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南的崇山峻嶺間,國民黨第170師師長孫進賢的一場投機逃亡,終以身敗名裂畫上句號。他的覆滅軌跡,恰是國民黨殘部在云南徹底潰敗的縮影,更是舊勢力喪失民心、分崩離析的必然結果。彼時,解放戰爭已近尾聲,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土崩瓦解,1949年底,大批國民黨部隊開始向云南邊境收縮,妄圖以滇南為據點負隅頑抗,甚至計劃逃竄至緬甸重整旗鼓,孫進賢便是這場逃亡鬧劇里的關鍵人物。
孫進賢最初追隨李彌部隊退守云南,憑借手下部隊在昆明地區的作戰表現,被空降而來的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湯堯看中,破格提拔為第九軍少將軍長。這份倉促的晉升,并未讓他生出半點報國之心,反而點燃了他投機保命的私欲。1950年1月底,湯堯見戰局不利,放棄原本的進攻計劃,下令云南殘部全線向緬甸逃竄,命孫進賢的第九軍與曹天戈的第八軍分兵配合,協同渡過元江這道通往邊境的最后天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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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之上的鐵索橋,是兩岸通行的唯一通道。孫進賢為搶占逃亡先機,不顧友軍安危,下令部隊全速推進,將湯堯、曹天戈及第八軍大部隊遠遠甩在身后。當解放軍第37師追兵逼近的槍聲響起時,孫進賢做出了令人發指的決定——炸橋。一聲巨響后,鐵索崩斷、橋板飛濺,正在過橋的數十名士兵墜入湍急的江流,而對岸的湯堯、曹天戈與數萬殘兵,徹底被切斷了逃生之路。曹天戈站在江邊捶胸頓足,怒罵孫進賢不仁不義,卻已無力回天。孫進賢則帶著麾下2400余人,頭也不回地鉆進哀牢山密林,妄圖借友軍拖延追兵,為自己逃往緬甸爭取時間。
他低估了解放軍的追擊意志,更錯判了戰場局勢。陳賡司令員早已下達“敵逃必追,追必到底”的死命令,解放軍第37師戰士們創造了步兵行軍奇跡,日均奔襲180里甚至200里,腳板跑爛、草鞋磨穿,即便邊走邊睡也絕不松懈。在湯堯部于元江東岸紅土坡被合圍殲滅時,周學義師長已率領37師一部、滇桂黔邊縱隊九支隊及民兵,根據情報提前設伏于無量山區域,原本計劃圍殲湯堯殘部,卻恰好將逃竄而來的孫進賢部死死咬住。
孫進賢率部進入無量山后,本以為山高林密可高枕無憂,卻瞬間陷入解放軍的四面包抄。經過數日激戰,第九軍被徹底堵在深山之中,補給線完全斷裂。部隊很快陷入斷糧危機,士兵們先是殺馬充饑,戰馬吃光后便挖野菜,野菜殆盡后只能啃食野草,戰斗力與士氣一同瓦解。走投無路之下,孫進賢采納手下建議,派情報科長陳子強與解放軍談判。周學義為減少傷亡,指派109團的周峰前往接洽,周峰早已想好應對之策,談判中始終堅守原則。
陳子強率先提出條件,要求率部前往建水再行繳槍,被周峰當場拒絕,明確表示必須就地繳械,同時承諾保障所有官兵的人身安全。陳子強又請求保留官兵私人物品,周峰應允,強調解放軍政策絕不觸碰私人財物。當陳子強試探能否按“起義”處理時,周峰態度堅決:“新中國已然成立,此刻只有投降,無起義可言。”陳子強仍試圖施壓,稱山里尚有兵力,繼續抵抗勝負難料,周峰則直言國民黨大部隊已覆滅,勸其為官兵家屬著想,切勿再作無謂抵抗。陳子強將談判結果回報后,孫進賢深知大勢已去,于2月6日率部投降。
陳賡司令為穩定局勢、安撫降兵,特意將報告中的“投降”改為“投誠”,給予孫進賢寬大處理。但當孫進賢得知包圍自己的解放軍僅數百人,遠少于己方2400余人時,頓時懊悔不已,摔帽怒吼:“早知道你們就這點人,老子帶著幾千弟兄早就沖出去了!”他的后悔,暴露了國民黨殘部的情報匱乏與膽識缺失,即便兵力占優,早已淪為驚弓之鳥的他們,也未必有抵抗之力。
投降僅數日,孫進賢賊心不死,妄圖趁解放軍防備未嚴,煽動舊部鬧事反撲。可此時降兵們早已享受了解放軍的善待,吃飽穿暖、不受苛責,早已厭倦戰亂,無人響應他的煽動,這場鬧劇僅一天便宣告失敗。云南省隨后對孫進賢的歷史罪行展開調查,其在解放戰爭中殺害百姓、縱容士兵毀壞莊稼等暴行被一一查實,且其屢教不改、多次圖謀鬧事,足以見其反動本質。1951年2月,經公審后,孫進賢在昆明被執行槍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孫進賢的覆滅,是國民黨殘部滇南潰敗的縮影。從內部的互相傾軋、各自為戰,到戰略混亂、情報閉塞,再到喪失民心、士氣崩塌,國民黨的潰敗早已注定。而解放軍憑借堅定的意志、精準的部署與開明的政策,不僅擊潰了反動勢力,更贏得了民心,為云南全境解放掃清了最后障礙,也印證了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新生力量必將取代腐朽舊勢力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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