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超哨響，民間筆響：泰州的新大眾文藝浪潮

在江蘇十三市中，泰州的形象有點“糊”。論經濟，它處在“蘇中”，不上不下；論名氣，似乎總被西邊的揚州掩蓋了光芒。甚至有人調侃它處在“環泰高鐵經濟圈”里——四周高鐵飛馳，唯獨它還在等待屬于自己的那一站。

直到它因蘇超的足球榮耀驟然闖入聚光燈下，許多人才恍然驚覺——這座在江蘇沒啥存在感，甚至一直被看作“揚州小弟”的城市，原來藏著如此激越澎湃的篇章。

從抗金遺風到蘇超熱血，從北宋文樞到明代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再到眼下新大眾文藝浪潮沛然興起……泰州的故事，從來不是單線條的。它就像一塊多棱的寶石，每一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彩：務實的、風雅的、平民的、剛健的、溫暖的。

01

歷史上的泰州，絕非等閑之輩。它有一個更為古老的名字：海陵。“陵”，在楚語中意指水邊高地。

地處江海之交，泰州自古便是天然糧倉。西漢文學家左思在《三都賦》中寫道：“矖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那囤積如山的“紅粟”，是泰州特有的香稻，也是野心家們逐鹿天下的底氣。

漢高祖劉邦的侄子吳王劉濞，便看中了這座糧倉。他盤踞東南，在海陵囤積了大量紅粟，鑄錢煮鹽，密謀造反。唐代，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駱賓王以千古奇文《討武曌檄》助攻，一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將糧草豐足、底氣十足的氣勢寫得淋漓盡致。盡管這兩場著名的叛亂最終均告失敗，但泰州作為“戰略后勤基地”的地位，已顯露無疑。

除了糧食，鹽更是古代的國家命脈。泰州地處江淮要沖，是沿海食鹽銷往內陸的必經之路。運鹽的船隊絡繹不絕，帶來了持續的財富與繁華。掌控著帝國的糧食與鹽業命脈，泰州是真正的手握重器。

很多人不知道，在北宋時期，今日南通、鹽城大片區域，都曾歸泰州管轄。朝廷在東臺的西溪設立鹽倉，監管沿海八處鹽場。三位后來官至宰相的名臣——呂夷簡、范仲淹、晏殊，青年時期都曾在此擔任鹽官，治理鹽務，體察民情。

這段歷史，為泰州注入了深厚的文脈。泰州人也喜歡說自己的城市在北宋時文風最為昌盛。宋仁宗時，泰州軍事推官滕子京在城南修建“文會堂”，以文會友。好友范仲淹時任西溪鹽監，常來相聚。范仲淹在此寫下“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的詩句，與他日后“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一脈相承。

有意思的是，后來滕子京謫守岳陽，重修岳陽樓，自己沒寫文章，卻請這位從沒去過岳陽的老友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文風鼎盛之時，晏殊、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文壇巨擘都曾在此駐足。蘇軾寫詩送友赴任泰州時，還調侃此地偏遠卻安逸：“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雖是玩笑話，卻也道出了泰州遠離政治中心、相對安逸的生活狀態。

文事之盛，并未掩蓋武備之光。南宋初年，這里成了抗金前線，岳飛任泰州知州，曾在城北的溱潼湖畔與金兵激戰。當地百姓安葬陣亡將士后撐船祭奠，竟逐漸演變成一項流傳至今的民俗——溱潼會船節。與廣西山歌節、四川火把節、哈爾濱冰雪節一起，被列為全國十大風情旅游節。

每年清明，數百條船只、上萬篙手在湖面云集，竹篙如林、千舟競發，岸上觀者如潮，聲勢浩大，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廟會”。一文一武，在這片水土上交融得如此自然。

溱潼會船節之所以能“甲天下”，離不開里下河地區獨特的水網環境。古時，長江、淮河、黃海在此交匯，泰州因此得名“三水”。“泰”字拆開來看，正是“人在三水之中”。過去這里不通公路，家家有船，人們出門辦事都是以船代步，撐船而來、搭船而去。

02

如果說北宋是泰州文采的外顯，那么明代則是其思想內核的迸發。王艮，這位出身泰州安豐鹽場的灶丁，少年時識字不多，后來卻成為心學大師王陽明門下最杰出的弟子之一，并開創了影響深遠的“泰州學派”。

他的核心思想極其樸素又極具革命性：“百姓日用即道”。他認為，“圣人之道”并非高深莫測，就存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飯、勞作作息皆是“道”。這聲吶喊，將哲學從精英書齋拉回到市井街巷，是一場指向平民的啟蒙。

黃宗羲盛贊：“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龍蛇。”這一學派的精神氣質，塑造了泰州乃至江淮地區獨特的人文底色：接地氣、重實務、敢為先。

這片土壤孕育的文化名人，也往往帶有這種平民視角與叛逆精神。寫下“難得糊涂”的“揚州八怪”主將鄭板橋是興化人；《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是興化人；評話宗師柳敬亭、文藝理論家劉熙載、戲曲大師梅蘭芳、書法家高二適……都是泰州子弟。值得一提的是，以《美食家》聞名的作家陸文夫，寫了很多關于蘇州的小說，有“陸蘇州”之稱，很多人以為他是蘇州人，其實他是地地道道的泰興人。他們來自民間，關注民間，最終成為了丈量時代的精神刻度。

進入當代，以汪曾祺為代表的“里下河流派”，承襲了那份關注日常、書寫平民的傳統，讓“里下河”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上的重要文化符號。前不久，江蘇省作協換屆，興化籍畢飛宇連任主席；興化籍朱輝、龐余亮，靖江籍祁智當選副主席。一城四作家躋身主席團，成一時佳話。

更令人欣喜的，是眼下一股自下而上的新大眾文藝浪潮正在這里沛然興起。他們不是專業作家，而是退休工人、企業主、教師、陪讀媽媽……餛飩店主常玫瑰，在女兒鼓勵下開始寫作，記錄餛飩店里的百態人生；農婦王玉蘭，勞作半生后拾筆創作，創辦“阿紫文學沙龍”，為草根寫作者提供園地；企業主王思本小學畢業就輟學，卻有一個放不下的文學夢，自己創辦公眾號，給所有投稿者發稿費；聚集6000余名創作者的坡子街作者群“大眾讀、大眾寫、寫大眾”……

他們的寫作，無關名利，純粹是“我手寫我心”。如同蘇超，踢的是最真誠質樸的足球。

正如畢飛宇所說，常玫瑰真正打動他的，是她和女兒的對話——女兒建議母親“拿起筆來”。他認為，這背后是泰州人通過閱讀與寫作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的文化自覺與家庭倫理。

03

縱觀歷史，泰州似乎總與王霸之業擦肩而過，但或許，這正是它的福分。這里自古少經戰亂，百姓生活安穩富足。七百多年前，馬可·波羅游歷至此，稱贊泰州“這城不很大，但各種塵世的幸福極多。”抗戰時期，江蘇省政府曾一度遷至興化，也是看中了這里水網密布、偏居一隅的自然環境。

據勘查統計，泰州城區河湖面積占比高達14%，這一比例在江蘇是最高的。水繞城、城抱水，街河并行，水巷幽深。葉兆言就說，泰州其實比蘇州更有資格被稱為“水城”。

今天的泰州，發展得不急不躁。就像它的性格一樣，沉穩而深厚。它有水鄉的溫婉，不是江南，勝似江南；它有文化的底氣，從文昌北宋到泰州學派，從里下河文學到新大眾文藝，脈絡清晰；它更有生活氣息，黃橋燒餅、魚湯面，日常而踏實。

蘇超冠軍的榮譽，讓我們重新審視泰州這座被低估的城市。這里不是任何地方的“小弟”，它一直是中國歷史與文化脈絡中，一個文武雙全、自成一格的“實力派”。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文 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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