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下崗潮楊成武將軍直言：讓下崗工人自生自滅，我心里不同意

1992年春天，老將軍楊成武剛過七十八歲生日。那年，他常帶著隨行秘書往返于北京與河北西柏坡之間，沿途望見一座座停產的工廠，煙囪不再冒煙，工人三三兩兩在門口抽旱煙。“這些人曾經拼過命支援國家建設，如今卻這么難。”他低聲說了一句，話音不大，卻透出難以掩飾的焦灼。

同年夏天，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國老區建設促成會，依靠老同志的號召力，為革命老區和老工業基地尋找新的生機。能挑這副擔子的，非楊成武莫屬。熟悉他的人知道，這位從閩西山村子弟一路打到北京的老將軍，骨子里最看重“老區”二字，他把那片曾經灼熱的紅土地看作故鄉的延伸。

就任會長后，楊成武不肯坐在辦公室批文件。秋收時節，他拄著拐杖走進江西興國的丘陵地帶，與當地干部席地而坐。他問得最多的，竟不是宏大規劃，而是“今天伙食費還夠不夠”“小學教師一月工資多少”。陪同人員一度覺得這些細節瑣碎，他卻擺手：“離了米面油，談什么建設？”

其間，國企改革已然起勢。1993年10月，南方某大型機械廠一次性宣布裁員三千人，消息傳到北京，促老會辦公室立即被求助信淹沒。“讓過去為國家作過貢獻的工人下崗，我心里不同意。”楊成武在會上直截了當，這句硬話后來被工人們抄進標語，貼在車間灰墻上，字跡歪斜卻振奮人心。

問題擺在眼前：改革浪潮誰也攔不住，下崗卻不能等同于拋棄。楊成武給自己訂了三條思路：找資源，搭平臺，抓教育。聽上去樸素，卻有的放矢。為了給山西呂梁老區的下崗工人找出路，他跑到太原鋼鐵，促成一條建筑鋼筋外銷合作線；資金缺口仍舊巨大，他干脆從自己的稿費里拿出十萬元作周轉。秘書提醒他注意身體，他笑說：“我在戰場上吃過草根樹皮，花錢救人，總比花錢治病劃算。”

有意思的是，他對宣傳工作的重視幾乎到了“嘮叨”的程度。1994年初冬，促老會只開了十幾個人的小會，他仍反復強調：“宣傳不是貼大字報，而是讓群眾看見你真幫了他。”會后，會員們分頭下鄉，用最簡單的傳單講清貸款政策，效果出奇地好，七成下崗職工在春耕前拿到了補貼。

1995年，陜北米脂縣鬧水荒。縣里來電，說二百口窖井只籌到三分之一資金。楊成武先電話里一句“別急”，隨即跑去吉林軍區老戰友家“化緣”，兩天湊了近二十萬。把錢送到窖井施工現場，他在烈日下站了一整上午，看著第一抔土翻起，“就算心里踏實一點了。”旁人勸他休息，他卻趁熱打鐵，要求縣委同時解決周邊下崗工人就業，“挖窖要人，別再雇外包隊，讓咱們自己人干活，錢落袋也落在這里”。

這一年，他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醫生叮囑靜養，他不肯。住院期間，手邊攤開的，仍是各地老區的資料。護士聽不懂那些地名，他就耐心解釋：“這是紅軍血染的地方，咱不能讓他們斷了希望。”病房窗外葉落無聲，走廊里卻常見部委干部被他“叫去談話”，一聊就是兩小時。

到了1996年夏天，焦熱的太行山腳下，山西醫學院操場上搭起簡陋涼棚，楊成武拄杖而來。當地干部匯報：“吃水難，沒產業。”他眉頭一鎖，提出“先解渴，再生財”的辦法。當年秋天，山西第一個滴灌示范田落成，下崗工人成了技術員，靠勞務與分紅，每戶年增收兩千多元。數據不算驚人，但對于那些曾經領著底薪的人來說，足夠點亮爐火。

外界評價他“老黃牛”，其實他更像不肯停歇的箭，直指老區與工人命運的靶心。推動教育亦如此。1997年春節后，他聯絡北京幾所高校，為贛南老區捐建實驗室，還特地要求保留十個指標給在崗、下崗工人子女。有人擔心教學質量，他反問：“孩子進不去課堂，談何質量？”一句話堵得對方無話可說。

值得一提的是，他極少公開夸自己，卻在一次內部總結里寫下八個字：不計得失，心中有數。老區需要什么，下崗職工害怕什么，他掂量得分毫不差。1998年夏，他的病情加重，仍堅持批示一份《延安南泥灣幫扶方案》。護士輕聲提醒：“將軍，您該休息了。”他微笑回應：“再忙一會兒，工人還等著糧種。”

促老會后來換了新班子，依然沿用楊成武訂下的章程：幫扶與造血并重，絕不口號當飯吃。舊檔案里，存著他親手批改的十幾份計劃書，墨跡因汗水略微暈開。它們見證了一個老兵對工人、對老區不變的牽掛。

楊成武去世后，有老工人在追思會上悄聲說：“要不是那十萬元，家里早斷頓。”話音輕，卻戳人心。歷史沒有刻意渲染那份執拗，卻在一封封感謝信、一個個水窖里沉淀下來。

今天翻閱當年的會議記錄，仍能清晰讀到那句擲地有聲的話——“讓下崗工人自生自滅，我心里不同意。”在暴風驟雨般的改革年代，這是一位老兵留下的最樸素、最堅決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