅軍趕走的地主、惡霸，又回來了。
他們回來后組建“靖衛團”、“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等反動武裝。
這群人回到原蘇區后，打出“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口號，配合國軍對中央蘇區進行“清剿”。
他們回來只有兩件事：搶錢，殺人。
而且他們的殺法，比國民黨正規軍還要狠。
正規軍殺人，有時候是為了完成任務，有時候是為了軍功。
但還鄉團殺人，是為了報仇。
他們對這片土地太熟悉了，誰家兒子當了紅軍，誰家給紅軍送過糧，誰家是蘇維埃干部，他們門兒清。
于是，蘇區變成了一座巨大的屠宰場。
曾經紅旗飄揚的村莊，現在掛滿了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
活埋、剝皮、點天燈……這些只在古書里見過的酷刑，成了每天上演的日常。
白軍、還鄉團的報復手段之殘忍，不忍細講。
據后來的粗略統計，在國民黨軍侵占蘇區最初幾個月內，瑞金被殺1.8萬多人，于都被殺 3600多人，寧都被殺4700多人，興國被殺2100 多人，會昌被殺972人，長汀被殺3237人。被完全毀壞的村莊145個，房屋近3.5萬間。
項英坐在隱蔽的指揮部里，聽著外面的風聲鶴唳。
他終于醒了。
他意識到，再不跑，再不化整為零，這點革命的火種就要徹底熄滅了。
但是，他還是沒動。
為什么？因為他還在等。
他在等中央的電報。
這就又要說到項英這個人的性格了。
他是一個極度遵守紀律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有點死板的人。
在他的觀念里，中央讓他“堅守”，他就不能擅自“放棄”。
哪怕明知道堅守是死路一條，沒有上級的一紙命令，他就不敢邁出那一步。
這是一種悲哀的忠誠，但在此刻，這也是一種悲哀的、致命的僵化。
陳毅急得嘴上都起了泡。他拿著那根破拐杖，在屋子里轉來轉去，像一頭被困住的獅子。
陳毅吼道，“項英同志！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們就全完了！”
項英看著陳毅，眼神里充滿了痛苦和掙扎。
他何嘗不知道陳毅說得對？但他就是過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
項英喃喃自語，“再等等……中央一定會回電的。主力一定會回電的。”
他不知道，此時的主力紅軍，正在貴州的崇山峻嶺中，被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那是紅軍歷史上最驚心動魄的時刻，遵義會議剛剛開完，教員剛剛拿回指揮權，正在指揮四渡赤水。
教員正在指揮四渡赤水，那是神仙仗，也是玩命仗，哪有功夫，幾十萬大軍在狹小的地域里穿插迂回，電臺都要靜默，也沒那個信號，來回復項英的電報。
這一等，就是整整一個月。
這一個月，是流血的一個月，是絕望的一個月。
每一天，都有紅軍戰士在毫無意義的堅守中倒下；
每一天，都有蘇區百姓在還鄉團的屠刀下哀嚎。
機會，就像手中的沙子，在等待中一點點流失殆盡。
如果說牛嶺之敗是戰術上的無能，那么這一個月的等待，就是戰略上的犯罪。
項英不是壞人，但他用自己的猶豫，給留守部隊判了死緩。
當他終于等到那封電報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11
12月下旬，陳毅再次建議項英分兵轉移，他決定把一些游擊隊和領導干部分散到游擊區。
隊伍被分成了九路。
項英和陳毅走最后一路，算是斷后。
在先期突圍的隊伍里，有一支特殊的隊伍。
這支隊伍里沒有多少戰斗人員，大部分是老人、婦女和文弱書生。毛澤覃的妻子賀怡、教員與賀子珍的兒子小毛、賀子珍的父母等都是這一批疏散出去的。
其中有兩個名字，光彩奪目，卻又讓人心碎。
一個是瞿秋白，一個是何叔衡。
瞿秋白，那個曾經寫下《多余的話》的文人領袖，那個戴著眼鏡、溫文爾雅的書生。他本來身體就不好，患有嚴重的肺病，走幾步路就要喘。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和教員一起開創偉業的元老。他已經快六十歲了，胡子花白，是隊伍里最年長的長者。
博古當初不帶他們走，理由是他們身體不好，跟不上長征的節奏。
現在看來，這是一個多么荒謬的理由。
留下來面對殘酷的游擊戰，難道比長征更輕松嗎？
這簡直就是變相的死刑判決。
二月的一個清晨，福建長汀附近的山林。
槍聲大作。
敵人發現了這支行動遲緩的隊伍。宋希濂的國民黨軍像餓狼一樣撲了上來。
警衛排拼死抵抗，但寡不敵眾。
何叔衡跑不動了。
他在崎嶇的山路上，每走一步都是煎熬。
看著身邊一個個倒下的年輕戰士，這位老人的心在滴血。
他停下了腳步。
他知道，自己成了累贅。
如果大家還要護著他，誰也跑不掉。
此時，他們被逼到了一處懸崖邊。
何叔衡轉過身，叫住了身邊的警衛員。
他從懷里掏出一塊手帕，里面包著幾塊銀圓和一點零碎的鈔票。
那是他最后的黨費。
何叔衡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就像是在交代一件家常事，“我不走了。你們快走，別管我。帶著我，大家都走不了。”
警衛員哭著想去拉他，想背他。
何叔衡微笑著推開了警衛員的手，指了指東方的天空：“你們要替我看到天亮。”
說完，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縱身一躍。
深淵吞噬了他的身影。沒有豪言壯語，沒有驚天動地，他就這樣把自己留在了這片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土地上。
另一邊，瞿秋白也被捕了。
他沒有跑，因為實在跑不動了。
當敵人的槍口指著他的時候，他只是淡淡地整理了一下那件破舊的長衫，用一種近乎蔑視的眼神看著敵人。
后來，宋希濂認出了他。
國民黨想勸降他，許以高官厚祿。
瞿秋白只是笑了笑。
他在獄中寫詩，刻章，讀書，仿佛不是在坐牢，而是在度假。
六月十八日，羅漢嶺。
行刑的日子到了。瞿秋白走到一處草坪，盤腿而坐，看著周圍的青山綠水，對劊子手說了一句名言：“此地甚好。”
槍響，人亡。
那一年，他三十六歲。
這些元老的凋零，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最慘痛的一頁。
他們本該是國家的棟梁，是革命的導師，最后卻像落葉一樣，無聲無息地飄落在了荒山野嶺。
這筆賬，該算在誰的頭上？
也許是博古的短視，也許是項英的遲疑，也許是那個殘酷的時代。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血，流干了。
只剩下那個“看到天亮”的愿望，在風中回蕩。
12
1935年的2月，瑞金的雨還在下，但風向變了。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留守指揮部里，發報員突然激動地跳了起來。
“收到了！收到了！中央回電了！”
項英和陳毅幾乎是撲到了電臺前。
這封電報，他們盼了太久，盼得頭發都白了。
譯電員的手在顫抖，隨著一個個漢字被翻譯出來，陳毅的眼睛越來越亮。
電報的開頭就是四個字：“萬萬火急”。
這封電報的內容，和以前博古、李德發的那些又臭又長的八股文完全不同。
沒有空洞的口號，沒有教條的指示，只有實實在在的干貨。
電報指示：立即放棄保衛蘇區的任務！立即改變組織方式，部隊化整為零！開展游擊戰爭，保存有生力量！機關人員精簡，干部下放到游擊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不要硬拼，要鉆山溝！
同時決定：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2人組織之，項為主席。”
每一個字，都像是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切中了蘇區目前最致命的毒瘤——僵化。
最關鍵的是，電報里那種透著一股子“狠勁”和“靈氣”的戰術風格，太熟悉了。
那種“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味道，撲面而來。
陳毅拿著電報，手竟然有些微微發抖。
他太熟悉這種風格了。
他在井岡山跟了那個人那么多年，這種語氣，這種謀略，除了那個人，沒人寫得出來，陳毅判斷教員可能已經重返中央領導層。
陳毅既興奮，又想哭。
興奮的是，紅軍終于有救了，路線終于對了，想哭的是，這份電報來得太晚了。
如果在兩個月前，在牛嶺之戰前，甚至在主力剛走的時候，能收到這份電報，紅軍何至于損失這么大？
何至于把老本都賠光？何至于讓那么多優秀的干部和戰士白白送死？
項英看著電報，沉默不語。
他雖然對教員有成見，但他也是個識貨的人。
看著這份電報，再對比一下自己這幾個月的瞎指揮，他也不得不承認，人家是對的。
那個人，確實比他高明，比博古高明，比那個只會畫圈的李德高明一百倍。
這份來自遵義的電波，雖然跨越了千山萬水，雖然遲到了，但它終究還是來了。
它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個由博古、李德瞎指揮的時代，徹底翻篇了。
它也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今天起，南方紅軍不再是被動挨打的靶子，他們將變成山林里的猛虎，變成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幽靈。
“執行命令吧。”項英嘆了口氣，把電報放在了桌子上。
這一刻，他終于放下了那個沉重的“保衛蘇區”的包袱，準備迎接真正的游擊戰爭。
13
最后的時刻到了，中央分局決定，剩下的部隊分九路，分別向閩贛、閩西、東江、贛南、湘南、湘贛等地突圍。
從形勢的發展來講，最遲12月底就要突圍。
硬是拖拖拉拉了幾個月，搞到2月上旬才下決心，中旬開始布置，下旬正式行動。
無論項英多么不情愿，無論陳毅多么不舍。
這是一場生離死別。
大家都知道，這一走，能活著走出封鎖線的，恐怕十不存一。
但在走之前，還有一件最揪心的事情要處理——傷員。
此時的留守部隊里，還有兩千多名重傷員。
他們斷胳膊斷腿，根本無法跟隨部隊進行高強度的突圍。他們是紅軍的功臣，是為蘇區流過血的英雄。
帶上他們，大家都得死；留下他們，面對窮兇極惡的還鄉團，又于心何忍？
這是對人性的終極拷問。
陳毅拄著拐杖，來到了傷員安置點。
那里躺滿了年輕的戰士，有的還在發燒說胡話，有的傷口已經化膿。
看到陳毅來了，大家都掙扎著想坐起來。
陳毅看著這些曾經生龍活虎的小伙子，眼淚止不住地流。
陳毅的聲音哽咽了，“同志們……部隊要突圍了，要鉆深山老林，路太難走……我們……我們帶不走大家了。”
人群里一片死寂。
過了一會兒，一個少了條胳膊的戰士喊道：“首長，你們走吧！別管我們！給我們留顆手榴彈就行！”
“對！留顆手榴彈！敵人來了我們就跟他們同歸于盡！”
陳毅搖了搖頭。他不忍心。
他做了一個決定：把傷員托付給老百姓。
這是一個極其冒險的決定。
要知道，現在的蘇區，到處是白色恐怖，藏匿紅軍傷員是滅門的大罪。
但陳毅相信蘇區的群眾。
動員會開到了村子里，陳毅站在打谷場上，對著黑壓壓的鄉親們，深深地鞠了一躬。
“鄉親們，紅軍對不住大家，沒能守住家。現在我們要走了，這些傷員……是我們的心頭肉，也是大家的子弟。能不能請大家把他們領回去？做兒子也好，做女婿也好，只要給口飯吃，讓他們活下來……”
話還沒說完，人群里就走出來一位大娘。
大娘抹了一把眼淚，“陳軍長，你別說了。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我們心里有數。我那小兒子前年犧牲了，今天我就領一個回去，當親兒子養！”
“我也領一個！”
“我家地窖大，能藏兩個！”
一時間，那些衣衫襤褸的百姓紛紛涌了上來。
你背一個，我抬一個。
不到半天時間，兩千多名傷員，竟然被搶光了。
看著這一幕，項英和陳毅都哭成了淚人。
這就是蘇區的人民啊！這就是被國民黨稱為“赤匪”的百姓啊！他們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紅軍最后的希望。他們是用全家的性命，在為革命留火種。
傷員安置好了，部隊輕裝上陣。
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項英和陳毅帶著最后的隊伍，消失在了茫茫大山之中。
九路突圍，慘烈異常。
只有陳潭秋和譚震林，龔楚（三個月后叛變），還有毛澤覃這三路成功突圍，其他六路全部遭遇襲擊，許多重要領導人都是在這一役中犧牲的。
項英、陳毅還有賀昌這一路是最后走的，但憑著陳毅豐富的游擊經驗，硬是在敵人的縫隙中鉆了出去。
他們進入了贛粵邊的油山。
在那里，他們將像野草一樣，在石縫中求生存。
吃野菜，睡山洞，像野人一樣生活。這就是著名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這三年，他們與中央失去了聯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變成了什么樣。他們只知道一件事：活著，堅持住。
但這把火，終究沒有滅。
它在南方的深山老林里，頑強地燃燒了三年。
三年后，當抗日的號角吹響時，這把火將再次燎原，匯聚成一支鐵軍——新四軍。
當然，那已經是后話了。
此時此刻，看著身后漸漸遠去的瑞金城，看著那片被戰火燒焦的土地，陳毅回過頭，最后看了一眼。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碾碎了無數人的骨頭，但也鋪平了通往未來的路。
長征的人走了，留守的人還在戰斗。
無論是在雪山草地，還是在南方密林，他們都在為了同一個目標，流盡最后一滴血。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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