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簡單的事情，嚴肅地做好

作者：芒格書院小芒

來源：芒格書院（ID：mungeracademia）

導讀：2024年伯克希爾股東大會前夕，時任伯克希爾·哈撒韋投資官、蓋可保險首席執行官托德·康姆斯（Todd Combs）接受了《與傳奇人物一起談價值投資》播客欄目的訪談，借由這次對談，他回顧了自己與查理·芒格相識、相知的過程，也系統梳理了芒格在價值投資、行為方式以及邏輯思維層面留下的深遠影響。從“以公平的價格購買優秀企業”，到“去除噪音、簡化決策”，再到對理性、謙卑與信任的反復強調，這些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一套經由時間驗證、可以被反復實踐的方法。

更珍貴的是，這場對談讓我們看到：查理·芒格并不只是價值投資領域的思想家。他關心的問題，始終指向更廣闊的層面——人如何判斷、如何學習、如何與他人共事，以及如何在復雜世界中保持清醒。也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并不只屬于投資者，也同樣屬于所有希望更理性地生活與行動的人。

01

與芒格共進早餐

一個真正會傾聽的人

主持人邁克爾：歡迎收看新一期的《與傳奇人物一起談價值投資》播客。我是邁克爾·莫布森（Michael Mauboussin），今天我和我的共同主持人塔諾·桑托斯（Tano Santos）一起，有幸邀請到托德·康姆斯來跟我們一同致敬查理·芒格，他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投資官，也是蓋可保險的首席執行官。托德，你能講講你第一次見到查理·芒格的故事嗎？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托德·康姆斯：非常感謝你們。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2010年夏天。那時候我已經運營自己的合伙基金大約五年，剛剛經歷過全球金融危機，我們的表現還不錯。當時我正準備去收購一家保險公司，我不敢說是在嘗試模仿伯克希爾·哈撒韋，但至少在長期資本的運用方式上和不公布月度業績這些方面，是有一些相似的——畢竟沃倫之前已經非常詳盡地談過“浮存金（float）”這個概念。

那是2010年的夏天，我在加州俱樂部跟查理共進早上7點的早餐，我當時非常緊張，他整個人非常有魅力，也很平易近人。以至于我們在那里坐了大概六個小時，一直聊到了午餐時間——他們已經撤走了所有的早餐桌并開始供應午餐，所以我們相當于吃了一頓半的飯。

在那期間，我們聊了很多，從投資聊到方方面面。他顯然是一個學識極其廣博的人，我們也聊了很多科學話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這就是我們相遇的過程。

主持人邁克爾：托德，你是否感到驚訝，他不僅對投資感興趣，也樂于談論生活？你當時是不是以為他只會跟你聊投資？

托德·康姆斯：這是一個很好的追問，因為我確實有一點驚訝。在那之前，我對他的認知和大家一樣，是通過《每日期刊》和伯克希爾的股東大會獲得的。所以我對他思想的廣度和深度并不感到驚訝，顯然，大家都很熟悉這一點，這也是我們敬愛他的原因。

但是，當我們聊到很多家庭話題時，我開始有些驚訝：那時我的孩子還小，我向他請教了很多建議。我發現他不僅在所有這些話題上都有深厚的知識儲備，而且他是真心關心的。他會問我問題，而不只是在夸夸其談或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雙向的對話，是我最難忘的一點。

主持人邁克爾：那么，在那次談話之后，他有沒有給沃倫打電話說：有一個人你得見見，也許應該考慮請他來為我們工作？

托德·康姆斯：有意思的是，我其實并不知道他第一次給沃倫打電話是什么時候，我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跟他們倆聊過。但我知道的是，我們那次六小時的會面，只是以“咱們以后保持聯系吧”這樣一句話結束的。當時我心里想的是，也許這輩子我都不會再收到他的消息了——那只是一個禮貌、自然的結束方式。

結果大約一周后，我坐在康涅狄格州的辦公室里，他打來了電話。那時我還在運營自己的基金，我記得開市客當時剛發布財報，雖然我做的是金融服務方向的基金，但我其實會看很多公司，其中就包括開市客，我們在電話里聊了至少有幾個小時。

在那通電話的最后，他說：“如果我們能再見面就太好了，你有沒有計劃來這邊？”我通常一年會回加州一趟左右。那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安排了再去見他的行程。大概又是一兩周之后，我回到加州，同樣是在加州俱樂部，我們又進行了一次五六個小時的長談。

長話短說，此后我們就保持了電話和線下的交流。其中有一次——大概是那個夏天后期——他對我說：“你應該給沃倫打個電話，你得見見沃倫。”所以我那時候基本猜到，他一定已經跟沃倫談過我了。

主持人塔諾：盡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二位（只是看了能找到的每一段采訪錄像），但你剛剛說到的關于“傾聽”的內容讓我深受觸動。

在查理·芒格的各種采訪中，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他真的會認真思考別人問的問題，他回答的就是眼前這個問題。很多所謂“大人物”，他們常常只是反復說同一套臺詞，不管別人問什么。盡管我理解，一旦當人到了那個層級，當然有權說想說的東西。

但查理的一個特別之處是——不論是在股東大會上還是在電視采訪中——他會回答你問的那個問題。你可能不喜歡他的答案，但那確實是對問題本身的回應。他會認真思考，會按問題本身的價值來評估。我覺得那是一種令人欽佩的思想態度。

托德·康姆斯：這是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事實上，我之前也聽過不少CEO 跟我講過類似的事——尤其是那些不太喜歡公開露面、電話會之類的 CEO——他們會準備五個“標準答案”，不管別人問什么，最后都會繞回這幾個點。

特別是面對自己的員工時，每個CEO 都知道，你得把同一件事說很多很多遍，它會變成“肌肉記憶”。查理當然也有他自己的“肌肉記憶”，這也是讓他如此特別的一部分。但你說得完全對，作為一名深度思考者，這是理所當然的。他確實擁有深厚而廣博的知識儲備，能夠真誠而精準地回答你所提出的問題。

02

從煙蒂到復利機器

價值投資的一次躍遷

主持人塔諾：完全同意。我一直認為這是他身上非常了不起的一點。托德，我能問問你查理在價值投資方面的思想淵源嗎？我們都與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有關，本·格雷厄姆、大衛·多德、羅杰·默里、布魯斯·格林沃爾德都在這里任教。所以我想借此引出這個問題。格雷厄姆當然是我們哥倫比亞大學最著名的老師，而沃倫當然是最著名的畢業生。巴菲特曾為格雷厄姆工作過，對他贊不絕口。

然而，另一方面，查理雖然非常敬佩格雷厄姆，但他曾說“我不像沃倫那樣熱愛格雷厄姆和他的思想”。沃倫將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建筑師”歸功于查理，這似乎表明沃倫轉向了查理的觀點——他也確實這么做了。那么，你能談談沃倫從格雷厄姆到查理的思想轉變歷程嗎？你如何看待它對我們的學科作出的思想貢獻？

托德·康姆斯：我盡量把答案說短一點，因為這個話題我可以講很久很久。我想你們的大多數聽眾應該都讀過伯克希爾的年報。

沃倫在年報最前面那篇寫給查理的頌詞里，他已經說得非常好。正如你剛才提到的，是查理真正撥動了那個開關，讓他們轉而以公平的價格購買優秀的業務，并放棄以極佳的價格購買平庸的業務。沃倫和查理顯然忠于本·格雷厄姆所信奉的一點，那就是估值確實很重要。但你不能只說以任何價格去買優秀的業務，那不會有好結果。所以估值很重要，但不僅限于靜態層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最終會得到你所估量的價值。

我想沃倫會說，是查理讓他領悟到在優秀企業的估值和復利方面，更多地處于定性的一端，包括管理質量、護城河、定價權、品牌等他們多年來討論過的所有這些因素。而這些因素，很大一部分并不會、也很難被靜態的估值指標捕捉到。

查理以前經常推崇他所謂的“只需做一個決定的股票”（one decision stocks）——你買了之后就可以一直持有的那種：開市客、伯克希爾、可口可樂等。他在《窮查理寶典》中有一篇著名演講就是講可口可樂的。這種策略，正如他會說的那樣：簡單但不容易。而“簡單”是最關鍵的因素，同時也具有可擴展性。

所以查理總是談論“長期貪婪”與“短期貪心”的區別。找到一個復利機器遠比找20個煙蒂要好得多。對于煙蒂，你必須做三次決定：必須買入，必須賣出，然后必須再買入另一個。他會笑著說自己懶，希望自己不用那么麻煩。我想這就是沃倫所說的，他最終轉變過來的那套思路。

主持人塔諾：我一直對他們兩人身上的一些了不起的特質印象深刻。譬如查理很早就理解了這些我們現在才認為理所當然的想法，以及沃倫識人的能力，這也很了不起。他能聽進去，不僅僅是概念或理論上理解，并且能夠付諸實踐。

主持人塔諾：請允許我讀一小段查理關于格雷厄姆的評語，我覺得這也體現了他的性格：

“我吸收了一些他的理念，但摒棄了那些不適合我的做法：我不想擁有一家由我不喜歡的人經營的爛公司，也不想不管看起來多么難受，還能夠一邊說：‘沒關系，它會反彈 25%。’我的性格不會被這些東西所吸引。”

這句話也說明，他認為投資要有樂趣是很重要的，而我們有時候會忘掉這一點。

托德·康姆斯：是的，真是個很棒的引語。在我去加州看他的時候，尤其是在新冠之前，我們經常坐下來聊到很晚，也會聊到類似的問題，我會說：人生太短暫了，為什么有人會想讓那些自己不想接觸的人圍繞在身邊呢？在這點上，查理和沃倫非常相似——他們都堅持這一點。

而且，如果你真的把事情“簡化”——這并不意味著任何一個“好生意”就自然是好標的，你仍然要逐項去檢查很多其他條件。對查理來說，他不想被那些麻煩事糾纏，沃倫也一樣。

03

理解行為，對于投資極其重要

主持人邁克爾：托德，我們最近失去了一位傳奇人物——丹尼爾·卡尼曼。他是一位心理學家，因其在行為經濟學方面的工作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查理很早就強調過：理解行為，對于投資極其重要。

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些，你從查理那里學到的重要的行為學教訓嗎？以及為什么它們在你作為投資人或是企業管理者的工作中都如此重要嗎？

托德·康姆斯：這又是一個好問題，我也可以講上好幾個小時，因為有太多的內容。沃倫也曾非常貼切地評論過：你不可能在與查理交談后——沒有學到任何新東西——而且通常是學到很多東西。首先我想說的是：嘗試每年至少讀一次《思考，快與慢》，它就在我身后的書架上。這是一部真正的經典。

我對你這個問題的第一反應是，查理讓這一切看起來如此簡單，就好像他出生時就理解了這些概念。說真的，這就是我腦中冒出的第一個念頭——這太驚人了。

至于一些教訓，他總是談論理性地生活，避免掉入嫉妒、怨恨和自憐等陷阱。他總是向所有人強調：每天學習并進步是一種道德義務。他還會說，找到非常有才華的人，然后別擋他們的路，讓他們去施展魔法。同時他也會談到“一張無縫的信任之網”（seamless web of trust）有多么重要——如果沒有它，即便你身邊全是高智商人才，也辦不成任何事。

“找一個簡單的想法，并嚴肅地對待它”是他最喜歡的名言之一。我之前提到過，簡單是可以擴展的。愛因斯坦被認為說過這樣一句話：智慧有幾個層級——聰明、機敏、杰出、天才——那比“天才”更高的是什么？就是“簡單”。查理在他做的每一件事里，都貫徹了這一點。

然后還有一個他常常提到的點。我們應該主動去摧毀那些自以為最好的想法，以及我們最執著堅信的觀念。這樣的情形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尤其是在臨近政治選舉的時候。要去尋找“雙贏”的局面，只參與那種——如果將來角色互換，你站在對立面也同樣會覺得心安理得的交易和情境。

我認為，這正是他、沃倫，以及整個伯克希爾文化與精神的核心所在。這樣的例子我還能一直往下舉，但以上已經是最重要的幾條。而且他是真正把這些活出來的人——他不是嘴上說說，而是把這些東西刻進了自己的DNA里。

主持人邁克爾：我想補充一點：在卡尼曼職業生涯的后期，他因提出“對立式協作”（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這個理念而聞名，也就是去找一個觀點和你相反的人，一起想出一系列尖銳的問題，然后盡可能認真、嚴謹地把這些問題追問到底。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

在你看來，這些“行為層面的問題”，作為投資人和作為管理者是不是不太一樣？也就是說，當你戴著“投資人”的帽子、管理一個投資組合時，你是在和所謂的“市場”打交道；而作為一名經營者，當然你也會面對競爭對手，但更本質上，其實是在和員工、供應商等等打交道。那對你來說，需要處理的“行為問題”是不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東西？

托德·康姆斯：毫無疑問，當然有差別。在接手蓋可保險的工作之前，我咨詢了很多人，包括查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會嘗試簡化它：投資更多是偏“學術向”的，或者說歸根結底是在解開一個謎團。而顯然在經營公司這方面，你自然而然會想到得去管理人，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利弊。

所以我會說，這兩邊都有大量智識上的挑戰。如果用查理的話說（他非常愛建筑學，經常用建筑類比）：做投資就好像是在潛艇里——你在上面，艙門是開的，你有一個可以360度旋轉的潛望鏡，你在四面八方觀察。而做經營，就好像你在下面的鍋爐房里，得去搞清楚為什么那根管子發出咣當響，或者那盞燈為什么亮得有點過熱之類。他總能想出這些令人著迷的比喻，他的腦子反應總是那么快。

我前幾天才剛和管理團隊開完電話會。我發現，如果你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這兩種職業都能使人感到謙卑。它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甚至會說，在很多方面，相似點比不同點還要多。人們通常會從不同點入手，因為表面上看它們差異很大。但在經營環境中，都有大量挑戰。比如我現在有12個直接匯報對象，而蓋可保險總共有3萬名員工。這當然帶來很多差別。但我和其他管理團隊互動的方式，如今因為有了親身經營經驗，也大大不同了。

在這點上，我會引用沃倫的那句名言：“做企業家，讓我成為更好的投資人；做投資人，讓我成為更好的企業家。”所以和很多事情一樣，左手要和右手對話，反之亦然。如果兩只手能一起發力，你理論上就能畫出一個不斷擴大的同心圓。

另外，查理其實對“真正在運營一家企業”完全沒有興趣，他自己講得很坦率了，所以我并沒有泄露什么秘密。他對經營任何東西都沒有興趣，他喜歡的是純粹的智識層面。

03

去除噪音

芒格的多元思維模型

主持人塔諾：我想就你剛才說的一點追問一下，這一點對我們聽節目的學生尤其重要——就是那句美妙的話：“找一個簡單的想法，并嚴肅地對待它。”我們往往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旦你有了一個簡單的想法，你真的需要有勇氣，把這個想法的邏輯推演到底。

我認為那些極其成功的人和相對沒那么成功的人之間的區別，就是他們有沒有勇氣去把自己的想法推到底，以及需要的那種自信。

比如說，你有了一個像查理那樣絕佳的估值想法，然后你說：好，我要把它一路推到終點，不斷測試它、挑戰它，但你必須有那種勇氣，把這個想法一路推到盡頭。

托德·康姆斯：就我個人經驗來說，我對此的第一反應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在如此之廣的問題跨度上，有像他那樣思路還能如此清晰的人。當然，查理自己也會首先承認，這并不意味著他永遠都是對的。但毫無疑問，他擁有那些他常常提到的“多元思維模型”——一種像格子框架一樣的思維結構，幫助他看待問題。而我認為，這賦予了他一種無可比擬的清晰的思考能力。

而如果你沒有這種思維的清晰度，那么就很難產生你剛才所說的那種“足夠的信心去付諸行動”，否則很多時候就只是依賴直覺而已。直覺和基于直覺采取行動之間，是有區別的，而且對每個人來說，這種差別、以及信心水平在哪個位置，都有所不同。

接下來這一點也很關鍵：就像那本講“信號與噪音”的書所說的那樣，查理幾乎沒有“噪音”。真的，他沒有任何噪音，全都是信號。這并不是說他總是正確的——他自己也一定會首先這么說，我們誰都不是完美的。但他的思考極其清晰，系統里幾乎沒有雜音。我從未見過有誰在從想法到行動之間的“摩擦力”比他更低。

主持人塔諾：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點，也是查理做出的關鍵貢獻之一——他對“多元思維模型”的倡導。這個人身上很打動我的一點是：當他談論這些思維模型時，他的思考方式完全像一個科學家。這些模型在編碼信息、編碼你過去的經驗，它們會導出可檢驗的推論。一個模型是可以被證偽的——當有新的事實出現，把這個模型推翻時，這個模型就不再有價值。

那在你的投資生涯中，這些東西對你有什么價值？也就是說，“多元思維模型”對你意味著什么？

托德·康姆斯：絕對有價值。對我個人來說，這些東西起到的作用，是強化了我的直覺。所以我當時才會馬上給出剛才那個回答。我確實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后，通過長期管理一家金融服務類基金積累了不少經驗。但即便如此，你始終還是在依賴某種“直覺”，因為你永遠不可能見過所有情形，而現實世界也總是在不斷變化之中。

所以，去除噪音——在我看來，這正是這些思維模型真正發揮作用的地方：它們幫你把噪音清理掉，帶來思考上的清晰感。然后，還有一點，現在大家常常用“飛輪效應”來形容企業，其實我覺得人在精神層面上也有一種“認知飛輪”。在人生和投資中，你總是不可避免地會犯錯。

但總體來說，我曾經和查理圍繞這個問題進行過一場很棒的討論。我當時說，其實當你到了某種境界，你真正想做的，是盡可能把各種事情都“提前拉動”（pull things forward）。只要你的“擊球率”（batting average）還不錯。而且在企業經營中，這一點同樣成立。如果是一件成功的事，你當然希望把它盡早往前推進；但我認為，很多人犯的一個重要錯誤在于：當它是一件失敗或錯誤的時候，他們卻不愿把它往前拉，而是任由它拖延下去。可事實上，錯誤是客觀存在的。既然遲早會發生，那你就應該希望它“昨天”就發生，而不是一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發生。查理顯然是在這一點上做到極致的典范。

而要做到這一點，我覺得必須具備一種能力，可以被稱為“認識論上的謙卑”（epistemic humility）——有些人會把它簡單理解為“保持開放心態”，但我覺得這其實比那要深得多。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認識：那就是我們每個人能知道的東西其實非常有限，因此保持開放、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觀點，是極其重要的。而這一點，最終又會回到那條原則——主動去摧毀那些你自以為最好的想法。

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在想：我能給查理帶什么書？他大概什么書都已經讀過了。最后我選的那本書，講的正是這個概念——雖然當時我并不完全確定，也許那時候更多依賴的是直覺：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我們自以為知道的一半東西實際上都是錯誤的，之后會一代又一代被推翻。這可以一路追溯到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

查理對這一切又是那種輕描淡寫的態度——他會說，“是啊，當然了”。好像他天生就帶著這種理解。所以我總是回到這個點：一旦你具備了那種理解，它會帶來某種清晰感；而且在“把錯誤提前拉動”這件事上，它反而是一種解脫——錯誤肯定會發生，那不如盡可能早一點，讓你有機會修正并調整。

主持人邁克爾：你剛才提到那本書，是不是薩姆·阿貝斯曼（Sam Arbesman）寫的《知識的半衰期》（The Half-Life of Facts）？

托德·康姆斯：是的。

主持人邁克爾：托德，我再問你一個關于閱讀的問題。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棒的讀者，顯然查理也是，我相信這也是你和查理、以及你和沃倫能夠很合拍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都在極其廣闊的范圍內閱讀。

那么關于“如何學習”，你學到了什么？尤其是你如何跨出自己的專業領域？換句話說，你當然得去讀10-K、年報之類，但你肯定也會留出一部分時間去讀學科之外的東西。你是怎么安排、怎么思考這一點的？你又從他那里學會了什么方法？

托德·康姆斯：這是很好的問題。我會回到剛才說的思維模型。如果你一年讀上幾十本書，或者每個月讀一兩本書，這樣積累下來，其實影響非常大。就我個人體會而言（而且我相信對查理來說更是如此），你會發現，真正的學習并不是來自商業書籍——查理幾乎從不看商業類書籍，因為對他來說，那些內容實在太顯而易見了。

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去讀一本關于達爾文的書——我這里舉的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然后他會說：當然了，這里面談到的東西，其實跟建筑學中的某些原理有關，也和某位 CEO 的行為模式有關，甚至和某些科學基礎理論有關，等等。

在人類行為問題上，他總是強調“順著激勵去找答案”（follow the incentives）。而且他也經常提到所謂“拉拉普魯薩效應（lollapalooza effects）”，也就是當多種因素疊加在一起時，產生巨大、非線性結果的現象。你會發現，在這種跨學科思考當中，這些東西往往就是二階、三階效應。

但他的做法是，總是先去看別的地方，再把那里看到的東西拿回來類比。有些人會用“維恩圖（Venn diagrams）”來形容這一點：他更感興趣的是“一個維恩圖和另一個維恩圖之間哪怕只有1%的重疊”，而不是去讀那些在他已經知道的事情上再重復一遍的書。

我想，你越是這樣搭建自己的知識網絡，你的思維就越是被拉伸，甚至有點像變成立體的了。因為你會在人類行為的其他場景中看到那些“模式”，它們會以不同的形式不斷重復出現。

主持人邁克爾：謝謝你，托德，非常感謝你來到《與傳奇人物一起談價值投資》播客，和我們分享了這些精彩的想法。

托德·康姆斯：非常感謝你們邀請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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