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睿達原創405,本文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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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時,偶然發現爸爸花白的胡子長了老長。“怎么最近沒刮胡子?”
“剃須刀里胡碴子沖不干凈,刮不了了。”
我去衛生間拿來剃須刀一看,四層刀片層層擠滿了碎胡碴子,于是找來一把牙刷,邊沖水邊刷掉里面的碴子后,讓爸再試試。
老爸站到洗手盆邊,沾點水抹抹皮膚就開刮,我說“你咋不用刮胡泡?要先軟化,硬刮容易出血。”邊說邊擠出一坨刮胡泡就往爸臉上抹,瞬間抹成個圣誕老頭兒。爸看著鏡子里滿臉白泡的自己,竟驚詫得不知道從哪里開刮了。
一瞬間,感到父親已經老了,以前不費吹灰之力能干好的活兒,隨著年紀變大,再次成為了挑戰。
我們是幸運的,還能守護在老人身邊。很多進城打工人只能在老家裝視頻,透過屏幕和父母團聚。隔山望海的子女們看著父母在屏幕里摔倒,揪心不已又無能為力。
“城,以盛民也”。
東漢《說文解字》里對城市是這樣解釋的,城市是用來安置人民的地方。這句話被今年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引用,里面原文發布了“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內容,并配發四篇評論講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成果、問題和謀劃。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上一次召開,還是十年前的事。
里面有一項很重要的部署:“分類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繼續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直接說結論:中國城鎮化讓城市、縣城變得越來越包容,外地人在城市安家,進而把父母孩子接過來,三代同城的夢想不會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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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民,何以赴城?
中國城市的繁榮基本上就是從流水線上的繁榮開啟,我們的父輩背著三色帆布袋,從全國各地匯聚到城市的流水線上、工地上、超市商鋪里,為城市打造了第一桶金。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百廢待興的工業化起步階段,國家把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著力“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這種以生產為重心、生活從屬于生產的發展基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城市的消費與公共空間,卻在短時間內奠定了工業體系基礎,加速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新區開發與舊城改造同步展開,城市空間形態與建設強度顯著變化。通過持續的大規模城鎮化,數以億計的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就業生活。但擴張的背后面臨“城市病”困境,“千城一面”、找不到鄉愁、文脈消解等問題逐步顯現。
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理念,一方面城市能級大幅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不斷壯大,19個城市群承載了全國75%的人口、貢獻了85%的國內生產總值。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城鎮化率穩步提高,截至2024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2012年的53.1%躍升至67%,城鎮人口規模從1.7億增長到9.4億。第三方面建成全球最大住房保障體系。累計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800多萬套,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超過40平方米。
但與此同時,也相應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人口老化和獨居養老問題。截至2024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的22%,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5.6%。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加劇,養老特別是農村獨居養老問題進一步凸顯,我們把農村的勞動力帶進了城,但老年和青壯年家庭分離的問題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老年人的晚年質量。
二是城鎮化率不足導致人口容納不足。當前67%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仍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80%左右的平均水平,按照2012年以來12年提升14個百分點的增速看,要達到發達國家80%城鎮化的水平還需要11-15年的時間,也就是在2035年至2040年期間,城鎮化率不足表明城市和縣城能夠吸納的轉移人口能力不足。
三是因城而異,吸納轉移人口的制度安排不足。按照國家分級戰略,對超大城市要控制人口規模。對城市群和都市圈要發展壯大,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對有條件的都市圈要推進同城化。對縣城,要作為重要載體推動城鎮化建設。對經濟規模大、人口增長快的縣級市和特大鎮,要調整擴大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對人口持續流出的城市和資源型城市,要推動轉型發展。但是這些分層分類的制度設計都需要以產業和就業的匹配為前提。
這樣來看就很清楚了,老齡化的問題在日漸加深,年輕一代進了城,留守老人的養老就成了問題。而城鎮化和城市群是提升人口市民率的兩個最大容器。在十五五和十六五的未來十年,國家會持續穩步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
02城,以何盛民?
鄉愁能否留住,鄰里能否互助,是農村最后的堅守,但社會發展必然是人口越來越往城市和縣城集聚,縣城和城市兩個容器將主導人口的流向。
縣城方面,農村人口縣城化。截至2021年底,我國1472個縣城吸納的常住人口為1.6億人左右,394個縣級市的城區吸納常住人口為0.9億人左右。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更是呈現出鮮明的“就近化、就地化”趨勢,縣城或縣級市城區成為農村轉移人口的首選地。
城市方面,“兩橫三縱”的城市群格局以容納人口。“兩橫”是指沿長江通道、沿亞歐大陸橋通道兩條橫軸。沿長江包括上海、南京和成渝為主體的城市群。沿亞歐大陸橋包括鄭州、西安、蘭州為主體的城市群。“三縱”是指沿海、京哈京廣、包昆通道三條縱軸。沿海通道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京哈京廣通道包括哈爾濱、武漢、長沙等城市群。包昆通道包括包頭、重慶、昆明等城市群。
這一格局旨在形成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體系,人口要進一步城鎮化,基本就往這兩個容器聚集。
03城,何以盛民?
城鎮化的下半場,需要做幾方面工作。
第一,城市能友好留人。城市常住人口在擁有本地戶籍或繳納一定年限的社會保障后,平等享有“五險一金”、醫療、廉租房、保障房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隨遷老人的醫療保障可以異地結算。
乍一看,城市的負擔會很重,但是且慢,對城市的補償機制將會在下面的幾點里面論述。包括獲得用地建設指標,減少轉移支付、擴大生活性服務業的市場。
第二,土地能流轉起來。當前農村的情況是人口持續流出,土地卻越來越多。2000到2018年,常住人口從8.08億縮減到5.64億,村落數量從353.7萬個減少至245.2萬個,但農村住宅建筑面積卻從195.2億平方米增加到252.2億平方米。人口流出的地方,土地也應該恢復為農林業才對,而不是大量的房屋空置、倒塌,地力無法恢復。
在自愿的前提下,允許農民有償流轉宅基地,農村集體組織有償流轉宅邊地,讓農民的土地變現,為農民進城扶上馬、送一程。比如農民工在城里工作好多年,靠積蓄仍然買不起房子,如果他愿意,可以由集體收回宅基地和自留地,村、鄉鎮、縣逐級將用地指標匯總后按照“增減掛鉤”原則出售給需要增加建設用地指標的城市。
這樣,一來城市有了建設用地指標,可以吸納多人口;二來農民和當地都有了一筆出讓土地的收入,農民可以進城定居,當地村鎮可以完善公共服務;三來鄉村那片土地承接了城市轉移出來的農業指標,從房子變回了農田,全國耕地林地紅線總量并沒有減少;四來隨著人口轉移村莊減少,需要投入和轉移支付到當地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也相應減少,是一個多贏的局面。最后,而對于那些入城不入戶的農民,他的土地出讓后如果還想回到原籍,可以通過評估定價再購買用地指標的方式,重新獲得老家新的宅基地。
第三,社會保障才是進城農民的真保障,老家的土地并不是。你已經進城,你的子女也在城里出生長大,你若退守那個有地有房有田的老家,你的子女怎么辦呢?能保障你的是城里一份持續穩定的社會保障,而不是遠在老家的那塊土地。
當前農村土地流轉不起來原因有多種,但核心一點是留作退路,意味著城里保障不足。第一條說到進城務工人員應該享受到“五險一金”及廉租房,公租房待遇,不能因為他們在農村有宅基地,就認為他們有了保障,就不需要或削減給予他們在城里應有的保障。就像對城里人,你不能因為員工在城里有房子,企業就不給員工買保險,道理是一樣的。
第四,要分層活化農村土地,不是一賣了之,也不是一荒了之。農村可以分為大城市周邊的農村,城市遠郊的農村,以及遠離城市的農村幾類。對于城市周邊的農村,出路應該是納入城市的版圖,完善公共服務水平以增加穩定的常住人口。而城市遠郊的農村,出路是發展特色產業,比如鄉村旅游業吸引城里人短途出游,這些農村的人口會進一步減少,但是留下來發展特色產業的人口會提升人均產值。而遠離城市的農村,更適合連片發展農業并機械化種養殖,比如新疆養殖三文魚,形成農場式的規模經濟。
要特別注意對土地的投資用途。在沿大江大河大海依然是最低物流成本的今天,不考慮交通,不考慮本地產業基礎,強行建設新城和產業園,很難得到產出,會讓當地承擔繁重債務,“發展是硬道理”但“硬發展就沒道理”。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比較優勢產業的投資是最有效的,其次是投資于教育和醫療這些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將來可以通過人的流動實現最大回報。
第五,分層考核城市,因地制宜推動高質量發展。因地制宜高質量發展是“十五五”提出的要求,我國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出現了人口收縮,但全國的城市幾乎都在做擴張規劃。地方政府的政績是以GDP增長、招商引資和稅收的最大化為考核指標的。
如果投資能夠扭轉人口收縮,那么當地政府一定會選擇加大投資,以證明擴張性規劃的正確。但如果人口收縮不可避免,政府同樣會選擇加大投資,以證明人口收縮的同時體現了高質量發展。
面對各地現任擴張、后任買單的短視行為,國家已明確要求收縮型中小城市“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包括停止大規模新城、新區建設;對閑置工業園、空置住房、低效基礎設施進行功能置換或拆除復綠;建設用地指標向人口流入地、都市圈傾斜;公共服務設施按實際服務人口而非戶籍人口配置并動態調整;對長期人口持續減少的城市調減市轄區、撤并鄉鎮,精簡行政機構。
所以,父母進城養老、子女完全城市化是未來十年城鎮化的大勢所趨,需要全民全社會共同努力。
參考資料:
1.《向心城市——邁向未來的活力、宜居與和諧》陸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2.《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發展與平衡》陸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3.《求是》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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