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工作與侵華戰爭

本文選自《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俞凡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

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時，是不大會既說他們彬彬有禮，又加上一句說："但是，他們又很蠻橫，倨傲"；他也不會既說該民族無比頑固，又說："但是，他們又極易適應激烈的革新";也不會既說該民族性格溫順，又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制；也不會既說他們忠誠，寬厚，又宣稱："但是他們又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也不會既說他們勇敢成性，又描繪他們如何怯懦；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行動完全出自考慮別人的評價，即自己的面子，又說他們具有真誠的良心；也不會既講他們在軍隊中接受機器人式的訓練，又描述那個軍隊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亂；也不會既講該民族熱誠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不會既寫一本書，講這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如何對演員和藝術家給予崇高榮譽，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寫一本書來補充說，該民族崇尚刀劍和武士的無上榮譽。

這段魯思-本尼迪克特寫于70多年前的文字，至今仍然被視為描繪日本民族性格的經典之作。同樣的，近代許多在華日本特務記者的身上也表現出了非常鮮明的矛盾性：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對歷史，文化，哲學，宗教，藝術等事物非常熱愛，許多人都留下了優美的詩作一花一葉，一鳥一鳴，都會引起他們的感懷，他們熱愛生活，珍惜生命；但同時，他們又對正在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針對平民的大規模屠殺視而不見，甚至利用他們的所知所學，為戰爭惡魔鼓噪吶喊，熱情地歌頌侵略與屠殺。他們是記者，以報道事實為天職，而就他們的情報報告而言，他們也的確踐行了這一天職：他們對事實調查之全面深入，選擇之精到準確，分析之客觀透徹，都堪稱精妙，但同時，他們又對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視而不見。他們尊重并維護局部事實的目的，并非為了尊重并維護整體真實，恰恰相反，他們所進行的調查與分析，正是為了不斷地擴大侵略戰爭的規模。換言之，也就是一再地公然違背并明確顛覆人類應該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真理愛，道德，仁慈，公平與正義。

其實，這種矛盾性并不僅僅存在于抗日戰爭當中。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日本特務記者的先驅宗方小太郎便在情報工作領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日俄戰爭中，遍布俄國太平洋艦隊旅順基地內外的日本間諜中，就有不少拿著紙筆的記者；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高石真五郎(《東京日日新聞》及《大阪每日新聞》主筆)，清澤冽(《朝日新聞》及《中央公論》雜志著名記者)，町田梓樓(東京《朝日新聞》社論委員)，萩原忠三(同盟通訊社紐約支局長)，河野建治(《朝日新聞》記者)以及高田市太郎(《東京日日新聞》紐約分局長)等報人也都向當局遞交了有關歐洲特別是美國問題的分析報告。

所以，近代日本記者從事情報工作的行為，絕非僅僅針對中國一國，也絕對不僅僅是某幾個記者的個人行為，而是一個多角度，全方位，長時期的國家行為。

同時更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通過對前述幾位重要日本特務記者行為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至少在其進行特務活動之初，他們并沒有，或者至少沒有全部得到官方的明確授意。事實上，宗方是在華活動十年后才成為海軍"囑托"，水野引起當局注意乃是源于自薦，鷲澤來華六年后才被委以重任，末次是在他進行剪報工作十年后方才得到外務省的資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們從事情報活動之初，并非出于當局指使，更非從小的刻意培養，而是一種完全自覺的行為。這就使我們在本節開始時提出的那個問題被進一步地放大了為什么這些日本記者，會成群結隊地，主動地將自己置于這樣一個矛盾的境地呢?這個問題，難道只用一句"軍國主義教育"或者"軍國主義分子"就可以簡單地解答嗎?

動蕩扶桑島，

實在住膩了。

你走我也去，

成群往外跑。

這首流行于明治維新時期的歌謠，生動地表現了日本國民性中的兩個重要特點：憂患意識與擴張意識。日本是一個島國，自然資源極度貧乏，這種與生俱來的缺陷在明治維新后舉國工業化的時期被無限地放大了。日本國內逐漸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共識：要發展日本國力，就需要建設強大的工業；要建設強大的工業，就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資源；要獲得充足的自然資源，就必須由島國走向大陸，這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大陸政策"的思想源頭。同時，日本處于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上，自古以來便多火山地震，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波及日本京畿地區，造成15萬人喪生，200多萬人無家可歸，財產損失65億日元。地震給了正處于嚴重蕭條中的日本經濟以重重的一擊，從而成了后來的"昭和恐慌"之嚆矢。作為地震的副產品之一，短暫的"大正民主時期"戛然而止，日本國內的政治動向由尊重民權，追求自由轉向法西斯主義，大川周明，北一輝等人的著作開始受到追捧，二葉會，木曜會，王師會，櫻會等少壯派軍人組成的法西斯團體也開始相繼誕生。再者，戰爭對于近代日本影響深遠，"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幾次戰爭的結果。而這幾次戰爭得到勝利，都是人民與政府同意的結果。就國內來說，倒幕府廢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戰，九年之戰，十年之戰的成績，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二十七八年戰爭的成績，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戰的成績"。近代日本仿佛走入了這樣一個魔幻的循環每進行一次戰爭，國家便可以"進步一點"，領土就可以擴張一點，國際地位就可以提高一點。這種群體意識的形成，正是近代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

但是，僅僅有軍國主義體制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日本國民對于戰爭的認識。在談到這一問題時，魯斯-本尼迪克特有一段精妙的論述：

日本為其戰爭的正義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美國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國際形勢的觀點與我們也不同。美國把戰爭的起因歸之于軸心國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國以征服的行動非法地破壞了國際和平。軸心國所占領的地方，不論是偽滿洲國，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企業"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爭原因則有另外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斗。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國內實現了統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亂，建筑了公路，電力，鋼鐵產業。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都受到公共學校的教育。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國。"大東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統一的世界。

正如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言："1942年春天，陸軍省一個中佐發言人就共榮圈問題做了如下的發言：'日本是他們的兄長，他們是日本的弟弟。這一事實要使占領地區的居民們家喻戶曉。對當地居民過多體恤會在他們心理上造成一種濫用日本好意的傾向，以致對日本的統治產生不好的影響。'換言之，什么事對弟弟有益，這要由哥哥來決定，并且在強行做這類事時不能'過分體恤'.只有理解了這種心態，我們才能理解鷲澤在《中國開發的根本方策》(《支那開根本方策》)中的那些匪夷所思言論的由來。

這種等級制度在對日本人處理國際關系中的影響已如前所述，而對于其處理國內關系的影響，則表現為對一種明確的等級制社會的服從與推崇。"日本人與其他獨立民族相比，更加受這樣一種世界所制約，在這個世界里，行為的細節規范規定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圖，社會地位是規定了的。兩百多年期間，在這個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鐵腕來維持的。在這期間，日本人學會了把這種繁密的等級制等同于安全穩定。只要他們停留在既知領域之內，只要他們履行已知的義務，他們是能夠信賴這種世界的。""這種等級制度下的日本人，似乎變成了福柯筆下那種被規訓的人"肉體是馴順的，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那么，這種規訓為何會發生?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考察這些日本間諜報人生平的時候，我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出身舊武士家庭，對于他們來說，忠誠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明治維新之后，這種忠誠被一元化為對天皇的忠誠，天皇變成了那只"洞察一切的眼睛"，成了社會規訓系統的核心。同時，"規訓監視其實是需要中繼站的.......它應能被納入規訓機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須被分解成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產功能：使監視具體化并切實可行。在近代日本間諜報人體系中充當中繼站的，便是類似燕塵社和大和俱樂部之類的民間和半官方的社會組織。它們至少在兩個方面強化了這種規訓：一是建立了報人與當局溝通的渠道，既使他們獲得了一條可以迅速獲得賞識的"終南捷徑"，也使他們的行為隨時置于政府的監控之下；二是建立了他們之間相互溝通的渠道，既使他們可以交流信息，排解鄉愁，也使他們可以互相影響，互相監視。這樣，近代日本便建立了那種"全景敞視建筑"式的社會結構。對于生存在這樣一個體系中的報人們來說，天皇的權力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它會產生出"真正的征服",無論他是否愿意，他都會"使這種壓制自動地施加于自己身上.......從而把這種權力關系銘刻在自己身上"。如此，既然天皇號召國民"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以"盛展經綸""大振皇基",建設一個強大的帝國，那么每個人都必須效忠于他，不論任何代價，不問任何對錯。

當然，政府有效的激勵手段也是原因之一。成就動機理論認為，人類的動機來自于三種需求，即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和親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管理者應當根據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激勵方式，以激發和提高人們的成就動機。日本政府的舉措可謂恰合其道：首先是對間諜記者酬以高薪，從現存日本外務省及軍部相關文件記錄來看，這些"囑托"們每月的津貼都在100至200元不等，個別高薪者如宗方則可以每月從海軍省領到300元，還可以從外務省再領到150元，而當時日本工人的月薪則基本在30至50元。官方還會對所謂"成績突出者"不吝重獎，比如波多野乾一僅在1939至1941兩年間便合計獲得2700元獎金。其次是對某些做出特殊"貢獻"者予以特殊榮譽，比如宗方小太郎便因在甲午戰爭中立下"奇功"而獲準著中國平民衣服覲見明治天皇，并在彌留之際由大正天皇特旨授勛，而類似波多野乾一等許多間諜記者也都被政府授勛。再次，當局還會給一些資深間諜以特殊待遇，比如晚年的水野梅曉在寫作《日中文化交流史》時曾兩度向外務省提出資金補助申請，而每次外務省也都迅速地批準補貼其1000元，而水野也憑借這部著作奠定了其"學術權威"的地位。最后，他們還有機會出任政府高官，比如《朝日新聞》副社長緒方竹虎及下村宏便曾分別出任小磯國昭及鈴木貫太郎內閣國務大臣兼內閣情報局總裁，成為日本政壇的核心人物之一。

至此，我們終于可以嘗試著對本章開篇時所提出的問題做出解釋：動蕩的地理環境，貧瘠的自然資源使得日本具有一種天然的憂患意識與擴張意識，而這種意識在近代國際關系中所普遍遵循的叢林法則以及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潮流的影響下被無限地放大了。在這種意識的驅動下，日本開始主動地向大陸"舒根蔓枝"，而國內的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法西斯勢力的興起，與對外戰爭的一次次"勝利",形成了驅動"大陸政策"的兩個輪子，使得日本開始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快車道。天皇對侵略行為的許可與縱容，以及日本人固有的等級觀念，使得日本人自以為找到了侵略與奴役他國人民的最好理論解釋。于是，整個日本國家就變成了一部構造精良，運轉有序的侵略擴張機器。同時，日本人又認為"一個人的勇氣和完美表現在與這些規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這些規范。在它宣布的范圍內，它是一個可知的世界，因而在他們眼中也是一個可信賴的世界。它的規則并不是摩西十誡中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則，而是極為詳細的規定：這種場合應該如何，那種場合又該如何；武士該如何，平民又該如何；兄長應該如何，弟弟又該如何；如此等等"。既然侵略擴張成為了當時日本民族的群體性規范，那么每個國民就應該在這個規范體系中"各安其所，各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于是，士兵應該勇敢沖鋒，也應該毫無顧忌地砍掉手無寸鐵的平民的頭顱；農人應該努力耕作，也應該在國家召喚的時候隨時沖上前線；婦女應該照顧好家庭，也應該用自己的身體來"慰安"皇軍將士；兒童應該認真讀書，也應該在戰爭的最后關頭準備"一億玉碎"。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么記者就應該向政府提供所了解到的任何情報，這時他們必須保證客觀真實；而他們也應該無視殺戮，贊美侵略，歌頌戰爭，這時他們則無須顧忌真相或是謊言，因為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他們的本分。對殘殺，虐待，搶劫，強奸等暴行的無視，并不妨礙他們對落花與鳥鳴的感懷，因為這對于他們來說是兩種身份的區別前者是國家的人，天皇的人，后者則是人性的人，正常的人。只有理解了這種兩種身份集于一身的內在關聯與矛盾，我們才能真正地解釋這些特務記者們在對外侵略歷史上的種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