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江姐丈夫的前妻，為撫養江姐的孩子，將親生骨肉送進孤兒院

1949年11月的重慶，秋風透涼。山城剛剛易幟，街巷間仍能聽見零星槍聲的回音。譚正倫抱著不足四歲的彭云，站在嘉陵江邊等渡船。她不知道江對岸的消息會有多冷，但還是鼓足了勁——那是替兩個烈士的孩子去探路。

倒回到七年前的冬季，1942年臘月，一個彭姓青年匆匆從重慶趕回長壽老家，把厚厚一摞書信塞進篾編簍子。信里談讀書，也談“抗日形勢”。他告訴妻子多識字，“世道要變”。青年正是彭詠梧，彼時27歲；讀信的人叫譚正倫，年僅24歲。炭火噼啪，她沒料到那番“世道要變”的話，會把自己此后的人生燒得通紅。

1945年春，山城霧大。組織為了掩護地下交通線，讓彭詠梧與江竹筠假扮夫妻。多年未見的譚正倫并不知情。革命需要，往往不容私人書信往來，川東游擊區的絕大多數同志都經歷過這種割裂。彭詠梧也一樣，所有聯系被“掐斷”，再沒寄出過半張家書。

有意思的是，江竹筠出嫁那天，工廠藝徒們敲銅盆賀喜，喜樂聲蓋過憲兵巡邏的皮靴聲。她笑得明亮，但心里還是惦著那位素面朝天的“幺姐”。江竹筠說過一句話：“等勝利，一定登門謝罪。”可惜這句話，終究沒有說出口。

1947年初夏，川東局勢驟緊。重慶解放尚遙，游擊戰卻迫在眉睫。為安全起見，彭詠梧和江竹筠要向深山轉移。新添的幼子彭云，成了最棘手的牽掛。江竹筠想起那個從未謀面的女子——“把孩子托給她吧，她肯定會管。”彭詠梧沉聲點頭，卻只說：“她心好。”

信件由交通員分三次轉遞。譚正倫拆開最后一封，臉色忽青忽白。丈夫“另組家庭”這一事實像山洪般沖垮情感防線；但信末還附著一句呼吁——照料革命后代。那一夜她守著油燈未眠，最終做出決定：賣房清債，帶長子去重慶。

1947年9月，她領著五歲的彭炳忠，在朝天門碼頭接過彭云。兩個孩子抱作一團，奶聲奶氣，也算互相慰藉。譚正倫端詳彭云，眉眼像極了他的母親。她心里泛酸，卻沒掉淚，先得活下去。

地下日子艱險。1948年春，江竹筠被捕。半年后彭詠梧在川東突圍戰中犧牲。雙重噩耗像鐵鉤，把譚正倫心口撕成兩瓣。敵人對烈士家屬的搜捕并未停止，她帶著兩個孩子晝伏夜行，轉移了三座縣城，落腳渝北時已彈盡糧絕。

試想一下，一個肩挑兩命的寡婦，如果再連累幼子，被捕機率激增。不得不說，譚正倫做了常人難以啟齒的抉擇：把親生兒彭炳忠送進慈善孤兒院。登記本上，她只寫了七個字——“父母均已陣亡”。那一刻她的手在抖，卻沒哭。譚正倫對自己低聲囑咐：“先保住彭云。”

重慶解放的當天，她擠在人群里聽銅管樂吹《東方紅》，淚水終于落下，卻仍緊摟彭云不撒手。確認江竹筠犧牲的消息后，她默默系上白花，把孩子帶去烈士陵園。墳前紙錢燃起，彭云稚聲喚了聲“媽媽”，那一聲讓周圍老兵都紅了眼。

新政權穩定后，譚正倫憑著針線手藝，在解放碑邊的布莊當上掌柜。她攢錢、買書，讓兩個孩子照常上學。鄰里以為彭云是她親生的，而彭炳忠隔三岔五回家過夜。孩子們漸漸長高，戲稱“媽媽的口袋是鐵打的”，給學費從不遲疑。

1965年夏天，高考放榜。18歲的彭云收到哈軍工錄取電報。那紙藍底白字的喜訊，像一束光照進逼仄天井。他揮舞著電報奔回家，“媽媽，我考上了！”譚正倫笑得瞇起眼，連聲“值了”。那年她47歲，鬢發已花白，卻依舊挺直腰板。

臨行前夜，她從木箱里翻出一條藍底碎花圍巾，輕輕系在彭云脖子：“這是你媽當年留下的。”少年懂事地點頭，淚意泛起，終究沒多說。列車汽笛拉長聲線，譚正倫目送兒子遠去，站臺上身影單薄卻堅決。

1976年1月，席卷華夏的寒潮里，62歲的譚正倫突發腦溢血。她原本打算春節前去北京探望已調職的彭云。病榻旁，她拉住兩個兒子的手，嘴角微揚，還想再囑托，卻無力開口。護士聽見她最后的低語：“你們要好好的。”聲音像風一樣散了。

靈堂設在沈陽工廠的活動室。白花簇擁中，兩兄弟痛哭失聲。哥哥哽咽道：“媽的晚年沒在我身邊享福，是咱最大的虧欠。”此后多年，他們逢年過節先赴重慶陵園，為父母，也為這位用一生守護他們的“幺姐”獻上一束白菊。

歷史書里，江竹筠與彭詠梧的名字熠熠生輝；檔案角落，譚正倫的事跡只有寥寥幾行。卻正是她，把烈士遺孤養大成人，讓血脈與信念得以延續。人們或許難以想象，在戰火與饑饉的縫隙里，一個普通川嫂怎樣扛起三個人的命運。但沿著那條被歲月沖淡的石梯下到江邊，仿佛還能看到她單薄的背影，懷中抱著孩子，目光里沒有退路，只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