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于鳳至撰寫回憶錄，痛罵趙四小姐背刺自己，害得張學良被軟禁

1936年12月12日清晨，華清池槍聲突起，西安事變拉開序幕。幾小時后，被警衛推搡出臥室的張學良沒想到，這一天留下的陰影會在他此后半個世紀的人生里揮之不去，更沒想到，它會掀起兩位女人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情感暗戰。若干年后，這場暗戰的另一端——遠在紐約的于鳳至，提起筆寫下回憶錄，把一腔怨憤傾瀉而出，點名痛斥趙“四小姐”趙一荻“背信棄義”，并將丈夫的長期幽禁歸罪于她。

二十年代末，北平城中流傳一句話：“有人驚鴻照影，一眼便誤終身。”說的是十七歲的趙一荻與張學良初遇。那時，年僅二十五歲的張少帥意氣風發，名震北方；家中卻早有一位陪伴十年的發妻——于鳳至。于家出身富商，母親販運綢緞，父親為著名銀號東家，婚姻是長輩定下的門戶之約。張學良當時堅稱“此生只娶一妻”，可浪漫與責任相遇，理想與現實交錯，他終究沒有抵擋住趙一荻“一襲白衣”的驚鴻。

于鳳至識大體。她深知張氏父子依賴東北軍與奉系錯綜的政治同盟，也知道“少帥”的情感從不受理性節制。她退讓，卻不愿失去尊嚴。1930年春，她與張學良在北平的一處花園小樓激烈爭執，傳聞她拍案而起：“我只有一個條件——家有妻，不可再有妾。”張學良掏出勃朗寧，重重摔在圓桌上：“要么你成全，要么一槍了結。”空氣瞬間像凝固的冰。最終，她咬牙立下規矩：趙一荻名義上是秘書，不涉政、不主事；若生子，女兒歸長房，兒子歸父。看似苛刻，其實是保護自尊的最后屏障。

有意思的是，趙一荻在那段時間里表現得極為“聽話”。主動搬到院外偏僻的小樓，吃住起居皆自理；進主樓陪同張學良起居時，總是低聲輕語，從不插口家務。外人驚嘆“趙四小姐何來這般忍耐”，卻沒人想到她其實是在給自己未來的身份鋪路。張家下人回憶，舊歷年間，于鳳至偶爾也會笑稱趙為“小妹”，氣氛暫時和緩。1932年，趙一荻產下長子張閭琳，于鳳至兌現諾言，同意由夫妻二人共同撫養。張府暫得一段平靜。

轉折點來自戰火。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壓，于鳳至與趙一荻罕見地站在同一陣線上。一個持家理財，多方奔走；一個常伴囚居，盡心照拂。三人以各自方式維系脆弱支點。張學良被押往南京，旋即輾轉梅園、洞口、鶴慶、臺北，日歷一頁頁翻過，幽禁卻如影隨形。

1937年冬，香港皇后大道的一家醫院里，醫生搖頭嘆息：于鳳至罹患乳癌，必須遠渡美國治療。彼時，她已是四十二歲。辦好行囊前夜，她將趙一荻叫到房里，語氣平靜：“你若真心待他，此去美國，我便安心。”趙一荻微微屈身，只說了八個字：“姐姐放心，我會等他。”語畢，淚水在燭光下閃光。

戰事升級，航道艱險，于鳳至歷經曲折才抵達紐約。此后十余年，她往返醫院與僑社，為醫治病痛，也為替張學良“發聲”。不少史料顯示，在南京國民政府多次討論張學良“處置案”時，美國各界輿論的壓力并非毫無作用，而這些輿論的源頭，多半來自這位遠在大洋彼岸的“張夫人”。然而，被囚千里的少帥難見光陰流轉，他能觸及的溫度只有看護身側的趙一荻。時間一長，凄惶與孤寂轉化為深情，世人也漸把兩人并稱“少帥夫婦”。

1957年，新竹六張犁的臺北新寓里，張學良獲得有限度自由，他抬頭望向日據時代遺留的木窗，輕聲對趙一荻說：“怕是對不住鳳至。”趙搖頭，只道：“過去的事，誰又說得清。”這句模糊而溫柔的回應，為后來多年紛爭埋下伏筆。

1963年8月，一篇署名“關山客”的《西安事變懺悔錄》突然在香港小報出現。文章言之鑿鑿，說張學良已“痛悔昔罪”。其中還暗示“感情糾葛”促成“一念之差”。島內讀報的張學良大怒，立刻去電美國：“此文謠諑，決不承認。” telegram送達紐約時，于鳳至剛完成化療，身體虛弱，卻馬上寫下萬字函件辟謠。信中，她首次提及離婚：“若要平息外界猜疑，可先行解除婚約。”但尾句隱藏刀鋒：“真情自在人心，誰負誰，后世自有評說。”

隨后兩個月，于鳳至又向趙一荻寄去那封后來廣為流傳的信件。字里行間，既有“敬重你的勇氣”，也有“憐惜我的命運”。最辛辣的幾句話則集中在末尾：“如果當年你不執意隨行，不以‘絕食殉情’脅迫他，此刻漢卿又怎么會孤身困島？”前后不足百字，卻足夠讓人窒息。趙一荻沒有回信，只托友人帶話：“不辯。”從此，兩位女子再無直接往來。

1964年，張學良與趙一荻在臺北基督長老教會補辦婚禮。前夕，張對侍從感慨，聲音微啞：“這是對她的補償。”同年，《我的回憶》在紐約油印成冊，作者——“將軍夫人于鳳至”。書中，她回溯少女時代的北平、漢卿在奉天督軍署里的初戀情書、浪潮般涌來的軍政風云，卻在最后三章火力全開，把趙一荻點名為“誤國誤家”的導火索。她寫道：“若非趙氏私見橫生，漢卿斷沒有今日之囹圄。”措辭辛辣，情感激切，可出版后反響卻出奇平淡。海外華僑雖同情她的遭際，也暗自搖頭：時過境遷，再覆前塵，除添傷痕，能換來什么？

同一時期，臺灣當局對于張學良的管制反倒趨緊。情報部門擔心這本回憶錄掀起波瀾，增派警備人員，并要求張學良公開與“原配”撇清關系。張學良沉默了三天，終究未作任何聲明。多年后，研究者查閱檔案發現，蔣經國曾在呈報表上批示：“靜觀，不宜刺激。”從中可瞥見那個時代的政治神經何其敏感。

時間推到1975年。蔣介石病逝，張學良移居臺北北投松山寓所，出門需特許，卻已能偶爾登山。“少帥”揮毫潑墨，自號“海翁”，過著半隱半囚的生活。趙一荻陪伴左右，種花、作畫，偶爾彈鋼琴。島內報紙形容“如同桃源外的孤島”。與此同時，紐約的于鳳至與病痛纏斗，她依舊保留著二十箱與張學良往返的信件。鄰居聽她談起往事，最常出現的字眼是“可惜”。不滿、失落、甚至恨意，最終都化成了無可奈何的嘆息。

1988年，臺灣當局宣布對張學良解除全部管制。長達五十四年的幽禁至此畫上句號。消息傳到紐約，于鳳至已年逾九旬，住在皇后區的養老院。她合上報紙良久無言，旁人只見她輕撫胸口那枚舊懷表——據說是張學良送給她的結婚禮物，表蓋雕著英文縮寫“F.Y.”。1990年，92歲的于鳳至在睡夢中離世，遺囑里沒有一句埋怨，遺物卻夾著那本多年無人問津的回憶錄。

回到故事的原點，究竟是誰“害得張學良被軟禁”？史學界主流意見認為，決定權其實始終握在蔣介石手中，外界無從插手。周恩來晚年也曾評論：“他是背了黑鍋。”然而人心中的傷痛并不因學理分析而消散。于鳳至晚年的“痛罵”，映照的是傳統婚姻下被忽視的女性尊嚴；趙一荻的沉默，則折射出舊式愛情與政治命運的荒誕纏繞。少帥的傳奇早已寫入史書，兩位女性的悲歡卻在頁邊空白處無聲延展。誰是“背刺者”早未必重要，留給后人的，或只是那一句唏噓：情之一字，最難置于史冊，卻最易刻進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