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紹基“對話”齊白石，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導語：

何紹基與齊白石，湖湘書壇"雙子星"，跨越時空展開藝術對話。何紹基以碑學實踐奠定湖湘書風根基，齊白石則承其金石意趣而"衰年變法"，獨創大寫意書風。2017年北京畫院雙展并置，揭示二人從師承脈絡到風格突破的關聯，彰顯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內核，為書法史留下濃墨重彩的傳承篇章。

2017年末，北京畫院先后推出的兩場展覽吸引了很多書法愛好者的目光。一個是何紹基書法展，一個是齊白石書法展。兩位來自湖南卻生活于不同時代的書壇大家以雙個展的形式隔空相遇，帶給觀者的不只是感官上的享受，還有深層次的思考和研究。正如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所說：“借名家之路途，啟迪今人以踐行。同時借展覽拋磚引玉，希望能帶動學界深耕齊白石與湖湘文化圈研究。”

　　英國作家毛姆說過：“藝術家將作品展現在你面前，同時也將比作品更偉大的人格展現出來。”作為湖湘書壇的“雙子星”，何紹基和齊白石的書法藝術既有差異性也有共同性，他們的人格魅力同樣在揮毫濡墨間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何紹基書法的影響與分流

　　策展人王亞楠給何紹基書法展定的題目是“佳墨名楮紛相隨”，句出何紹基的詩《大唐中興頌》，這本是他對書壇前輩顏真卿的贊譽之詞。絕妙的是，無論生前還是身后，“何體”的傳人亦不乏前赴后繼。何氏一脈，在中國書法史上同樣留下了不滅的痕跡。

　　何紹基書法展于2017年11月24日開幕，分為“且自低頭誦經史”“池邊寫字師前輩”“柔毫硬紙寫無停”“蝯翁門下萃群賢”四個板塊，分別從綜合學養、皆為我師、自成一家、書傳湖湘四個方面細致地介紹了何紹基的書法世界。觀眾既能欣賞到他雄逸超然的書風，又能了解到湖湘書家繼何紹基之后的傳承與衍變。

　　何紹基一生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朝，為官之路走得艱辛又苦楚。回顧他的官場生涯，雖說起步晚，看似有著與文徵明一樣的故事開端，但卻走向截然不同的結局。他從18歲開始專意科考，數年未中。直到37歲時才中榜湖南解元，本來殿試有望奪魁，但最終因“語疵”降為二甲第八名。在京十年，盡管政績不凡，但何紹基始終未得道光皇帝的提拔和重用。道光二十六年，48歲的何紹基進書欲為三品以下大臣作傳，遭到上司穆彰阿的嚴詞拒絕。性格剛烈的他即日便辭去國史館提調一職。待咸豐帝登朝，經人保舉，何紹基得皇帝兩次召見并委任為四川學政。他深感皇恩，并依圣諭，對“地方一切情形，訪查具奏”。不過，言多必遭致小人陷害。任期不足四年，即被朝廷削去官職，從此絕意仕途。

　　何紹基在職場中屢屢受挫，究其原因，性格因素占了很大部分。何紹基幼時學書，父親何凌漢便常以“橫平豎直”來教導他。這一觀念既成為何所秉持的重要書法理念，又是他人生態度的一種寫照。這種態度給了何紹基在書法創作上很大的影響，但耿直甚至是不懂進退的性格卻也間接導致了他在官場之路上的失敗。在殘酷的官場里，從來沒有絕對的贏家，即使是皇帝也無法隨心所欲。自古以來被貶謫的文人才子不在少數，即便才華橫溢也未必能夠玩轉自如，這是對智商、情商的雙考驗。何紹基最終也和他的偶像蘇軾一樣，走上了被貶黜的道路。官場失意，幸而書壇得意，何紹基最終也算是以另一種方式留名晚清史。

　　綜觀何紹基一生，可謂博洽多聞。治學、詩詞、書畫、金石皆為所長，終以翰墨著稱于世，真草篆隸無所不能，而又無所不擅。他勤政愛民，為官剛正不阿；潛心學問，治小學、好詩文、精于書道；授業講學，所到之地，文教蔚興。也正因他飽讀詩書、學養全面，才使其書品如同人品，氣韻、格調皆高。

　　作為碑學運動中第一位有效的踐行者，何紹基的書學創新對后世書壇以及湖湘文化均產生了深遠影響。湘軍將領左宗棠，湖南旺族譚延闿、譚澤闿兄弟，地方大儒王闿運，民初“南曾北李”之曾熙、李瑞清，還有促成齊白石第一次遠游的夏午詒……他們的書法，皆從不同角度傳承了何紹基衣缽。

　　除卻湖湘，何紹基在其他地方乃至今世的影響也堪稱深遠，求何字、習何書、藏何墨者，不勝枚舉。兩代帝師翁同龢對于何字可謂推崇備至，何紹基乃翁同龢在當朝最欣賞的一位書家。從他存世的日記可知，每次見到何紹基的墨跡，其欣喜之情都溢于言表。同治元年（1862年），翁同龢從琉璃廠借得有何紹基題字的《楊忠烈公三札卷》，回家后細細品讀，并在日記中完整記錄了子貞跋語，前后共計670字。這在翁氏每日簡短精練的日記中極為少有。中國書協第一任主席舒同，出入古人且自成一家，開創“舒體”，人稱“七分半書”，即楷、行、草、隸、篆、顏、柳各取一分，何紹基取半分。舒同的字根植于顏體，又吸取、擴展了何紹基的筆勢，如彎弓盤龍、百轉千回。由于在書法界卓越的地位，舒同也成為第一位作品被制成電腦字體的當代書法家，其創造的“舒體”也因使用人群的眾多而一直影響至今。

　　王亞楠的案頭資料做得很足，光前期工作就耗時一年。除了北京畫院的藏品，這次展覽還匯集了湖南省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博物館、首都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江蘇省美術館等機構的重要收藏。比如何紹基的一幅行書長聯《爭座位帖》就來自湖南博物館。王亞楠以此為開篇，并選擇何紹基從政期間的重要代表書作為線，最終落在岳麓書院，從而完整地串連起何紹基的為官生涯和書學傳承之路。展品中既有碑帖、信札、詩作，還有難得一見的繪畫作品。無論是何紹基臨寫的隸書《華山碑》、楷書《道因碑》、行書《端州石室記》，還是被罷官后吐露心境的詩作《苦雨喜晴》《中興頌詩》；無論是他的為官之道，還是四處交游、講學的經歷，都可以從中窺見一個生動真實的何紹基。

清何紹基　《端州石室記》軸

（54.5×24.5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何紹基　《爭座位帖》字長聯　清

（168.5×45.5厘米 　湖南省博物館藏）

齊白石書法的獨成與溯源

　　于2017年12月22日啟幕的“我生無田食破硯——齊白石筆下的書法意蘊之二”則把策展角度重點放在“齊白石的書法從哪兒來”上，由此追溯齊白石書法發展演變的脈絡，并展開對中國書學的研究。策展人薛良說，“我生無田食破硯”是源自蘇東坡的詩句，

　　清代篆刻名家黃易曾以此句治印。齊白石習篆刻初期，曾專門臨刻過黃易的這方印章。這句印語雖是齊白石早年仿刻的無心之舉，但是在后人看來卻成為他一生藝術生涯最真實的寫照。

　　展覽的四個板塊主題分別取自齊白石書寫的詩句，“日洗硯池揮宿墨”“刪去臨摹手一雙”“眼昏看世不模糊”“已卜余年見太平”。巧妙的是，這四句連起來也恰如一首完整的詩，把齊白石臨古摹今、膽敢獨造、直抒己意、創變不息的書法藝術解釋得很貼切。

　　齊白石曾自言：“我詩第一，印次之，書再次之，畫更次之。”他的書名雖往往被畫名掩蓋，不過他的書法在中國近代書法史上可謂獨樹一幟，也是其藝術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在《白石老人自述》中，齊白石曾回憶自己的學書經歷：“我起初寫字，學的館閣體，到了韶塘胡家讀書以后，看到了沁園、少蕃兩位老師，寫得都是道光間我們湖南道州何紹基一體的字，我也跟著他們學了。”40歲前，齊白石主要學何紹基的行書，臨寫“何體”直入化境，惟妙惟肖。40歲之后，齊白石走出湖南，隨著遠游眼界的開拓和畫風上的轉變，開始從揚州八怪、李北海等古人身上廣收博取。齊白石謹奉“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至理名言，其書終于脫胎換骨、破繭而出，形成自家面貌。

　　齊白石的書法主要以行書和篆書見長，行書多用于畫面題跋，偶為他人書寫書名、題識等，日常的自由書寫也多以行書為主。在薛良看來，“眼昏看世不模糊”這一板塊最有意思，因為這一部分不僅書寫內容頗為有趣，更能展現出一個真性情的齊白石。“送禮物者，不答；介紹者，不酬謝。”“鄙人養病，午前出門閑游，午后申時接客。庚午七月，借山主人白。”“凡我門客，喜尋師母請安問好者，請莫再來。”“絕止減畫價，絕止吃飯館，絕止照相。吾年八十矣，尺紙六圓，每圓加二角。”“去年將畢，丟去五尺紙蝦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像這種率性風趣的告白、門條活脫脫把性格可愛的白石老人的形象展現在觀者面前。

　　除了齊白石的書法，展覽還呈現了“齊門二李”李苦禪、李可染的舊藏。“齊門二李”用另外一種方式為恩師齊白石的書法展獻力。李苦禪為了錘煉筆墨曾臨帖讀碑不斷，逐漸成為近代收藏金石碑帖的大家。在他的舊藏中，《鄭文公碑》《天發神讖碑》拓片也均對齊白石的書法及篆刻產生過重要影響。

　　王明明說，書法貫穿了齊白石一生的藝術實踐，從30歲左右的館閣體開始，一直到90多歲高齡，日日筆耕不輟，不斷求新求變。其書法藝術中的力度之美、陽剛之氣堪稱近代書壇開宗立派之大家，更為晚輩后學留下了無限開采的寶藏。

齊白石　水牛圖 1954年

（102.5×34.5厘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

齊白石　啟事 1940年

（117.5×38厘米　北京畫院藏）

湖湘文脈源遠流長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岳麓書院的這副對聯流芳百世。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曾把湖湘文化的特征概括為兩點：一是非常強調心性修養、人格修煉，讀圣賢書，這是理學的傳統；二是非常重視經世致用，有一種豪杰精神。岳麓書院培養的學生、湖湘文化培養的士大夫，他們往往有一個共同特征——把圣賢與豪杰這兩種人格統一起來。齊白石研究專家李季琨認為，湖湘文化是一種區域性文化，如果要溯源的話，湖湘文化是楚文化的分支，經歷了宋代胡安國、胡宏父子創立的湖湘學派的豐富和發展，湖湘文化更加昌明、興盛。這種文化必然在歷代文人身上積淀，并滋養著一代代的文化人。

　　何紹基書法展特別展出了岳麓書院山長歐陽坦齋邀請何紹基為其父母合葬墓書寫的《泉山墓表》，以及何紹基為賀歐陽坦齋70大壽所作的楷書七言聯。歐陽山長執掌岳麓書院27年，其門生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他的喜好，對于湖湘諸生而言無疑也是一種浸染：齊白石學寫何體行書，曾熙的篆隸皆源自何法神髓，李瑞清在其艱澀遒勁的基礎上強調了顫筆的動作，譚延闿則在顏體的取勢中找到了近世的楷模……再比如齊白石，早年受到胡沁園、王闿運的恩澤，同時耳濡目染了老師周圍的一群文人藝術家的學識和修養，師友們的影響通過齊白石的天才稟賦與刻苦勤奮內化為他的藝術品質與藝術成就。他在衰年還進行變法，銳意求新，這正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文化品質和革新精神、湖湘文化的種種形態在他的身上打上了烙印，這是掩蓋不住的。

　　從具體的個案研究延伸至地域文化研究，這是北京畫院推出這兩場展覽的目的所在，體現出北京畫院一以貫之的“盡精微，致廣大”的齊白石研究道路。就像王亞楠說的，他們最初是在梳理齊白石研究資料時發現齊白石周邊的人都在學何紹基的，由此萌生了以何紹基為引，貫穿多位書家研究的想法，希望能夠以此個案梳理出湖湘一帶獨特的文化傳承體系。

　　據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介紹，這個項目在2015年他們去湖南博物館合作時就有了初步意向。作為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北京畫院一直致力于從齊白石開始研究20世紀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學術問題，從齊白石的書法角度看，何紹基是繞不開的一個人，進而擴散至湖湘文化研究，都是一個系統的文化概念。在策展方式上，吳洪亮說以當代藝術的雙個展形式，能更豐富地呈現內容。觀者不僅看到了書法作品，還能了解到他們的書法來源、文化底蘊和后世影響，在吸納信息的同時也能引起更多思考。

　　吳洪亮說這兩個展覽的當代意義在于如何用21世紀的眼光來看待傳統，反過來說，思考在深挖傳統時是不是能給今天的藝術以力量。首先策展角度的當代性，讓兩個展覽既有聯系又各自成章，具有對比性。其次中國書法在今天還有什么價值？不管是何紹基還是齊白石，展覽不僅僅聚焦書法，還能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那份活性，甚至能挖掘出兩位先賢通過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現代性。此外，其中體現的社會學角度也更廣，像何紹基的社會交往、各地游歷、為官筆記等都值得一看，所以這兩個書法展并不是簡簡單單的展覽。（選自：齊白石傳人書畫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