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將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

文︱陸棄

1月17日，哥本哈根、奧爾胡斯、奧爾堡、歐登塞，以及遠在北極圈內的努克，同時出現了規模不小的示威人群。標語并不復雜，訴求也并不激烈，核心只有一句話：要求尊重格陵蘭島的民主與基本人權。它并非一次針對丹麥政府的抗議，而是直接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近來反復釋放的信號——美國不排除“接管”格陵蘭島，甚至以關稅作為施壓工具。一個看似荒誕的政治表態，卻在現實中激起了真實而克制的社會反應，也把一個長期被邊緣化的議題重新推到世界舞臺中央：在21世紀，主權究竟意味著什么，小國和自治地區又該如何面對赤裸裸的強權語言。

從表面看，特朗普的言論延續了他一貫的政治風格，夸張、直接、不加掩飾，甚至帶著交易式的思維。但正是這種不加修辭的表達，使得許多本該隱藏在戰略文件與外交辭令中的邏輯，被公開攤放在陽光下。格陵蘭島被反復提及的理由無外乎三點：地緣位置、軍事價值、資源潛力。在這些話語中，島上的居民、歷史記憶與政治意愿，幾乎是缺席的。這種缺席本身，正是抗議發生的原因。

如果只將此次示威理解為情緒化的民族反應，顯然過于膚淺。格陵蘭島的集體記憶，對“被決定的命運”格外敏感。自18世紀起，它長期處于丹麥的殖民體系之中，資源被汲取，文化被邊緣化，社會結構被外來制度重塑。1979年自治政府的建立，并未徹底終結這種歷史經驗，卻至少為“自我決定”提供了制度空間。正因如此，當另一種更為強勢的外部意志，以幾乎不加遮掩的方式出現時，觸發的并非單純的政治立場之爭，而是一種深層的歷史回響。

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民眾對所謂“安全保護”的說法表現出的冷淡態度。在努克，一名普通遠洋船廚師的回應顯得格外有力：他從未在海上見過所謂的中俄軍艦，卻清楚知道美國曾對委內瑞拉動武。這里并不存在復雜的意識形態判斷，而是一種基于經驗的政治直覺。安全并非抽象概念，它與誰擁有決定權、誰承擔后果直接相關。對于一個人口稀少、社會結構脆弱的地區而言，“被保護”與“被控制”之間的界限，從來不清晰。

從更大的結構看，格陵蘭問題折射出當前國際秩序中一個愈發明顯的趨勢：強權政治的回歸，正在擺脫以往的制度性外衣。冷戰結束后，主權原則被普遍視為國際關系的基石，即便在沖突中，也往往需要通過法律、歷史或安全敘事加以包裝。而如今，一種更為直白的邏輯正在浮現——戰略需要優先于程序正義，力量可以直接轉化為主張。特朗普的關稅威脅，正是這種邏輯的經濟版本，它不再區分貿易與政治，而是將一切關系納入可交換的籌碼體系。

丹麥與格陵蘭島的反應，恰恰顯示出小國與自治地區在這種環境中的兩難。一方面，它們高度依賴既有的國際規則體系，依賴主權平等、法律約束和多邊機制；另一方面，當規則的主要制定者開始選擇性適用這些原則時，反抗的工具便顯得有限。示威、聲明、外交抗議，更多是一種道德和象征層面的表達，卻仍然必要。因為在強權話語全面占據空間之前，沉默本身就意味著默認。

更值得思考的是，這場風波并非孤立事件。它與歐洲內部日益增長的安全焦慮、與北約框架下不斷上升的軍事預期、與資源政治重新抬頭的趨勢緊密相連。北極地區正在從“邊緣地帶”轉變為戰略前沿，氣候變化使航道與資源的想象空間被迅速放大。在這樣的背景下，格陵蘭島不再只是一個自治領土，而被重新編碼為全球競爭棋盤上的關鍵節點。當這種編碼完成，當地社會的復雜性便容易被壓縮為地緣標簽。

然而，抗議本身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它提醒人們，地緣政治并非只發生在戰略地圖和軍力評估中，也發生在具體社區的生活經驗里。歷史并未遠去，殖民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代代人通過制度、語言與資源分配感受到的現實。正因為如此，格陵蘭人的團結呼吁顯得格外重要。它不是對抗某個國家的情緒宣言，而是一種防止恐慌、拒絕被撕裂的理性姿態。

在一個越來越多國家習慣用安全、威懾和利益重新定義世界的時代，格陵蘭的示威或許微小，卻并不無關緊要。它提出的問題并不宏大，卻異常根本：當強權以保護之名介入，當交易語言取代政治協商，小社會是否仍有權利說“不”，國際社會是否還愿意傾聽。答案并不樂觀，但正因如此，這些在寒冷街頭舉起的標語，才顯得格外真實。

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記憶回潮的階段。舊帝國的幽靈并未以旗幟和艦隊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關稅、債券、戰略投資與安全承諾，重新塑造權力的邊界。格陵蘭的抗議無法改變大國的算計，卻至少提醒人們，主權并非只屬于國家，也屬于那些被歷史反復決定、卻仍試圖為自己發聲的人。這樣的提醒，或許正是當下國際政治中最稀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