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5歲才知道我原來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

1976年十二月的臺北，《新聞一周》晚間時段突然插播一條簡訊：“陳明忠叛亂案定讞，判處死刑。”很多人停下筷子，屏息聆聽。彼時島內仍在戒嚴，反對聲音被迅速吞沒，監獄高墻里，一位年近五旬的囚徒卻在昏暗燈光下輕輕合上手中的《資本論》影印本——他明白，一場新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回到半個世紀前，1929年，陳明忠出生于高雄岡山一個殷實的佃農家。他讀的是日語課本，唱的是《君之代》，節日里向天皇鞠躬。街角的警察偶爾拍拍這位地主之子的肩膀，說聲“良民票收好了”，便足以讓少年心生驕傲——那時的他，相信自己是“皇民”。

真正的裂縫來自校門口。進入州立高雄中學后，高年級的日本學生常把臺灣同學推到角落，冷冷吐出“清國奴”三個字。毆打、腳踢、撕課本，噩夢持續兩年。直到十五歲，他在圖書館的角落里翻到漢文譯本《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第一次讀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幾頁紙猶如閃電，照亮了模糊的身世，也擊碎了“日本人”的幻象。

隨后爆發的太平洋戰爭，使臺灣年輕人被迫身披日軍軍裝。1945年初，陳明忠在高雄站上了開往南洋的軍列，行李里塞著幾張民報的剪報和偷偷抄寫的《建國大綱》片段。列車緩緩啟動，他聽見旁人嘀咕：“我們究竟是給誰賣命？”一句話如釘子釘進心頭。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臺灣街頭瞬間翻轉。歡迎典禮、揮舞青天白日旗、標語里寫滿了“祖國光復”。然而短暫欣喜不久即被現實掩埋。二二八風暴在1947年二月炸裂，槍聲劃破街巷，陳明忠奔走運送傷患，親眼看見同鄉被抓走、隔天拋尸港口。那一夜，他把日據時期的學生證扔進火盆，只留下那本被熏黑的《三民主義》。

1949年，大陸硝煙尚未散盡，中共中央決定“打入島內”，派出千余名干部潛赴臺灣。陳明忠在臺中農專潛伏，負責聯絡青年，輸送報紙與傳單。情報網終被“保密局”掀翻，他1950年三月被捕。審訊室里燈火刺眼，“承認就減刑”的威脅不斷重復，最終換來十年牢獄。獄中他背誦《共產黨宣言》，在煙盒紙背面寫下“民族、民主、民生”八字貼于墻角，算是給自己壓歲錢。

1960年出獄后，臺灣已進入“經濟起飛”口號期。高樓與霓虹遮不住監控哨，統派活動依舊只能在茶樓、戲院的暗角進行。陳明忠利用家族關系轉做米行，卻常把倉庫劃出小間，留給逃亡者歇腳。有人提醒他“低調點”，他只是搖頭：“怕死就不會活成今天。”

1976年春，安全部門再次鎖定他。理由是“策動學生，企圖武裝暴亂”。同年五月深夜，他被黑頭車押走。移送軍法處后，檢察官在卷宗上寫下“意圖顛覆政府”，直接上報蔣經國。判決書的空白處，死刑兩字赫然在目。與此同時，紐約、東京、舊金山的留學生掏空口袋，湊出一萬六千美元，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寫出醒目的英文呼吁：Free Chen Ming-chung。

國際輿論的聚光燈讓臺北當局退了一步。死刑撤銷，改判十五年。陳明忠卻已在看守所度過數不清的“敵我交鋒”：老虎凳、電刑、水牢——偵訊官低聲誘供：“把名字寫下，你還能見到日出。”他閉目，只回一句“問心無愧”。之后的十年，他和難友用肥皂盒做活頁夾，把報紙小字剪貼、分題討論，甚至組織“獄中讀書會”。有人戲稱那間號房是“地下黨校”。

1987年七月十五日，臺灣宣告解除戒嚴。對陳明忠來說，鐵門卻并未當即敞開，判決依然存檔。數月后，他以“保外就醫”名義出了門，身上只帶一條毛巾和一本磨爛的《馬列主義史》。走出土城看守所，他深吸一口氣，天空竟有久違的云彩。

很快，他成為島內公開主張統一的少數聲音。電視臺請他上節目，主持人半開玩笑：“統派都被說成外省人，你一個高雄仔怎么也湊熱鬧？”他答得平靜：“這島兩千三百萬張身份證，寫的都是‘中華民國’，翻譯成日文還是‘支那’，難道不說明我們同根？”一句話，在場來賓無言以對。

1990年，他獲得出境許可，赴日、美答謝營救者。東京羽田機場，昔日“皇民”的土地上，他頭也不回地用中文說道：“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這一幕，被隨行記者記錄在案，也成為島內學生團體的傳誦佳話。

晚年的陳明忠身體多病，舊刑傷時不時復發。即便如此，他依舊參加各類討論會。有人勸他保存體力，他笑得爽朗：“別擔心，命是人家爭來給我的，總得用在正事上。”2019年11月，九十歲的他安靜離世，病榻旁放著兩樣遺物：那本燒焦的《三民主義》和一枚已經褪色的“光復勛章”。

回看陳明忠的一生，從“皇民小學生”到“臺灣最后的政治死刑犯”，再到公開倡議兩岸統一的老人，軌跡似乎曲折，其實始終圍繞著一個簡單信念：臺灣不是殖民附庸，而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童年的屈辱、牢獄的折磨、海外的聲援，皆未改其初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對他而言，從十五歲那天起，就不再需要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