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中國姓氏都不要了？華人全世界都有，只有泰國華人被完全同化

1893年的一個悶熱夜晚，曼谷拍那空區的老房子里，陳家子弟圍坐在油燈下，等著族長開口。外頭傳來渡船汽笛，昭披耶河的潮氣順窗涌入。族長只說了一句：“從明天起，我們姓 Surapong 。”話音落地，屋子里只剩孩子的抽泣聲。第二天，陳家變成了“素拉蓬”，一筆錢交到警署，新的泰文姓氏便生效了。這并非孤例，而是上世紀泰國無數華人家族共同的抉擇：要生存，就得改名、說泰語、娶泰女。

中國人遠渡暹羅，最早可追溯到素可泰王朝時期。十四世紀，鄭和船隊停靠大城府，在河岸卸下瓷器和絲綢，也留下幾百名閩廣水手。幾年后，再來探訪的人發現，他們已換了泰式服飾，給孩子取了泰文名，混入稻谷金色的鄉村。與馬六甲、檳城那股在清明掃墓、舞獅迎神的閩南社群不同，暹羅的稻米與佛寺更具“消化”力，第一代水手就在婚姻里丟了姓氏。

真正意義的大規模移民發生在十九世紀。蒸汽輪船把批發商、苦力、戲班和義興會一股腦兒送來，靠的是蘇伊士運河新航線。泰國宮廷早看中了這些勤勞又懂算盤的人：你幫王室承包鹽稅、錫稅，我賜你一個帶“那·”前綴的泰式姓氏。舊潮州人吳讓就這樣變成納·拉農，他的家族日后主宰了普吉島錫礦，與王室締結通婚——金錢與血緣綁一起，比任何“華僑回饋家鄉”都更牢固。

1932年政變推倒了絕對王權，陸軍強人披汶上臺。國家主義成了硬指標，中文學校必須改教科書，升泰旗要唱國歌。一紙《姓名法》逼得未改姓的華僑連夜排隊領新戶籍。陳弼臣在街角小鋪填表時，對身旁同鄉嘆道：“改吧，不改做不了生意。”這一筆決定，后來演變成盤谷銀行的雛形，資本嗅覺比情懷更準。

冷戰更讓改姓、棄漢語成為“政治正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軍政府直接把“共產黨”與“中”字畫等號。曼谷華校師資審查如同闖關，若口音濃重，便可能被貼上可疑標簽。三年間，六百多所華校蒸發四分之三。一位老教師在紀錄片里自嘲：“教課本身不難，最難是證明自己不紅。”

同一時期，正大、盤谷、中央等新泰姓氏家族迅速崛起。他們的董事會全程說泰語，開完會卻會到觀音廟燒香。表面看不見半點漢字，背后仍供奉族譜、按農歷祭祖。曼谷唐人街的行號招牌寫著方正泰文，墻里卻掛著草書“仁義”對聯。內藏華脈，外展泰皮，這種“兩面人”文化成了生存常態。

1975年中泰復交前夕，謝易初在總理府長廊里被“善意提醒”后，隔天把“正大”招牌換成了泰文“卜蜂”。當時的員工咬著牙刷新logo，心里不是滋味。十年后，CP雞飼料大賣東南亞，謝家笑言那晚的油漆錢是最劃算的投資。這種識時務的精明，讓泰裔華人不但沒被邊緣化，反而掌控了泰國超過一半的零售和金融資本。

經濟飛馳，文化卻在暗處發酵。1991年以后，泰國對華政策轉暖，華裔二代突然發現“漢語熱”能換來獎學金、能談大訂單。本已“失傳”的老家話，又在夜校、孔院里被年輕人撿起。朱拉隆功大學的調查顯示，八成九的華裔學生認泰語為母語，但七成仍愿意在護照多貼一張中國城市的入境章，感覺“血緣有了著落”。這不是回歸，而是多一張牌。

有意思的是，王室也在調和這場身份游戲。拉瑪十世登基后，把鄭信大帝紀念日列為法定節日，官方儀式上不忘邀請潮州會館代表上香。宮廷樂團吹奏的《三寶歌》，曲譜源于明代南戲；皇宮御廚端出的甜點 Thong Yip，原名“金絲卷”。泰國把中國元素煮進自己鍋里，外人聽似陌生，本地人卻吃得順口。

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泰國全國逾四成的捐贈物資來自華裔財團。電視里，他信女兒佩通坦用標準泰語號召民眾“勿忘共濟”，隨后又在社交媒體用潮汕話夾雜一句：“大家互相扶持。”那條視頻轉發量破百萬，有人夸她“夠接地氣”，也有人譏諷“裝中國人”。兩種情緒，同樣真實，恰好揭示泰國華裔的內心裂縫——不是不認祖，而是認祖的方式早已變形。

今天走進曼谷耀華力路，金店林立，紅燈籠卻掛在泰文門楣下。夜風中傳來佛經誦唱，巷口卻飄出鹵肉飯香。泰國華人沒有回到舊時代的“同鄉公所”，也不愿割斷與祖地的商業血臍。他們把傳統折疊收納，換一件泰式外衣隨身攜帶。姓氏可以是 Sirivadhanabhakdi，骨子里那句“利字當頭”依舊是閩南語發音。走到路口抬頭，玉佛寺的白色佛塔與關帝廟的黃色琉璃瓦隔街對望——兩種文明在這里換了名片，卻誰也未曾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