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公安局長空缺，陳賡問陳總：特科隊的神槍手，能勝任嗎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凌晨的淮海中路還籠著薄霧，電話局里卻燈火通明。前線捷報一份接一份送到市政府臨時辦公室：南京已克，上海城內敵軍敗退。喜訊背后，有人忍不住嘀咕一句：“城防能接收，治安誰來抓？”一句話點破了懸念——新上海需要一位公安局長。

上海攤子之大，遠非一般省會可比。工廠林立，外僑眾多，舊租界殘余勢力、國民黨潛伏特務、黑幫老底子全都混雜在縱橫的弄堂里。槍聲可以在十幾公里外停下來，扒手和密探卻能在下一條街拐角復活。穩定局面，刻不容緩。

外部壓力與內部重擔一齊壓到陳毅肩頭。那時的陳市長白天跑工廠、夜里批電報，門口文件堆得比桌角茶壺還高。市公安局長人選空著，誰都明白位置越久沒人坐，局面越容易出亂子，可名單上連個靠譜的人影都沒落定。

恰在此時，陳賡趕到上海駐軍指揮部匯報部隊接管情況。短暫寒暄后，他指著墻上的城市地圖說：“要想讓這座城徹底安靜下來，得找個既懂特情又不缺硬功夫的。不妨試試特科那位神槍手？”陳毅愣了兩秒：“李士英？”陳賡點頭，“就是他，腦子靈，手也穩。”

李士英，這個名字在秘密戰線上早被寫進檔案。生于一九一二年，山東曹縣窮苦農家孩子，十來歲就扛起鋤頭，練得臂力驚人。十五歲參加農民協會，十九歲入黨，刀口舔血的歲月成了他最直接的學堂。

一九三〇年，他被選送進中央特科第三科。那支隊伍管的是保衛黨中央安全的活兒，訓練清一色真刀真槍。槍械課上，教官擲出一枚五分錢硬幣，他抬手一槍，正中銅片中心，旁觀者稱他“神仙一指”。

一年后，上海秘密戰環境驟變。特務機關大搜捕，李士英在一次轉移文檔時不幸被捕。面對拷問，始終咬牙不發一詞。地下關系費盡周折，直到一九三七年，他才成功越獄去往延安。有人問他這幾年是怎么熬過來的，他只說：“命硬，也該干的事多。”

延安歲月讓這位山東漢子學會了另一套本領：情報分析、干部教育、國際護送。四一年，周恩來赴莫斯科治療，李士英擔任護衛。西伯利亞鐵路漫長無邊，他一路警惕，列車到站前十分鐘必巡查一次車廂，同行翻譯感嘆：“他像貓頭鷹，夜里不眨眼。”任務安全完成后，他順便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旁聽了三個月反特勤課程。

解放戰爭爆發，他被調任華東社會部副部長兼山東公安廳廳長，組建農村保衛網絡。敵特要搞暗殺，他干脆把對方策反；土匪趁火打劫，他帶隊夜襲端窩。短短兩年，山東多縣發案率降至此前的三成，陳賡正是看中這份履歷，才開口舉薦。

六月十三日深夜，李士英抵達上海。第二天一早，他穿一身舊中山裝，腳蹬布鞋，悄悄進了位于愛多亞路的市警總署接管大樓。不到三天，原國民黨警員完成審查，肯留下的簽保守秘密聲明，不肯留下的集中看管。兩周后，全市主要警署恢復二十四小時巡邏，七月槍案驟減。

上海灘最棘手的是暗殺團伙“決死三人組”。他們潛伏在法租界殘部支持下，計劃炸毀外灘電站。李士英接到線索，當夜親自指揮圍捕。他不讓部屬開槍，生怕誤傷平民。巷戰里，他搶占制高點，一槍敲掉對方狙擊槍準星，隨后喊道：“投降，留下命！”匪徒灰頭土臉舉手，電站保住了，老百姓第二天照常點燈。

一年半時間，公安系統規章成型，戶口登記鋪到每條弄堂。外商寫信給市政府，說“夜走南京路再不擔心丟包”，這才算給陳毅市長減了壓。李士英卻沒多留戀，一九五一年底，他被調往中央公安部，先后兼任內衛總隊長、北京公安局黨委副書記。每到一地，第一件事總是摸清底冊，理順隊伍。

一九八三年離休，他依舊每天七點起床練槍。老伴勸他歇歇，他笑答：“手生了，可不行。”二〇〇一年冬日，他在醫院平靜辭世，享年八十九歲。

那年夏天，上海警方內部整理檔案，在一只舊木箱里翻出一把磨損嚴重的盒子炮手槍，槍套內貼著字條：“執勤即戰斗，平時即戰備。”落款——李士英。沒有人再懷疑，當年陳賡那句“神槍手”所指，分量何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