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再提“臺灣有事”，中國通告全球：共同消滅日本軍國主義

再提“臺灣有事”，看來中方給高市早苗的教訓還不夠多。

1月19日，高市早苗剛宣布將于23日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試圖通過政治洗牌鞏固執政地位，轉頭就又把“臺灣有事”的陳詞濫調搬了出來。

熟悉日本政治的人都知道，她是安倍晉三的核心政治傳人，更是日本極右翼勢力的代表人物，一直主張“擺脫戰后體制”，把推動日本軍事化當成核心目標。

而高市早苗反復提及的“存亡危機事態”，按照日本2015年通過的“新安保法”，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指的是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遭武力攻擊，進而威脅日本生存的情況。

但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更是被《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明確確認的內容，日本政府曾多次承諾尊重這一立場。

把中國內政和日本的“存亡危機”綁定，本質上是為日本突破和平憲法、行使集體自衛權找借口。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并非高市早苗的一時口誤，而是日本長期推進軍事化的必然結果。

2026年日本的防衛預算已經實現十三年連續上漲，創下戰后新高，預算中還專門設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項目，說白了就是拿錢給菲律賓等周邊國家送武器，試圖搭建圍堵中國的軍事同盟。

同時，日本還在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開始對外出口殺傷性武器，甚至有消息稱其在討論修改“無核三原則”，為引進核武器打開方便之門。

結合1月19日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的決定，不排除她刻意炒作涉臺議題，是為了在大選中煽動民粹情緒，轉移國內民眾對經濟低迷、民生問題的不滿。

畢竟當前自民黨在國會兩院都未占據過半數議席，通過渲染“外部威脅”凝聚右翼選票，是她維持執政地位的重要手段。

但這種拿地區和平當賭注的政治操作，無疑會加劇東亞局勢的緊張，也讓國際社會更加看清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風險。

而中方在聯合國的質問，正是戳中了日本的痛處。

1月12日，中方在聯合國大會相關會議上發起反擊，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孫磊當場質問日方：“對待歷史到底是種什么態度，日本從來沒有真正地認罪悔過！”

從篡改教科書淡化侵略歷史，到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再到如今否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日本一直在試圖模糊歷史真相。

更關鍵的是，日本的擴軍動作已經遠超“專守防衛”的范疇，發展遠程打擊能力、強化西南方向軍事部署、推動自衛隊作戰方針向“先制性威懾”轉型，這些舉動都可能意味著日本正在重返軍國主義的老路。

而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只是這種危險傾向的集中暴露。

面對日本的挑釁，中方的回應既有法理高度，也有實際手段。

除了在聯合國重申國際法準則，揭露日本的虛偽面目，經濟上的出口管制也精準打擊了日本軍工的軟肋。

1月6日，中國商務部公布對日本軍民兩用物資的出口管制措施，涉及航空航天材料、稀土相關產品等關鍵品類，禁止這些物資用于日本軍事領域，直接卡住日本軍工產業鏈的“七寸”。

要知道，中國是日本稀土、精密電子部件等關鍵物資的重要供應國，這些物資是制造先進武器裝備的核心原料，中方的管制措施可能會讓日本的擴軍計劃陷入供應鏈斷裂的困境。

軍事上，解放軍在臺海、東海相關海空域的常態化訓練早已形成體系，這種透明且專業的軍事存在，既是對國家主權的捍衛，也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有效威懾，避免其產生誤判。

站在2026年這個時間節點，回望八十多年前的反法西斯戰爭，日本軍國主義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傷痛仍歷歷在目。

當年《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日本必須歸還竊取的中國領土，包括臺灣在內；日本簽署的投降書也承諾忠誠履行這一義務。

這些國際法文件構成了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任何試圖否定或篡改的行為，都是對歷史正義的褻瀆，也是對國際社會的挑戰。

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言行，讓我們不得不警惕一種新型軍國主義的抬頭。

這種軍國主義披著“正常國家”的外衣，打著“自衛”的幌子，通過修改法律、擴充軍備、渲染威脅等方式，逐步突破戰后體制的束縛。

與二戰時期的軍國主義不同，它更擅長利用國際規則進行偽裝，借助美國的亞太戰略尋求支持，一步步實現軍事擴張的目標。

不排除未來日本會進一步強化與G7國家的軍事聯動，在臺海、東海問題上制造更多摩擦，試圖改變地區戰略平衡。

但東亞地區能維持數十年的和平穩定，來之不易，一旦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最先受到沖擊的就是周邊國家的普通民眾。

就像日本國內已有數百名民眾聚集抗議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他們擔心這種政治操作會制造“政治空白”，影響民生，更憂慮政府的擴軍政策會把日本拖入戰爭的泥潭。

這說明，愛好和平的日本民眾也看清了右翼勢力的危險。

而中方提出“共同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并非要挑起對抗，而是對地區和平的負責。

中國的立場，既是在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是在守護東亞乃至全球的和平穩定。

日本如果執意在錯誤的道路上走下去，無視歷史教訓和國際社會的反對，最終必將會自食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