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晚年寫回憶錄，為何對張聞天多有批評？兩人有何歷史糾葛？

一九六三年初春，北郊一座林木蔥蘢的療養院里，徐向前把厚厚的病歷本輕輕合上，抬頭看了看窗外的積雪。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可腦子卻異常清醒，醫護人員剛離開，他就招呼秘書取來筆記本，繼續整理那部遲到已久的回憶錄。就在這一年，他第一次鄭重寫下對張聞天的評語，語氣冷峻而直白。許多人不解：在延安時期兩人并無直接過節，為何幾十年后，元帥筆鋒依舊不留情面？

解開疑問，得從一九三五年的兩河口寫起。那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剛剛會合，表面是勝利，內部卻暗流洶涌。徐向前帶來的八萬四方面軍官兵在雪山草地上拼死突圍，自有一肚子苦水；而張聞天作為黨內最高負責人之一，背負長征前期失敗的壓力，也想在策略與組織上重樹中央權威。雙方心結，就此埋下。

會合后的會議一場接一場。兩河口、毛兒蓋、巴西，爭論點主要有三條：向西還是向北、統一指揮權如何分配、政治路線誰說了算。張聞天與博古等傾向北上，相信把蘇區與國際通道連為一體才有前途；張國燾堅持西出川康，企圖坐大。徐向前此刻只關心一個問題：哪條路讓士兵活下來。可惜理論與現實沖撞之際，軍人聲音往往被邊緣化。

有意思的是，張聞天在會上常用數據、地圖說話，邏輯固然嚴謹，卻缺乏徐向前稱之為“前線煙火味”的判斷。有一次爭辯升溫，他攤開文件對徐向前說：“根據俄界情報，北上可在三月前抵達陜甘。”徐向前沉默片刻，只拋下一句：“地圖上沒有沼澤，也沒有埋伏。”短短十幾個字，會議室里氣壓驟降，誰都聽得出那句回懟的鋒利——紙面推演與血肉搏殺中間隔著萬千性命。

裂痕不斷被擴大。張聞天擔任《干部必讀》主編時，擬刊文批判南下方案“等于自尋絕路”。文章在編委會上朗讀到一半，陳昌浩勃然大怒，拍桌子吼道：“敢發就走著瞧！”一句粗話，將四方面軍怒氣徹底點燃。張聞天被迫撤稿，卻在私下埋怨“土匪作風”難以溝通。針對這一幕，徐向前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書生氣不怕，怕的是不懂團結。字少但鋒芒畢露。

一九三六年初，西路軍汶川失利。徐向前帶殘部抵延安，精神與肉體都瀕臨極限。毛澤東凌晨來到窯洞，拍拍他的肩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句輕描淡寫，安撫了滿腔愧疚。張聞天隨后到訪，對話截然不同。“軍事失敗要認真檢討。”他語速平緩，卻句句如冰。徐向前沒辯解，他認錯，但心底那根弦從此繃緊——同情與苛責，差別如此鮮明。

多年后元帥回憶此事，用了“則”字連綴兩段，細節耐人尋味。被外界解讀為情緒化抨擊，實則是戰地統帥對政治領導的一次反思。站在一線的人天然重視可操作性；坐在案頭的人擅長戰略布局。兩種視角本無優劣，可當時環境焦灼，任何失語都可能被對方視為否定，隔閡越拉越大。

張聞天并非不懂妥協。遵義會議前后，毛澤東屢次與他長談，把錯誤歸因與救黨急務娓娓道來。張聞天終于支持換帥，成了會議成功的關鍵推手。問題在于，轉折過后，他仍習慣用條文、簡報去改造基層思維，卻忽略軍心中那股“先信服再服從”的情緒動線。徐向前在回憶錄里提到，“教條”一詞不是隨意扣帽，而是指缺乏針對性的方法論，導致原本可以彌合的小縫裂出了大口子。

慢鏡頭拉向一九五九年廬山。彭德懷、黃克誠事件讓不少老同志心里蒙上一層陰影，徐向前也在此后長期抱病。可正是躺在病榻上的日子，他靜靜捋順過去三十年的交錯線索，把人和事重新歸檔。對張聞天的評價，褒中帶鞭，鞭中有情。一方面肯定其理論功底，以“老教授”相稱；另一方面直指長征途中“缺乏靈活”給團結造成障礙。批評緣于昔日現實沖突，更源于對紅軍損耗的痛惜。

張聞天此后在宣傳、教育領域兢兢業業，建立馬列學院、主持理論刊物，優點被充分釋放，缺點影響不再放大。多數將領對他印象轉為中立甚至友好，可徐向前的那段經歷難以抹平，因此筆下分寸依舊偏重于“書生氣”三個字。不是翻舊賬，而是想給后來者一個警示：指揮權與話語權必須服務于大局，而不是證明個人正確。

試想一下，如果兩河口會議上博古、張聞天能更注重方式，或許張國燾沒有充足的借口煽動“另立中央”；如果張國燾不倚仗兵權威脅，內部的對立也不會迅速升級。歷史沒有如果，剩下的只有備忘錄和回憶錄。徐向前把那段往事留給紙面，并不為了個人恩怨，他在療養院合上本子時輕聲說道：“寫下來，總要有人看到教訓。”

一九七六年冬，張聞天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消息傳到西山，徐向前久久不語，隨后讓秘書在吊唁簿上寫下八個字：才高持重，恪守信念。落款后，他補了一句附注：“長征舊事，已付史書。”這一筆，既算敬重，也算了斷。兩位革命者在塵埃落定之后，各自站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被記住——一個以軍事實踐，一位以理論探索。時間走過，他們的分歧成為歷史的一塊橫截面，讓后人看到團結與分裂之間的細微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