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中國人看什么學外語？

電影《南海十三郎》

在這個“文章有價”變得不確定的時代，回到歷史中確認文學的價值，是許多寫作者猶疑之時的選擇。

楊瀟寫下自己重走“湘黔滇旅行團”流亡路線的故事，許知遠梳理梁啟超寫文章、辦報、深度介入社會變革的一生，而作家劉檸，則將目光投向民國時代那些擁有頂級外語能力的作家們，介紹由他們編纂、在當時乃至后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常銷語學書。

今天單讀分享的這篇《文人的語學著作》中，不乏名作家的身影——譬如林語堂和梁實秋，也有因語學作品廣為人知的錢歌川、唐納德·基恩、倉石武四郎等人。不同于工具書“一板一眼”，文人們的生平貫穿于社會動蕩、思想交錯的年代，與他們有關的故事很多時候是真假難辨、耐人尋味的。

望能借由劉檸之筆，一窺民國文人的生活和其研精闡微的決心，并尋找到那些始終能引領我們繼續往前的經驗與品格。

文人的語學著作

撰文：劉檸

在民國時代，文人通曉一兩種乃至數種外國語并不稀奇，是一種基本功。遑論陳寅恪、錢鍾書那種級別的碩儒，其所掌握的語言，一只手未必數得過來。不過，文人外語能力的高下和能否靠語學書掙版稅，甚至用它來養家糊口是兩碼事。外語再好，也未見得能編寫語學書。即使出了書，也未見得就能走俏，成為一印再印、學生人手一冊的常銷書。這方面，有幾個成功案例，頗值得玩味。

01

號稱“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某種意義上，是迄今為止最出圈、也最具國際聲譽的華人作家，其“陪跑”諾貝爾文學獎的履歷之長（從 1940 到 1973 年間，先后六次獲提名），應不遜于今天的村上春樹。林的宇宙文章究竟有多了得，見仁見智，但東西文化確實被他踏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1895 年 10 月，林語堂出生于閩南漳州龍溪縣的鄉下。2025 年 10 月 10 日，剛好是他誕辰 130 周年。林家是一個“嚴格的基督教家庭”，林的父親是一位鄉村牧師，“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極愛他的教友”，《圣經》是林家孩子們打小的功課和陪伴。后林進入“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圣約翰大學，僅在圣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就“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大一時被選為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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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圖 1、《林語堂自傳》（含《八十自敘》），林語堂著，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本文配圖皆由本文作者提供）

按說工具書意識如此在線，林語堂作為那個時代頂流的英語達人，編一本英文辭典似乎是順理成章之事，本人也確曾打算編纂一部切合國人需要的漢英辭典。不過，他的興趣過于寬泛，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似乎有種超乎常人的極客趣味（其在《八十自敘》中說，“他感到興趣的是文學，漂亮的鄉下姑娘，地質學，音樂，電子，電動剃須刀，以及各種科學家新發明的小物品”。19 世紀 40 年代，他發明了明快機電打字機，為機器的研發，不惜投入 12 萬美元的自有資金和海量的時間），且創作宏富，漢英辭典的選題遂一拖再拖，直到晚年從美返臺定居后才啟動。 1972 年，《當代漢英辭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那是后話了。林在廁身文學創作之前，出版過兩種英語參考書，分別是《開明英文讀本》（1928）和《開明英文法》（1929）。前者分三冊，每冊均配有豐子愷的插畫，文字與視覺并重，頗富趣味性。“讀本”與另外兩種出版物——《開明活頁文選》和《開明算學教本》一起，并稱為“開明三大教本”，在上世紀曾風行逾二十年，直到 2014 年，又被海豚社翻印。后者是以中等英語學習者為對象的英文語法書，用后來風靡歐美的“林氏英語”寫成，通俗曉暢，甫一面世便應者如云。在書中，林開宗明義，論及“作為表現法的科學的文法”（Grammar as the Science of Expression）之功用，在于使不同的語言通過不同的文法手段來表達同一個概念或思想成為可能，這也是學習外國語文法的意義之所在。“文法” 1933 年初版，到 1947 年，已出了十版。1982 年，“文法”由外語教研出版社翻印，在舉國只有薄冰和張道真的語法書的改開初期，受到廣大英語學習者的追捧。

這兩種英語參考書，應該是林語堂的“第一桶金”。據長年在林創刊的幾種雜志做編輯的陶亢德透露：“林語堂當時是中央研究院的上層人員，月薪總有幾百元，他的更大收入，是《開明英文讀本》的版稅，聽說開明按月付他八百元，年底總結一次。”（《陶庵回想錄》，中華書局 2022 年 6 月版，83 頁）

圖 2、《陶庵回想錄》，陶亢德著，中華書局 2022 年 6 月版

至于《開明英文文法》的收益，因手頭材料不足，難以做出定量的描述，不過倒是有一個旁證，即“文法”的日文版。雖然林語堂的著作大部分都有日文版，但他的書在日本的總體評價并不高，這大概與其作品中的民族主義情愫有關。如思想家竹內好說，“他（林）作為思想家是貧弱的，但作為記者則很敏銳。一雙能識破輿論盲點的慧眼，總是讓他走向成功”“林語堂的言論與其說是內在的深入思考的流露，不如說是一種包含媒體化效果的操作”。英文學者中野好夫則干脆指控道，“毋庸諱言，在林語堂的敘述中充滿了對日本的誹謗，而且相當過分”。東瀛坊間的風評，無疑會妨礙諸種林著的銷量。唯一的例外，是“文法”：

圖 3、『『開明英文文法——表現の科學』，林語堂著，山田和男譯，文建書房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初版，四十七（1972）年 5 月重版

1960 年，英文學者、一橋大學教授山田和男日譯的《開明英文文法》（『開明英文文法——表現の科學』）由文建書房付梓，兩年后再版。其后，至少在 1972 和 1975 年，復再版兩次。戰后的日本是親美國家，英語參考書可謂汗牛充棟。在眾多的相關出版物中，“文法”居然出了四版，足見此書在業界的評價。筆者所藏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5 月版，是我從東京御茶之水的古書店三進堂淘得，以語學參考書而論，價格頗不菲。

02

另一位在文藝、學術的“正道”和英語教育的“岔路”之間穿梭的文學大咖，是梁實秋。梁是林語堂的學生（清華園時代，二人有過師生之誼），但客觀地說，梁在英語教育上的事功應不遜于林。且與林不同的是，梁之廁身英語教育并非文學家的“旁逸斜出”，多半屬于職務行為。他曾長年任教于國立臺灣師范大學，先后擔任英文系主任和文學院長，并創辦了臺灣第一個英語研究所，編纂英語教科書三十余種。由他主編的大一《基本英文》，后幾經修訂、增補，一直沿用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其在知識階層的普及度，或許只有《許國璋英語》有得一比。不過，與教本相比，梁的主要工作是領銜主編的三部英漢辭典：一是《最新實用英漢辭典》（

A Practica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實用”讓出版商賺足了碼洋，遠東老板浦家麟的胃口也被吊起來，遂與梁商酌“更進一步再事擴編”事宜。梁從專業的角度，給出的建言，是“字典之擴編，不宜以累積堆砌為能事，宜就各字之重要性而決定其繁簡的比例，故理想之擴編實無異于新編”。浦深韙斯言，于是有了《遠東英漢大辭典》（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作為辭典的署名方式，在書脊和扉頁上，赫然印著“主編 梁實秋”，但嚴格說來，梁只是掛名的主編，對這一點，梁本人也從不諱言。在序言中，他寫道：“現在字典出版，實乃眾力合作之結果，浦家麟先生以我為最初創議之人，囑一言以為序，愿將其余工作同人之大名臚列于后，感謝他們的辛勞。”

圖 4、《遠東英漢大辭典》（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遠東”出版半個世紀以來，圍繞這部辭書，有過不少段子，乃至八卦，有些頗云山霧罩，真假莫辨。不過，其中有兩則軼聞，惟當事者旁證俱在，應非虛言。一是梁實秋與小他 28 歲的女明星韓菁清，因這部辭典而結緣。一天，韓的義父謝仁釗想寫一封英文信，借義女剛買的《遠東英漢大辭典》查幾個單詞。見謝在餐桌旁邊吃飯邊查閱，素對書有潔癖的韓菁清便對謝說：“謝伯伯，吃完飯再看吧，飯桌上有油，會弄臟辭典的。”謝不以為然：“遠東圖書公司的老板，當年還是我送他出去留的洋呢。明天，我帶你去遠東，讓老板送你一本新的！”第二天，謝果然如約帶義女去遠東，在那兒邂逅了梁實秋。彼時，梁因半年前，發妻程季淑在旅居地西雅圖突遭意外，死于非命，梁在空前的痛苦和虛無中寫下悼念故妻的《槐園夢憶》一書，交遠東出版，那天剛好去那里會友散心。交談中，梁對面前這位富于書卷氣的女明星竟一見傾心，一發不可收拾。

圖 5、《槐園夢憶》（含《清華八年》），梁實秋著，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

僅一個月后，梁再度赴美，處理老伴的索賠訴訟事宜。他從大洋彼岸寫信給韓小姐：“親親，我的心已經亂了，離愁已開始威脅我，上天不公，殘酷乃爾！”老房子失火已昭然，而女明星的回信無異于又添一把干柴：“你走了，好像全臺北的人都跟著你走了，我的家是一個空虛的家，這個城市也好冷落！”就這樣，二人的私事硬是成了一樁新聞事件，諸如“老教授與影星的黃昏戀”一類的標題，一時間霸占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連大陸都出版了梁韓伉儷的情書集。

二是梁實秋留在北京的長女梁文茜，有一年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大使說：“你父親是我老師。”梁文茜說：“你這么年輕，怎么會是他的學生？”大使拿出“遠東”，“我天天都看這本辭典”。

“遠東”出版的年代，正值大陸“文革”結束、即將迎來歷史性大變局的前夜，雖然尚未步入“改開”的軌道，“英語熱”卻在悄然升溫。可相形之下，經歷過長期的荒廢，本土英語工具書的產出正處于青黃不接的狀態，大致同一時期出版的《新英漢詞典》，收詞才 5 萬條，難以滿足廣大英語學習者的需要，遑論專業人士。在這種情況下，“遠東”自然成了市場的不二之選。大約是 1984 年冬，我在王府井外文書店二樓買了一部“遠東”，書金大約是 30 元。那個時代，外文書店的二樓賣場是禁止外國人入內的，通常在樓梯口的墻上，會張貼中英文告示。后來我才知道，之所以會有那個行規，是因為二樓系“內部交流”版的專賣場。而所謂“內部交流”版，其實大多是翻印本。我買的那本“遠東”，應該是在 1977 年原版基礎上的縮印本，硬皮精裝，以那個時代的標準來說，紙張算是頂配，但仍有一些透。扉前頁的左上角印著一個藤花紋字框，框內是“告讀者”：

本辭典系梁實秋主編，臺灣遠東圖書公司印行，其中有少量辭條有反動的和不符合我們觀點的內容，請廣大讀者在使用時注意分析批判。

上海 4060 郵政信箱

圖 6、內部發行版《遠東英漢大辭典》（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992 年，隨著中國加入《伯爾尼公約》，翻譯出版事業也逐步走上了正軌。后新華出版社從遠東公司引進梁實秋主編的另一部辭書——《遠東漢英大辭典》的版權，并于 1995 年 1 月正式出版了簡體字版。而作為那部書的姊妹篇，《遠東英漢大辭典》卻未能迎來公開、體面的出版機會，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03

如果說林、梁兩位的文名過于顯赫，遮蔽了其作為語言學者的聲名的話，那么另一位作家則剛好相反——我說的是錢歌川。在一篇舊文中，我曾寫道：“錢歌川的名字，在大陸并不陌生，但多數讀者恐怕并不知道他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資深的知日派。蓋因其語學著作多且暢銷，至今仍在大陸和臺灣不斷加印，故作家的聲名似乎被語言學者給蓋住了。”（《錢歌川：一位被湮沒的知日家》）

圖 7、《雍廬書話》，梁永著，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前輩學者、愛書家梁永先生是錢歌川的骨灰級讀者。上中學時就讀過錢譯艾倫·坡的《黑貓》，“譯文流暢，而他最終竟以散文家名世”。30 年代初，梁讀過署名“味橄”的《北平夜話》《詹詹集》兩本集子，都是中華書局版。后來他才知道，“味橄”就是錢歌川的筆名。梁留下一冊雋永的《雍廬書話》，幾成當代珍本，已極難入手。在那本書中，梁為作家錢歌川如此正名：

錢歌川早年留學英倫，晚年僑居美國，所以他的散文閑散、淵博、雋永，有點英國散文的風味。他也愛作詩，《文集》（指《錢歌川文集》，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筆者注）中有《湖山入興樓詩》一輯，另外，他的散文中也錄入他的自著詩不少，而且他的很多散文集有題詩。

我特別喜愛他的憶念故人之作，如追憶豐子愷（2 篇）、紀念王禮錫（2 篇）、記齊白石、追懷陸費伯鴻等篇，因為不僅可以欣賞優美的散文，而且是難得的史料。（見《雍廬書話》中《錢歌川及其作品》一文）

對作家的名頭掩在英語學者之后這件事，最耿耿于懷者，莫過于作家本人。惟其是大半生羈旅海外、骨子里卻仍是家國情懷濃得化不開的傳統文人，錢極不情愿被“看做一個專門販賣洋貨的人”。1986 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錢的小說、散文合集《云容水態集》。按編輯體例，書后需附作者的小傳及著作年表。于是，“我在著作年表中，只記入了我的二十幾部文集，沒有把有關英詩或翻譯或其他學習英語的書列入，因為我不認為那些是我的著作，雖則我為它們也花過不少的心血”，借此“想恢復我固有的文人身份”。

不過，客觀地說，錢的文人身份和作家的名頭其實倒也談不上“恢復”，因為它原本就擺在那兒，誰都拿不走，也擋不住。僅四卷本《錢歌川文集》，便有文章 750 篇，逾 300 萬字，已然是洋洋大觀。其文名之所以被遮蔽，不能不說是錢的英語參考書寫得太好、也太過暢銷的緣故。

錢歌川原名慕祖，最常用的筆名是歌川。1903 年生于湖南芷江，17 歲即赴日留學，畢業于東京高師英文科。1926 年回國后，經夏丏尊和豐子愷介紹，進入中華書局當編輯。1936 年，又在中華書局和蔡元培的舉薦下，以中華書局駐倫敦特派員的身份游學英倫，入倫敦大學研究英美語言文學。錢比林語堂小 8 歲，出道卻更早。林的成名始于在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英文讀本》和《開明英文法》，而錢則是開明書店的“天字第一號股東”（“當然只是一個小股東，大洋五百元而已”），其文學處女作、短篇小說《誕生日》發表于開明書店刊行的雜志《一般》上，第一本書是譯作——哈代的小說《娛妻記》，中英文對照版，也是由開明出版。

圖 8、錢歌川（味橄）隨筆兩種：《北平夜話》，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8 年 9 月版；《游絲集》，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2 年 8 月版

1939 年，錢歌川在抗戰的炮火中回國，老東家中華書局已被迫解散。除了在戰后初期，應朱世明將軍的邀請赴東京，曾短暫任職于盟軍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擔任過秘書主任的公職，錢職業生涯的大半都在教育界輾轉騰挪，先后任教于武漢大學、東吳大學、臺灣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南洋大學。1972 年，從南洋大學退休后，移居紐約。

錢歌川一生與英文和翻譯打交道，加之在大學任教，編寫過不少面向華文圈英語學習者的參考讀物。被認為是現代出版史上最具商才的出版家之一、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一手出魯迅的小說和雜文，一手出英語學習參考書，曾約錢歌川編寫過《日用英文會話》和《日用英文尺牘》。錢從一個出版編輯，中途廁身英語教育，他發現外文系的學生很少能真正領悟英美文學的精髓，“原因是他們不能徹底了解那種文學的表現工具”。這也是他試圖改變大學外文系“重文輕語”的現狀，改弦更張的初衷：

所以我三十多年來濫竽最高學府，無時不在“揚語抑文”，指導學生從基本的語言文字下手，文字懂了，才能欣賞文學，否則是皮毛，一知半解，動筆翻譯時，便要馬上露處馬腳來。因此，使我特別注意翻譯一個課程，后來竟成了我教的專科。

錢所說的“課程”，指《翻譯的技巧》。他在新加坡教了十年翻譯課，每年都會增補修訂。在南洋大學的最后一年，將全部講義整理成書，托人帶回臺北，交開明書店刊行。“初未料這竟成了我生平第一本暢銷書，單在臺灣一地，十幾年來，暢銷維持不變，每年都銷二千部光景。而在大陸未得我同意時早就出了影印本，后商務印書館和我商定出簡體字精裝本，一共銷售了五十萬部之多……連我的老朋友中文系老教授程千帆，都老早買了一部拙作在自修英文，凡出國來美的公自費留學生或研究員，莫不人手一編。”

圖 9、《翻譯的技巧》 ，錢歌川著，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5 年 8 月第 1 版，2018 年 12 月第 6 刷；《翻譯的基本知識》，錢歌川著，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5 年 6 月第 1 版，2024 年 1 月第 9 刷

在《雍廬書話》中，梁永先生提及三種錢著，除了《翻譯的技巧》，還有《英文疑難詳解》和《英文一日一題》（“詳解”其實有兩本，包括一本“續編”），剛好都是我早年購讀過的書。我個人更喜歡另一種錢著《翻譯的基本知識》，在后半段的實戰案例之前，都是在談翻譯理論，從嚴復的“信達雅”說，到佛經的翻譯、譯文的通達、直譯與意譯及不可譯等，可以說是錢氏翻譯論的集大成。他認為，“從事翻譯的人，必須通曉兩種文字，但通法有所不同。他對外國文的知識，必須是批評的（critical），而對本國文的知識，就必須是實用的（practical）”。

譬如，對這句話的翻譯：

It’s not cricket.

如果只知道“cricket”的原意是“蟋蟀”，意思是講不通的。查辭典，會發現這個詞還作“棍球戲”解：

我們曉得棍球是英國的國技，可以代表競技精神的。所以英文說“這不是棍球”，等于說這不是競技精神，也就是說，這是不公平的（It’s not fair.）。……你如果沒有批評的能力，也許就譯成“這不是蟋蟀”，使人讀了莫名其妙。

這些書在海外華語圈和 80 年代的大陸幾乎無人不曉，至今仍在不斷重印，可以說是“剛需”書，某種意義上，也是“改開”初中期持續升溫的“英語熱”的催化劑。錢氏英語書之所以長銷不衰，好讀是一個主要原因。惟其作者不單是英語學者，而是精通英、日兩種外語的散文家兼翻譯家，其所談的翻譯問題才生動有趣，接地氣，大可當成隨筆來讀。

圖 10、《英文疑難詳解》，錢歌川編著，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1984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英文疑難詳解續編》，錢歌川編，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1984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英文一日一題》 ，中外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版

另一個原因，不能不歸結于時代的落差：如在大陸通行的英語教本中，充斥著諸如 Comrade Li（李同志）、Xiao Wang（小王）和 people’s commune（人民公社）、barefoot doctor（赤腳醫生）之類帶有強烈“中特”色彩的表達，而錢著的例文，要么源自《圣經》故事、莎翁戲劇、《福爾摩斯探案故事集》，要么就是英譯《孟子》《西廂記》和《儒林外史》。兩相比較，哪個更接近作為一種活文化的當代英語，是不言自明的。

04

作家和人文學者“客串”語言學者，編辭典，出語學參考書，在國外也是所在多有。當世最富盛名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是日人心目中頭號“日本通”，也曾參與編纂過數種英和（或和英）辭典。他與兩位日本學者共同編纂的《會話作文英語表現辭典》，將日本人在作文、信函、郵件和會話中最常用的表現，按假名排序列出 2700 條，然后用標準的美式英語加以注釋，嚴格忠實于和文，和英對譯的例句多達 21500 句，是一本評價甚高的中型英文用法工具書。1986 年由朝日出版社付梓以來，刊行過三版，行銷逾 50 萬部。據說 NHK 英語廣播講座的主持人馬越惠美子，為強化口譯能力，背過整本辭典。此舉頗不乏效顰者，以至于江湖上有人將這本辭典視為“背誦用的辭書”——倒也不失為對其權威性的“背書”。

圖 11、《會話作文英語表現辭典》，Donald Keene、羽鳥博愛、山田晴子共編，朝日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 3 版

另一本同樣是由基恩和日本學者藤井章雄共編的《美英俚語辭典》（『米英俗語辭典』，朝日出版社 1981 年版），是一部很實用、也很有特色的工具書。80 年代初，正是所謂“Japan as No.1”的時期，“冷戰”格局之下，日本被視為西方世界當然的一員，“國際化”的機運空前高漲。按說經過“考試地獄”試煉的日人，英語的讀寫能力并不差，可在閱讀英文報刊和小說時，卻總是被俚語絆住，不能絲滑地切入英美流行文化的內核。在前互聯網時代，這樣的一部俚語辭典，正可謂“頗得時宜”（評論家江藤淳語）。基恩本人在辭典的前言（英文）中寫道：

英語口語與標準英語的不同，既體現在新語匯的使用上，也體現在賦予舊詞新含義的方面。比如，“break a leg”這個表達在美國，基本是用于對將要登臺的舞者或演員，意思是“祝好運”。可如果用普通的英日辭典查這個詞，很可能找不到。而且，若是日本人只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個表達的話，反而有會錯意之虞——與它實際要表達的意思完全相反！

圖 12、《美英俚語辭典》（『米英俗語辭典』），Donald Keene、藤井章雄共編，朝日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這部辭典還有一個特點，是同類工具書所不具備的，那就是俚語分級制。是什么意思呢？即每個詞條的后面都帶有*標，通常有別于書面語的、比較口語化的通俗表達，用*來表示；其次是對多用于比較親密的關系或只在特定的社會集團中使用的相當通俗的表達，用**來表示；第三是那些暗指性交或被社會視為禁忌的事物，帶有強烈侮辱性的，在正經場合絕對應該回避使用的語匯，用***來表示。凡此種種，也賦予了這部工具書以某種教科書的特質。

05

在日本漢學界，倉石武四郎是一個“樞紐”般的存在，他以一己之力，鏈接多個學術領域，扮演了多種角色，如漢學家、翻譯家、藏書家、漢語教育家等。且對每一種角色，務求沉潛、深耕，在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作為漢學家，倉石橫跨東大和京大兩大學派，在兩邊都被目為重鎮。其在東京帝大文學部的備課講義的基礎上編撰的《日本中國學之發展》（『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學の発達』，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一書，“是對日本儒學史的總括，而書中所列的‘參考文獻’也是研究日本儒學史時最具參考價值的書目”（漢學家、東方學會理事長戶川芳郎語）；于 1968 年出版的倉石的另一本書《中國文學講話》，是巖波新書綠皮系中的精品，至今仍在不斷重印。作為翻譯家，他主持的《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和《中國新文學大系》等大型譯叢，從先秦諸子一直到“五四”后的新文學，一網打盡。作為藏書家，他的眼力和庋藏連中國歷史學家周一良都感到吃驚——周在讀倉石日記（《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中華書局 2002 年版）時，難掩不解：“他一個留學生在中國，怎么會有那么多的錢買那么多的書？而且都是好書！”而作為漢語教育家，倉石率先摒棄日本傳統的訓讀法，力倡音讀法，主張要像日本人學德語、英語那樣，學習原汁原味的中文，他還是日本中國學會和日中學院這兩所權威的漢學研究和漢語教育機構的創始人。

圖 13、《日本中國學之發展》，倉石武四郎著，杜軼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時，京都大學尚有 100 多名中國留學生，集中寄宿在京都市左京區白川西町的光華寮。倉石作為京大教授，兼任中國學生的輔導委員，“為了那個寮，我真是操碎了心。加之也是重責在身吧，無論如何我必須得保護寮生的安全，所以跟中國留學生諸君建立了很親密的關系”。在那段非常時期，舉目一片蕭條和頹敗，社會幾乎停擺，中國學生也把倉石家當成了會所，經常三五成群出入，即使偶爾趕上老師外出不在，師母也會開門迎客。學生們在倉石寓所里翻書、聊天、唱歌，相當自在。“到了飯點，內人喊一聲‘開飯嘍’，學生們便從這個房間出來幾個，又從那個房間出來幾個，一齊坐到餐桌旁。至于說內人何以在物資貧乏的時期，居然能勉強為大家提供伙食，那是連我都不知道的秘訣。反正在家里，我會盡量從生活上關照那些學子，做我該做的。”（《中國語五十年》，巖波書店 1973 年 1 月版）如此，為維系京大中國語學科的運營和戰后日本漢學事業的重建，倉石孜孜矻矻，殫精竭慮，如履薄冰——此乃題外話。

圖 14、《中國文學講話》 ，倉石武四郎著，巖波書店 1968 年 11 月初版，1982 年 10 月第 11 刷；《中國語五十年》，倉石武四郎著，巖波書店 1973 年 1 月初版

1954 年夏天，倉石忽接一紙請柬，邀請他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 5 周年國慶的慶典活動。日方被邀請者有 13 名，而實際成行者只有倉石武四郎、安倍能成（哲學家、教育家，夏目漱石門下“四天王”之一，曾任文部大臣、學習院院長）和阿部知二（反戰作家、英文學者，有“昭和時代的夏目漱石”之譽）3 人。其他人則出于各種考量，選擇不出席。倉石后來聽說，自己之所以忝列被邀名單，蓋因女作家謝婉瑩（冰心）的力薦。戰后初期，倉石與吳文藻、冰心伉儷多有過從。彼時，吳作為盟國對日委員會政治組組長兼談判顧問常駐東京，其夫人冰心被倉石聘為京都大學中國語科的專任講師，填補了傅蕓子回國后的空缺，倉石也由此成了冰心著作的日譯者。就這樣，倉石得以在闊別二十多年后重回北京，訪問直屬中央的文字改革委員會，聽取了中方專家關于文字改革方案和拼音拉丁化的第一手資訊，對他其后的學術工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作為連結戰前“支那學”到戰后“中國學”的中堅存在、一代漢學大家，倉石學問廣博，成名早，職業生涯足夠長，事功圓滿，著作等身。對此，學界早有公論，已無需贅述。本文還是圍繞主旨，聚焦于倉石其人的語學著述。先說結論：由他編纂的兩部中文辭典，對戰后日本新式漢語教育居功甚偉。多年前，我曾在舊文《倉石武四郎：“但沾古澤一心歡”的編舟人》中，評價過《中國語辭典》的學術貢獻，茲引述之：

積十三年之功編纂而成的《巖波中國語辭典》于 1963 年出版，反響如潮，被譽為中國語學界的金字塔。該辭典吸收了 1958 年公布的中國漢語拼音方案的成果，完全按拉丁字母語順排序，從北京話作家老舍的文學作品中摘錄了大量生動鮮活的現代語匯，在學界贏得了“一部劃時代、接地氣的中文辭典”的定評，是巖波書店的常銷書。

接下來，倉石打算再編一部用漢語解釋日語的《日中辭典》，跟《中國語辭典》配套，“這可以說是我對日本的遺書”（《中國語五十年》），可見他對這項工作的重視。倉石晚年多病，“編舟”的進度也受到影響，以致他在 1975 年去世時，辭典尚未完稿。幸而他的高足折敷瀨興繼承先生的遺志，接力編舟，終至事竣。1983 年 2 月，《巖波日中辭典》出版，全書采用簡體字、橫排，對標商務版《現代漢語詞典》，語言學家呂叔湘應邀作序。

圖 15、《巖波中國語辭典》，倉石武四郎著，巖波書店 1963 年 9 月初版；《巖波日中辭典》 ，倉石武四郎、折敷瀨興編，巖波書店 1983 年 2 月初版

在序中，呂叔湘回憶：當初，《中國語辭典》甫一編就，倉石便“把編成的初稿分批寄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來征求意見，后來又在 1954 年親自來中國訪問，我有幸在范文瀾先生的客廳里與倉石先生會見，此情此景猶歷歷在目”。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折敷瀨也是一樣，在《日中辭典》付梓前，特意攜帶全稿赴北京征求中國專家的意見，令呂先生感慨系之：

我有感于倉石先生后繼有人，而折敷瀨君也和他的老師同樣虛懷若谷，不遠千里來到北京，廣咨博訪，因而樂于寫下我的意見，作為本書的序言。

在位于東京文京區后樂園的日中學院，至今保存著名譽院長倉石武四郎的題詞：“學好中國話，為中日友好起橋梁作用。”兩部巖波版中文辭典的背后，是兩代漢學家嘔心瀝血、不懈編舟的故事，同時也凝聚著中國學人的汗水。

編輯：同星、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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