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榮毅仁為何選擇留在上海，陳毅一番話讓他顧慮全消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深夜，北京中南海燈光透亮。被剛剛接見完的榮毅仁邁出勤政殿臺階時，腦中閃過一句話：“幸虧那年沒有走。”霎時，他想起了上海解放前后那段繃緊神經(jīng)的日子。

上海的守夜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算起。街口的沙袋尚未搬走，墻壁上殘留的彈痕還帶著硝煙氣味。榮毅仁握著方向盤，車緩慢駛過延安東路，路兩側(cè)是一排排露宿的解放軍戰(zhàn)士，草綠軍衣褪了色，卻一塵不染。幾天前，國民黨潰兵才在他家門口架過機槍，勒索現(xiàn)洋五百。對比如此強烈，他開始對面前的新時代多了幾分好奇。

倒帶到更早的四月，無錫。父親榮德生正為家族紗廠被人拆機運臺的謠風(fēng)煩惱。面對親友“趕緊去香港”的規(guī)勸，他只甩下一句：“生在無錫，死也無錫。”話不多，卻壓住了躁動的人心。無錫日報把這句話登在顯眼位置，大資本家都不跑，一些徬徨不安的商號也按下了準(zhǔn)備好的船票。

同一時間，上海灘流言四起：共產(chǎn)黨來了，工廠要收歸國有，資本家得擠火車去勞改。榮毅仁也聽得心里沒底。更糟的是，國民黨法院忽然以“售爛面粉致軍敗”罪名對他提起公訴，傳票逼到家門口。為求脫身，他幾乎把家里最后十根金條送進了法官口袋。正當(dāng)他準(zhǔn)備走上法庭，解放軍渡江成功，審判戛然而止，一紙令旗把他從深淵拉了回來。

五月末，上海大局初定，工廠職員卻亂成一鍋粥：機器停轉(zhuǎn)，原料缺乏，市場封閉，人人都在觀望。六月一日上午，一張蓋著“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紅章的柬帖遞到榮毅仁桌上，請他翌日下午赴中國銀行大樓開會。陌生的簽發(fā)人——“陳毅”三字，讓辦公室里一陣靜默。幾秒后，他輕聲嘀咕：“終究要見面了。”

二日下午，外灘江風(fēng)送來咸濕空氣，也吹亂了諸多資本家的心緒。“奧斯汀”與“雪佛萊”接踵而至，車窗后是一張張神情各異的面孔。榴花正紅，誰也不知道樓上會不會是一場“秋后算賬”。

大鐘敲兩下，廳里忽然安靜。一個身著洗白舊軍裝的中年人跨上臺階，腳蹬布鞋，面帶笑意。他沒坐主席臺，而是站在眾人之間：“各位朋友，我是陳毅，新任上海市長。”短短一句四川口音，把距離一下拉近。隨后他提起國破家難的血淚，又道出“帝國主義侵略時代一去不返”，話鋒一轉(zhuǎn)：“上海要恢復(fù)元氣，少不了諸位。私營企業(yè)照干，盈虧自負，國家?guī)椭慌未蠹也徊鸩贿\，不炒賣，不搗亂。”

會場先是低聲附和，繼而掌聲四起。榮毅仁坐在第四排，他不自覺地攥緊的手松了。那晚回到鴻安紗廠，他對管事的施政度說了句短短幾字：“明天復(fù)工。”就是這一聲決定，把兩千多名工人“救”回了車間，也給他自己的命運畫下了新的起點。

日子緊跟著往前推。年底，上海棉紡業(yè)產(chǎn)量已回升至戰(zhàn)前七成，軍管會先后三次派人到廠里調(diào)研，幫助解決煤炭、棉花和貸款。榮毅仁發(fā)現(xiàn)，自己從來沒被這樣當(dāng)作“建設(shè)者”對待過。過去與官吏周旋，逢送必硬著頭皮；如今文件都貼在墻上，流程清清楚楚，誰行誰上，門檻只剩能力與信譽。

一九五一年，他隨工商界代表團赴北京參加政協(xié)擴大會。中南海的簡單飲食讓他想起家鄉(xiāng)粗茶，毛澤東在飯桌上笑談紡織業(yè)前景，問：“現(xiàn)在工人情緒怎樣？”他答：“人心穩(wěn)了，紗線出成也穩(wěn)了。”主席點點頭：“穩(wěn)字不易，得靠大家共扛。”

之后幾年，國家經(jīng)濟布局需要，華東區(qū)請他出任市政府副市長。陳毅一句“你最懂機器，也懂賬本”，讓他放下顧慮。紡織部副部長的任命又緊跟著到來，他在江南、天津、東北奔波，談棉源，拆舊機，裝新機。很多工人說：“榮老板變成榮部長了，可脾氣還是那樣急。”那“急”，更多是急于復(fù)蘇民族工業(yè)的勁頭。

一九七九年一月，改革號角初吹。鄧小平找他談話：“合資企業(yè)得有人出面，你最合適。”中信公司隨之誕生，航運、金融、能源，一步步鋪開。外方合作者驚訝，這位出身舊上海資本世家的董事長，對社會主義原則與市場規(guī)則竟能游刃有余。有人問他圖什么，他笑答：“圖把中國的日子搞得紅火。”

晚年回憶，榮毅仁常提那次外灘會議。他說，若非陳毅那場半天的談話，自己未必留下；若沒留下，中國工業(yè)史上可能少幾頁生動的篇章。歲月悠悠，當(dāng)年那句簡單的“蠻好，復(fù)工”，像一聲進軍令，讓機器再次隆隆，綿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