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律師行賄60萬元當選律協會長》，為何遭投訴？

2026年伊始，“某律師行賄60萬元當選律協會長”一事，在各律師交流群及朋友圈持續刷屏。涉事人為山東公明政和律師事務所朱某冰律師，其為競選濟寧市律師協會會長一職，向時任濟寧市司法局副局長的國慶啟行賄現金60萬元，并借此成功當選。該事件內幕經由山東省曲阜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魯0881刑初94號刑事判決書得以披露。判決書顯示，被告人國慶啟因犯貪污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70萬元。

就在事件熱度漸趨平息之際，公眾號“天下說法”發布題為《某律師送給司法局副局長60萬，當上律協會長》一文，隨后遭孫某進實名投訴。經平臺受理核查，該文章被公眾平臺安全助手以內容存在侵犯名譽/商譽/隱私/肖像行為為由強制下架刪除。

筆者對該投訴行為深感費解，細究涉案判決書內容后，一個關鍵事實浮出水面——投訴人實為國慶啟受賄案的證人。按理而言，證人如實履行作證義務，公檢法機關會依法保障證人安全，全方位保障其合法權益，一篇客觀披露案件信息的文章，何以構成隱私侵權？隨著 深挖該案刑事判決書后赫然發現，此番投訴的發起者，并非簡單知曉案情的證人，亦是行賄人員之一。判決書中載明：“2023年4月，被告人國慶啟利用擔任濟寧市司法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的職務便利以及職權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濰坊市某某縣紀委監委駐縣某某局紀檢監察組組長孫某進在職務晉升方面謀取利益。同月，被告人國慶啟在濟南南郊賓館，收受孫某進所送現金40萬元。”至此，其此番投訴的動機便昭然若揭：無非是內心有鬼，唯恐事態進一步發酵而坐立難安而已。

雖系微信平臺處理投訴刪評的尋常個案，卻折射出微信平臺言論審核機制對公眾表達權的過度閹割、其對隱私權利的審查亦顯機械僵化，也暴露出孫某進此番投訴實屬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的濫用權利之舉。

一、平臺過度風險規避，權利保護嚴重失衡

當下微信平臺的投訴處理機制呈現“投訴即刪”的特征：平臺接到投訴后，往往先行通知、徑直刪除相關內容，再行核查是否構成實質違規或侵權，其操作邏輯堪比法律領域的“先判后審”，甚至存在“只刪不查、只判不審”的滑稽行為。該機制存在顯著缺陷，本質上是平臺以限縮公眾言論自由為代價，過度自我風險規避。

我國于2006年通過《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引入“避風港原則”，后經《侵權責任法》及現行《民法典》而日臻完善。該原則發軔于美國，提出初衷在于平衡著作權人、網絡服務提供者與用戶三方主體的利益訴求，避免過重的注意義務掣肘互聯網行業的創新發展，與之相關聯的是對“避風港原則”進行限制的“紅旗原則”。鑒于平臺用戶基數龐大且資質良莠不齊，其援引“避風港原則”以減免自身責任本屬情理之中，然實踐中卻逐漸陷入僵化套用、過度適用的誤區，甚至曲解、濫用“紅旗原則”。

在上述原則的濫用、套用之下，必然侵犯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我國憲法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的自由，同時亦規定了行使權利時不得濫用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益。亦即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人人享有言論自由。而微信平臺（包括其他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真實報道、合理引用、輿論監督等合法內容缺乏實質審查，以算法為主導，一經投訴便觸發系統自刪，頗具“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之意。在此機制下，投訴方易借助規則之優勢屏蔽不利言論、負面監督，而文章、評論的發布者確因救濟權利缺乏保障“反投訴”無門。甚至網絡平臺主動“專挑勢弱易欺壓者施壓”，無論文章內容合法與否，動輒一刪了之，反觀對待具備話語權與維權能力的主體卻審慎有加，暴露其功利性算計與丑惡嘴臉。此舉客觀上壓縮了輿論的監督和公民的自由表達權利，長此以往，必然產生輿論監督流于形式、閹割民眾表達意愿、網絡發展為一言堂之局面。

二、隱私侵權毫無根基，證人罪犯一步之遙

個人隱私內容廣，保護對象很明確。所謂個人隱私，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侵擾，以及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不被他人非法刺探、知悉、披露的權利。當前，我國依托《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多部法律規范，明確了個人隱私侵權的法律責任與處罰細則，為個人隱私實行全方位保護。個人隱私的保護針對的是個人合法享有的權利，是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之一，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同時也需注意，權利行使并非毫無邊界，隱私權并非絕對權，在特定情況下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隱私權可能受到一定限制。退一步而言，若孫某進執意主張隱私權侵權，其權利主張的對象亦應是作出判決的法院，主張其個人信息未被依法隱名處理。但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時，應對刑事案件證人的隱私信息予以相應處理；而案涉判決書本身并未在互聯網公布，因此法院的相關操作并無違法之處。在判決書已合法、如實記錄情況下，孫某進投訴行為無異于“狗急跳墻”，發難于無平臺保護的弱勢一方，盡顯恃強凌弱。追根溯源，此番風波實屬自食惡果，終究在于其自身實施的行賄行為。

證人罪犯一步遙，主動交代可以輕。《刑法修正案（十二）》中非常明確：“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調查突破、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尚未處理并不等于不處理，孫某進身為紀檢監察組組長，對受賄罪案件中證人配合調查、主動交代行賄行為，在行賄事實未被立案的情況下可適用從寬處理的相關規定，必然了然于胸。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于涉案的40萬元行賄款對應的刑事處罰，深耕多年職務犯罪的他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其必知天理昭昭，是非曲直自在人心，視法律如兒戲必遭反噬，做出該投訴行為也是日暮窮途之際的困獸猶斗。

孫某進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個人隱私的保護應當讓步于公眾對其監督的權力。其所代行的國家權力是人民所賦予的，人民對其公開行賄行為的曝光、評價是實行公眾監督的一種，孫某進作為被監督者，理應對公眾的評價保持必要的容忍，而不應在平臺無區別、衡量隱私與法律界限的能力下濫用“權利”。

于國家反腐高壓態勢之下，其行賄行為已然觸犯刑法，更損害國民利益、僭越社會底線，絕不容借個人隱私之名行包庇該骯臟行徑之實。行賄人孫某進妄圖以權錢交易牟利之際，自當預見此舉終將暴露于陽光之下灼燒，難逃法律嚴懲。

（山東律師投稿，原文刊登。本文純針砭時弊的普法性文章，無批判法律之意。對涉及個人的內容也只針對行賄行為，不針對任何個人。請勿心虛再次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