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課一個月！家長請求被拒，紀律懲戒與教育本質之間如何平衡

這起令人揪心的教育事件，其經過脈絡清晰，也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陜西省柞水中學高一學生小宋（年僅15歲）因將手機帶入宿舍并被查獲，依據校規，于2026年1月7日起被處以停課一個月的處分，需至2月7日方能復課。

小宋及其父親宋先生陳述了其攜帶手機的背景。父母離異，孩子隨在西安工作的父親生活，配備手機主要用于周末聯系和接收伙食費，此前曾試圖將手機交由班主任或校外老師保管但遭拒，此次屬無奈帶入。

據小宋所述，同期因類似原因被停課的學生可能多達數十名。家長多次與學校、班主任溝通請求提前復課被拒，向教育局反映后，得到的回應是支持學校依規處理。校方強調規定早已明確，違規必罰；班主任及年級組長態度回避；教育局則認為校規有其合理性，但表示會了解情況。

事件的核心矛盾聚焦于，學校以維護紀律為由，對違規攜帶手機的學生施以“停課一個月”的處罰，其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合情性何在？在剛性校規與個體權益、在紀律懲戒與教育本質之間，應如何尋求平衡？

第一，必須審視學校此項處罰的合理性基礎及其存在的嚴重問題。從管理角度而言，學校禁止學生攜帶手機入校，其初衷易于理解：旨在減少干擾，預防沉迷網絡、游戲、不良信息，維護課堂與宿舍秩序，保障學生專注學業與充分休息。

在智能手機無孔不入的當下，這已成為許多學校的基本管理措施。柞水中學事先多次申明此規，學生及家長理應知曉，從契約角度看，違規面臨懲戒具有一定的前提合理性。

然而，合理性不止于“有規可依”，更在于“規之得當”與“罰之適度”。將“在宿舍放手機”（據描述手機處于關機狀態，并非正在使用）直接與“停課一個月”劃等號，其合理性的根基是脆弱的。

其一，它忽視了行為的背景與動機。小宋攜帶手機出于與異地父親溝通、處理基本生活所需（伙食費），且曾努力尋求合規保管途徑未果，其行為雖違反校紀，但主觀惡意與危害性較低。一刀切的嚴懲，未考慮個案情節，缺乏必要的人文關懷與具體分析。

其二，它嚴重高估了懲罰的“教育性”，而凸顯了其“報復性”與“威懾性”。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育人，懲戒應是教育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長達一個月的停課，實質上是將學生完全剝離出正常的教育教學環境，這是一種“隔離”而非“教育”。

在此期間，學生失去的不僅是知識傳授，更是集體生活、師生互動、同儕交往所帶來的全方位成長機會。對于一名正處于學業關鍵期且有進步勢頭（從年級900名進步至600名）的學生而言，這種學業中斷的負面影響可能是深遠且難以彌補的。

其三，它可能引發“次生傷害”。將學生送回家中，若家庭監護無力（如本案父親在外工作），學生可能處于實際失管狀態，易產生孤獨、焦慮、逆反心理，甚至接觸更不良的環境，與懲戒的初衷背道而馳。

第二，關于家長與學生權益的正確對待，是此事件中凸顯的另一關鍵議題。學生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受教育權，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第十二條明確，義務教育學校不得以長期停課等方式剝奪學生受教育權利。雖然高中階段不屬義務教育，但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最大限度保障其受教育機會的原則是相通的。

停課一個月，實質上構成了對學生受教育權的重大限制。學校的管理權與學生的受教育權發生沖突時，管理權的行使必須遵循比例原則，即所采取的措施應當是實現管理目的所必需的，且對學生權益的損害應最小。

相比停課，是否存在既能維護紀律、又能將對學業影響降至更低的替代性懲戒措施？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家長的焦慮與訴求，核心正在于此。

宋先生并非反對懲戒，而是質疑懲戒方式的過度與不當。家長的知情權、參與權亦應得到尊重。在做出如此嚴重的處分決定前，學校是否與家長進行了充分、有效的溝通，共同探討過更適合該生的教育糾正方案？從報道看，似乎更多是“通知”而非“協商”。

當家長對處罰提出異議時，學校冷漠的回絕與教育局最初“讓找學校”的推諉，反映出家校溝通機制的不暢與對家長參與教育過程權利的漠視。

正確的態度應是，學校在嚴格執行規定時，也需傾聽家長與學生的聲音，考量處罰對具體個體造成的實際影響，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保有教育的溫度。

那么，在堅持教育部門相關懲戒規定的前提下，如何實施處罰才能合情、合理、合法？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為此提供了基本框架。

規則強調，教育懲戒應當符合教育規律，注重育人效果；遵循法治原則，做到客觀公正；選擇適當措施，與學生過錯程度相適應。針對此案，一個更妥當的處理路徑應包含以下要素：

第一，過罰相當，梯次懲戒。對于首次違規、情節較輕（如手機未使用）、且有客觀原因的學生，不應直接適用最頂格的處罰。應建立梯度化的懲戒體系。

例如：首次發現可進行嚴肅批評教育，暫時保管手機至周末由家長領回，責令其書寫深刻檢討，明確規則與危害；再次違反，可增加通知家長到校溝通、在班級內做口頭檢查、承擔適當的公共服務（如校園勞動）等；對于屢教不改、情節嚴重（如上課玩手機、影響惡劣）者，方可考慮給予紀律處分，必要時可建議短時間（如3-5天）的停課反省，但必須同步制定并提供詳盡的補課方案，確保學業不落。

停課必須是最后、最謹慎使用的手段，且時間應嚴格控制。規則明確指出，對高中階段學生，停課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周。一個月，顯然遠超合理必要限度。

第二，程序正當，保障權利。做出重大懲戒決定前，應當聽取學生的陳述和申辯，必要時可聽取家長意見。本案中，學校在班主任出差歸來后才“作出處分決定”，程序是否充分保障了學生的申辯權，存疑。處分決定應以書面形式通知學生及其家長，并說明理由和依據。學生及家長對處分不服，應有明確的申訴渠道。

第三，教育與懲戒結合，家校協同。懲戒的最終目的是使學生認識并改正錯誤。因此，任何懲戒都應伴隨深入的思想教育和行為引導。例如，可就“如何合理使用通訊工具”、“時間管理”、“自律精神”等主題對學生進行個別或集體輔導。

學校應與家長密切合作，而非簡單地將學生推給家庭。例如，可要求家長加強周末及假期對孩子使用手機的監管與引導，共同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習慣。

第四，完善規定，疏堵結合。校規應更精細化、人性化。完全“一刀切”的禁止可能無法應對所有實際情況（如本案中學生與異地家長的聯系需求）。

可借鑒其他學校的經驗，建立“手機入校申報托管制度”。因特殊原因確需攜帶手機的學生，經家長申請、學校備案，入校后將手機交由指定部門（如班主任、政教處）統一保管，在特定時間、地點申請使用。這樣既滿足了合理需求，又杜絕了違規使用。管理的目的不應是“管死”，而是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綜上所述，柞水中學“停課一個月”的處罰，在初衷上或許出于維護紀律的好意，但在具體執行上，其嚴厲程度與過錯程度顯失比例，對學生的受教育權構成過度干預，教育效果存疑，且與教育部門倡導的懲戒精神不盡相符。

它反映了一些學校管理中存在的“以罰代教”、“簡單粗暴”的思維慣性。真正的教育管理，既需要規則的剛性，也需要育人的柔性；既需要捍衛紀律的嚴肅性，也需要珍視每一個個體的成長可能性。

在類似事件中，理想的處理方式應是：在堅定執行手機管理政策的同時，深入調查行為緣由，區分情節輕重，采取與過錯相匹配、以教育轉化為目的的懲戒措施，暢通家校溝通，完善校規設計，最終引導學生在認識錯誤、承擔適當后果的過程中獲得成長，而非在漫長的停課期中虛擲光陰、滋生隔閡。教育的藝術，正是在于這份權衡與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