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筆桿子”，槍決前還在表演

1946年10月8日下午兩點五十，南京老虎橋監獄后院靜得能聽見落葉聲。檢察官陳繩祖念完執行令，問林柏生還有什么遺言。這位曾經的汪偽“一支筆”、安徽省最后一任漢奸省長，抖著嘴唇說：我想畫完一頁扇面。

法警遞上紙筆。林柏生從懷里摸出張折扇，攤在刑場的石臺上補了幾筆——墨竹兩三桿，題了兩句詩：“這書珍重何由答？舊事凄涼不可聽。”槍響前五分鐘，他還在為朋友畫扇面。您說這人，是講究還是荒唐？

這事兒得從頭說。1945年8月15號，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蚌埠，林柏生正在偽省長官邸里喝茶。茶盞一擱，連夜卷了幾千萬關金券奔南京。沒過幾天，跟著偽政府代主席陳公博上了日本軍機，以為隔著海就能把舊賬一筆勾銷。

可他忘了件事兒：喪家犬逃到哪兒都是喪家犬。10月3號，日本政府把人恭恭敬敬送回來了——戰敗國自身難保，哪還顧得上這些“老朋友”？飛機落地那刻，林柏生該明白的：有些路走上去了，就退不回來了。

法庭上倒是熱鬧。1946年5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開庭，朝天宮大殿擠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想看看，這個在報紙上寫了十幾年“中日親善”的文人省長，到底長著怎樣一副心肝。

審判長問得直接：為什么發“艷電”？怎么當上的偽部長？任內害了多少人？

林柏生推推眼鏡，答得也“講究”。他說自己是“追隨汪先生”，是“隨員之一”，說那些條約簽字只是“發表新聞之關系”。最妙的是那段自問自答：“柏生反問我自己，有沒有幫同敵人進攻國土呢？沒有；有沒有把整個國家送給敵人呢？沒有……”

旁聽席有人冷笑。檢察官不跟他廢話，當庭放了段錄音——1943年東京，林柏生正在東亞青少年會議上演講，聲音透過喇叭響徹大殿：“團結大東亞青少年，實踐大東亞宣言……”滿口“共榮”“道義”，比日本人還像日本人。聽眾席炸了鍋，罵聲四起。林柏生站在那兒，嘴唇動了動，終于沒再出聲。

這人其實聰明。1902年生于廣東信宜，嶺南大學念的書，1925年由汪精衛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后當黃埔軍校政治教育，本是個前程似錦的人物。可人吶，往往就栽在“聰明”二字上——太會算計，算來算去算丟了大節。

1938年他在香港接汪精衛“艷電”時，不知道這是條不歸路嗎？知道的。只是他算準了：日本勢頭正盛，抗戰前途未卜。這賬本在他心里扒拉過：一邊是民族大義，一邊是眼前富貴。他選了后者，還給自己找了個由頭——美其名曰“救淪陷區百姓于倒懸”。

后來事兒就順了。偽宣傳部部長、偽安徽省長、偽青年團總監……官越做越大，筆也越來越“勤快”。在《南華日報》上寫社論，把投降說成“和平”，把賣國寫成“救國”。汪精衛病死后，他哭靈哭得最傷心，轉頭就通過陳璧君的關系，討了安徽省長的肥缺。

到安徽上任那天，他在就職典禮上宣誓：“奉行大亞洲主義，實行中日親善……”臺下坐著日本代表櫻庭子郎。可等他真提出要整頓稅收、編練軍隊時，櫻庭子郎當面就給否了。那一瞬間他該醒了的——傀儡就是傀儡，線在別人手里攥著。

可惜醒得太遲。1945年8月14日夜，他溜回蚌埠布置“后事”，囑咐下屬“戴罪立功，聽候處理”。自己卻趁著月色奔南京，找到陳公博塞重金，換來一張逃往日本的機票。在飛機上那幾小時，他或許還做著東山再起的美夢，卻不知歷史早給他寫好了結局。

審判進行到下午，證據一件件擺上來：109份署名文章、演講錄音、條約副本……林柏生忽然不辯了。他站得筆直，幾乎全部認下。不是幡然醒悟，是知道戲演到頭了。法官宣判死刑時，他只抖了抖厚嘴唇，低下頭。

他老婆徐瑩倒沒放棄，寫了萬言申訴狀，附上國民黨大員的證明信，要求再審。法院復核后只回了句話：“聲請意旨應認為無理由。”薄薄一紙文書，斷了他最后生機。

所以才有刑場畫扇面那一幕。您說這是文人雅趣？我倒覺得是種可悲的慣性——臨死了還要維持體面，還要講“信義”，卻忘了最大的信義本該留給國家。槍響前他問：“能讓我畫完嗎？答應過朋友的。”檢察官居然點了頭。

于是荒誕的畫面出現了：漢奸跪在刑場，專注地畫竹題詩。畫完了，抖抖索索站起來，跟著法警往前走。兩聲槍響，墨跡未干的扇面飄落在地。

后來有人議論，說他至少死得從容。我說不然。那不是從容，是麻木——早在選擇背叛那刻，有些東西就已經死了。后來那十幾年，不過是行尸走肉在演戲，演給自己看，也演給旁人看。直到槍響那刻，戲才終于落幕。

歷史有時候很公道。筆桿子能顛倒黑白，卻擦不掉血寫的罪證；巧舌如簧能蠱惑人心，但騙不過時間的審判。林柏生死后第七十多年，我們翻看這些舊檔案，字里行間還能看見那個抖著嘴唇畫扇面的人。只是不知道他最后那幾筆，到底是想畫給朋友，還是畫給那個曾經也懷抱理想的自己。

扇面上墨竹蕭疏，兩句詩倒是應景：“舊事凄涼不可聽。”確實不可聽，也不該忘。有些舊事晾在那兒，就是讓后來人看看：路該怎么走，人該怎么活。至于那頁扇面后來去了哪兒，沒人知道——或許和那段歷史一樣，埋在厚厚的塵土里，偶爾被風吹開一角，露出幾桿歪斜的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