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鼓應：中國“夢文化”與康儒博的夢境研究

從古至今，人人都會做夢，但是很少人認真想過，“夢”在古代中國社會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在《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中，列文森獎得主、中國宗教和文化史學家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以跨學科視角解析道佛修行與夢境凈化，揭秘戰國后期至晚唐時期中國夢文化的社會建構。

在康儒博看來，做夢與古代中國人的自我修行法度一直存在著一種密切又緊張的關系。他在本書前言中寫道，古代修行者“旨在將其大部分體驗和舉止納入掌控之中。他們接受了一些生活規則，旨在約束自己的身體、思想、飲食、言語、知覺與感覺、食欲和欲望、性欲、與人類和其他生物的關系，有時甚至包括呼吸。”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夢是“不協調、不可預測、無法控制”的，因此，做夢往往會與上述精心構建的自我塑造計劃相抵觸。“做夢可能會破壞這些計劃，也可能被用來強化它們，甚至可能開發出實踐它們的新方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鑒于人類做夢的頻率與自由程度，任何自我修行實踐的法度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解決做夢問題。”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道家文化學者、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陳鼓應的推薦序，原文標題為《康儒博的中國夢境研究》。

康儒博的中國夢境研究

作者｜陳鼓應

康儒博教授近年來相繼出版了兩部研究中國戰國后期至晚唐時期關于夢與做夢的文本的學術著作，分別是《中國夢境：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The Chinese Dreamscape, 300 BCE–800 CE，2020）和《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公元前300年—公元800年》（Dreaming 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 300 BCE–800 CE，2023）。東方出版中心及時地引進出版了譯本，讓中文學界能夠更加方便地閱讀這兩部優秀的漢學著作，這是嘉惠學林的好事。出版社囑我為《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作序，我謹就康儒博的漢學研究，簡單談談關于此書的心得。

康儒博長期關注中國古代與中古時期的神圣、靈異、鬼怪書寫。在《中國夢境》出版之前，他翻譯和研究了一系列志怪小說，以及《神仙傳》《冥祥記》《異苑》等文本。可以說，他的漢學研究建立在譯解中國古典文獻的基礎之上。我也做過一些中國古典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略知其中的甘苦與奧妙。無論是全譯還是選譯，研究者都必須透徹理解文獻的每一個字詞，貫通厘清文獻整體和部分的意思；還要努力窮盡相關文獻，與已有研究進行學術“對話”，避免重復性研究。很多時候，學問就是這樣水到渠成地做出來的。我想，翻譯與研究的互相成就、表述轉化與思想會通的回旋提升，應該是中國古典文獻研究者的必經之路，有助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鑒。康儒博的許多翻譯著作是國內文學和宗教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仍有待翻譯為白話文文本，沾溉學界。

《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

作者：[美]康儒博

譯者：羅啟權

版本：時刻人文｜東方出版中心

2026年1月

在理論研究方面，康儒博主要涉及孔子所謂“怪、力、亂、神”的領域，但他并不沉浸在這些奇幻的世界之中作“假作真時真亦假”的重述，也不著意考證古人所思所想所寫的內容是否真實客觀，而是綜合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將其社會化的整體繪制脈絡呈現出來。比如，《造仙：早期中古中國的異行者與社會記憶》（Making Transcendents :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2009）研究的是求仙者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關于求仙者的故事是如何把“仙”制造出來的，也即考察古人如何通過特立獨行的修行方式及社會記憶來創造“仙”文化。《中國夢境》則研究古人如何建構夢的形態或結構——一種關于夢的文化的集體想象物，涉及古人對夢的類型、意義、組成、功能的言說和想象，以及古人對夢的回應，夢在古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眼前這本《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則聚焦于道、佛二教如何基于凈化惡夢的目標，制定出一系列自我修行準則，以及修行者又如何將其付諸實踐，并因而在實修群體中擁有社會化的夢生活等問題；康儒博希望通過探討這些問題，從夢與自我修行的角度展現道、佛二教的教義和教派產生及演變的線索。從關注領域和研究旨趣可知，由于康儒博一以貫之的研究路徑是從古人的書寫中挖掘其社會背景、社會根基、社會建構，他筆下的神圣就被他拉到了人間，而那些精靈和鬼怪，也被他融入了世俗之中。顯然，康儒博不僅重視上層精英文化，而且細心探究更廣大而同樣精彩紛呈的下層民間的宗教和社會，他的思想因此在上下層文化的交匯處盡情馳騁。

根據上述整體的認知，不難理解為什么康儒博兩部研究夢的著作，可以在保持學術專業性的同時又具有相當的趣味性。康儒博指出，研究者真正面對的只有文本而已，是文本所承載的觀念，以及對觀念背后的行為、事件的書寫，進入了研究者的視域。所以，他采取了一種比較審慎的處理文本的方式：一方面，盡最大努力直面文本，充分地尊重文本的“他異性”（alterity），讓文本說話；另一方面，袒露自己知識和視域的有限性、作為“局外人的驚奇”，并有意地保留自己在文字架構和語言表達上的個人偏好。在這樣一種文化觀的主導下，康儒博的寫作實踐自覺地和理論先行、西方中心主義等研究方法保持距離。康儒博的理論創造在于，他在《中國夢境》中根據夢的構成要素和功能，將夢劃分為驅魔、前瞻、到訪、診斷和溢出五種“范式”（paradigm），并在此范式之下，逐一審視中國古人對林林總總的夢與夢中自我之間的關系予以秩序化的方式，揭示中國古人到底是如何生活在多種文化、多種自然、多個周圍世界和多個經驗的世界之間的互滲之中的。

陳鼓應，1956-1963年就讀于臺灣大學哲學系及哲學研究所，師從著名哲學家方東美、殷海光；畢業后，先后執教于臺灣大學、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北京大學等，2010年起受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2021年10月，被聘請為河南省鹿邑縣老子學院（研究院）名譽院長。2025年5月，受聘為南開大學兼職教授。主編CSSCI來源集刊《道家文化研究》，出版多部書籍，多次獲得國內國際學術獎項。出版《老子注譯及評介》《莊子今注今譯》《道家哲學主干說》《道家的人文精神》《莊子人性論》《易傳與道家思想》《道家易學建構》《悲劇哲學家尼采》等專著。

有趣的是，在《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只是略微提及前瞻和到訪范式，而重點闡述了凈化、診斷和溢出范式。在他看來，驅魔是凈化的一種手段，所以驅魔范式應該被包含于凈化范式之中。惡夢即為染污夢，它所涉及的領域并非善良與邪惡，而是潔凈與染污。惡夢之所以是骯臟、惡心、不正當或染污的，主要是因為它有悖離人們日常可控秩序的內容，而衡量內容悖離秩序與否的標準，是在特定實修群體甚至特定文化群體中設立的，因而具有社會性。為了凈化惡夢，神圣者制定了一系列自我修行準則。康儒博認為，這些自我修行準則對修行者有路可循地修行自我極有助益；更重要的是，它們讓修行者得以維系其與實修群體、傳統的關系，使他們保持自我的潔凈性，因此仍然是實修群體中的一員，而非“他者”。他說：“在中古中國文化這樣的文化中，重要的似乎是通過指導、自我省察與儀式實踐來形成自我和建立派系。……最重要的不是個體體驗本身，而是實修群體中其他人對這些體驗的解釋與接受。”這樣的觀點富有洞見，也能找到堅實的文本支撐。至于他對診斷和溢出范式的討論，則由于篇幅所限，請讀者自行參看。

我要強調的是，從《中國夢境》到《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康儒博建構的夢范式的變化，誠然是他的研究視域轉換到夢與自我修行的關系所造成的，但也是他在夢研究領域深耕不輟所獲得學術精進的結果。據說他正在撰寫第三部相關著作《自我修行者的宇宙》（A Cosmos of Self-Cultivators），這是否對我們中文學界形成了一種回應的期許？我想，突破點可能有兩個，一是康儒博鮮有論述的儒家文本，二是公元800年之后更長時段的文本。關于前者，宋明理學家就明確將夢作為自我修行的場域——甚至我們是否可以說，先秦儒家奉為圭臬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慎獨”等思想，可以成為“夢的加修時間”（oneiric overtime）觀念的源頭？關于后者，晚唐以來的說夢遍布三教、民間文化與各種信仰之中，仍然有待梳理、討論。

《中國夢境》

作者：[美]康儒博

譯者：羅啟權 等

版本：時刻人文｜東方出版中心

2024年7月

無獨有偶，康儒博這兩部著作都以“莊周夢蝶”隱喻結尾。在《中國夢境》中，康儒博是為了闡明古人（也包括康儒博自己）繪制的所有中國夢境，其秩序從根本上講都是相對的，難逃“物化”觀的消解。在《中國的夢與自我修行》中，康儒博則是借助莊子泯然于夢醒之間的智慧，反思、松動自我修行準則對修行者的綁縛。我認為，在這個意義上，莊子彰顯出一種更為徹底的哲學的態度，而凈化惡夢、診斷夢、通過夢而到訪做夢者等思想則不免走向宗教。這其間的轉折點引人深思。

最后，正如康儒博在《中國夢境》中的提醒：

關于夢的話語主要是實踐性的，而不是理論性的或者客觀的。對夢的思考、寫作、閱讀和談論，就像在上古和中古時期社會中的大多數其他事物一樣，在我們看來是

“哲學的”，對他們而言卻是一種生活技巧。關于夢的問題總是與如何最好地生活的問題緊密相連。

我想，他的夢研究三部曲也是實踐性的。希望通過閱讀他的著作，對我們思考如何最好地生活有所啟發。我也期待將來有更多既有深度又有趣的研究著作面世，有更多優秀的漢學著作被引進并擁有優秀的譯本。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陳鼓應；編輯：李永博；導語校對：賈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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