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美國這回鬧掰了

文︱陸棄

1月19日，以色列官員對外確認，該國已收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新成立的“和平委員會”邀請，該委員會擬負責監督加沙地帶和平計劃的下一階段推進工作。同一天，俄羅斯、白俄羅斯、斯洛文尼亞、泰國及歐盟執行機構也被列入受邀名單。外界對委員會的職權范圍、決策流程以及成員國之間潛在的利益沖突提出質疑，尤其是以色列在該委員會中的角色更顯敏感。以色列極右翼財政部長斯莫特里赫公開抨擊委員會安排不公，強調加沙事務應由以色列主導，其軍事管制與戰略決策不容外部干預。與此同時，內塔尼亞胡在表態中試圖淡化與美國總統的分歧，宣稱兩國關系不會因此受損。這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國在中東事務中推動的新治理模式，不僅引發地區核心利益相關方的抵觸，也暴露出所謂“多邊監督”安排與現實地緣政治的深刻張力。

表面上，這項“和平委員會”是美國提出的解決加沙停火后治理問題的工具，意在以所謂國際化、多國參與的方式對沖長期以來的地區矛盾。然而，將以色列置于委員會之中本身就是矛盾的源頭。以色列作為停火協議的直接相關方，其利益與安全考量與巴勒斯坦民眾的生存與治理權存在天然沖突。在委員會決策權尚未明確的情況下，美國意圖通過多國參與制造合法性表象，但現實中，這種安排更可能加劇成員國之間的摩擦，甚至促使以色列采取更為強硬的單邊措施，從而使委員會失去調解功能。加沙治理問題的復雜性并不在于缺少外部參與，而在于權力結構、歷史糾紛和安全邏輯之間存在深刻矛盾。

從機制層面分析，美國此舉反映出其在中東戰略中的兩重意圖：一是試圖以國際組織化手段延伸對關鍵地區的影響力，使其在加沙及更廣泛中東事務中保持主導地位；二是通過邀請多國形成“合法性聯動”，為可能的政策推動提供國際輿論支撐。特朗普及其幕僚通過委員會設定自己為終身主席，實質上是在將中東沖突的調解權與美國國家利益直接綁定。這種安排看似多邊化，實際上是典型的權力中心化策略，即通過表面規則和程序來掩蓋決策的單邊性質。委員會成員國的地緣政治利益不一，美國的單向主導性難以掩蓋潛在矛盾，尤其是當涉及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時，摩擦幾乎不可避免。

進一步來看，這種安排對地區安全與治理的潛在影響值得警惕。委員會若在成員國分歧下運作不暢，可能導致停火協議執行受阻，甚至激化局部沖突風險。以色列內部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顯示了委員會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斯莫特里赫強調“加沙是我們的領土”，暗示以色列在安全與治理上的排他性邏輯，這與委員會的國際監督目標形成直接沖突。若以色列單邊行動與委員會決策出現對立，委員會可能從監督工具淪為摩擦源，從而加深加沙治理的不確定性。此外，多國參與所帶來的利益博弈，也可能導致委員會成為外交博弈的平臺，而非有效治理機制。

歷史經驗同樣提供警示。過去多次國際監督機制在中東的嘗試，往往因成員國間利益沖突、執行權不清和當地政治現實復雜而失效。美國推動的“和平委員會”面臨相似困境：其合法性基礎依賴于成員國認同和執行力，而現實中，以色列、巴勒斯坦及周邊國家的利益差異，難以通過形式化的參與安排解決。委員會的存在能否真正推動和平進程，取決于美國在權力運作中是否能夠兼顧地區主要行為體的核心安全訴求，而非僅僅通過國際化表象制造政治便利。

從地緣政治的宏觀角度看，此舉折射出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策略演變。特朗普政府意圖通過自建多邊機制，繞開傳統聯合國體系和現有國際規則，尋求在關鍵戰略區域形成新的影響網絡。這種操作模式在短期內可能強化美國話語權，但也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既有國際機制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受到挑戰，新機制的效果又高度依賴美國自身權力與外交手腕，一旦內部或外部因素發生偏差，整個體系可能面臨功能失靈的風險。中東地區的結構性矛盾無法僅靠程序化安排解決，權力分配、歷史糾紛與民眾安全需求仍是核心變量。

展望未來，委員會的實際運作將直接檢驗美國在中東事務中的戰略邏輯。若以色列堅持其安全與治理主張，委員會可能被邊緣化；若美國能夠在權力主導與多邊參與之間找到平衡，其對地區事務的掌控可能進一步強化。然而，無論結果如何，這一事件都再次提示：單邊主導的國際安排在面對復雜歷史與現實矛盾時，往往難以實現治理目標，沖突管理需要比表面程序更深層次的理解與策略。和平的實現，不在于委員會的名稱或成員，而在于各方能否在權力、利益與責任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

在特朗普推動的所謂“和平委員會”背后，中東地區的政治邏輯與國際秩序的博弈清晰可見。權力安排、國家利益與國際規則的交錯，使加沙治理成為多重矛盾的匯聚點。委員會能否超越形式主義，實現實際治理價值，取決于美國、以色列及其他成員國如何在現實權力關系中重新定義合作與責任，也取決于歷史經驗能否成為現實政策的參照，而非被輕易忽視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