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張靈甫還狂的師長：被四野圍困后不向杜聿明求救，非要自己突圍

一九四六年九月末，奉天以東夜雨淅瀝，野戰電話里傳來沙啞的催促聲：“李師長，部隊已和你失去聯絡，說個坐標，我們馬上接應。”話筒另一端的李正誼卻把煙頭在地上一碾，冷冷回了句：“缺的只是子彈，援兵就不用了，我自己殺出去。”說罷掛斷，留下一屋子參謀面面相覷。就是這股“我行我素”的勁頭，讓他在東北原野上嘗到苦果，也讓后人把他與張靈甫并提，甚至直言“更狂”。

年近半百的李正誼自信并非空穴來風。出身湖北麻城的小鄉村，父親教私塾，書卷氣浸染他早年。十六歲那年考入黃埔四期，他自詡“書生習武，更勝武夫”，入校第一天就放話“總有一日要當一方勁旅之長”，狂氣初露。兩年后畢業，分到西北軍，先在排長位置上連升三級，一路到營長。關麟征看重他的行動速度與膽氣，常說這小子“腿快、膽大、刀子快”。

淞滬會戰、臺兒莊血戰、滇西緬北山路上的反攻——這些戰火講不完的故事，讓李正誼的軍旅履歷被鮮血與硝煙連綴。他幾度負傷，仍能奔跑如飛，于是人稱“李千里”。抗戰結束，蔣介石急需把精銳搶運到東北，鉗制蘇聯和我軍，李正誼的第二十五師就成了“先頭馬”。華北各路鐵路阻塞，他硬是晝夜兼程，從河南一路穿山越關，創下了七晝夜過千里的記錄。“千里駒師”的名號由此坐實，也把他的自負推高到新臺階。

抵達沈陽后，蔣介石電令三條：不惹蘇軍，不擾百姓，不擅離職守。李正誼嘴上稱是，心里卻不以為然。他自認為打過八年仗，日軍尚且畏他三分，蘇軍算什么？結果兵剛落腳，便因搶占倉庫、沖撞紅軍哨兵惹出事端。蘇軍警備司令發來抗議，沈陽街口還傳出二十五師與民兵械斗的流言。此時的杜聿明剛接任東北保安司令，忙著收攏各路部隊，聽到恩師李宗仁痛罵“關麟征的愛將管不好”，臉上火辣辣。

一連串口頭警告擋不住李正誼前沖的腳步。十月上旬，杜聿明部署進攻新開嶺，命二十五師作前衛，配合同屬五十二軍的其他兩師向梅河口方向猛插。林彪指揮東北民主聯軍第十縱隊與胡奇才暫編三師已在山嶺背后結成包圍圈。情報部門數次提醒：“共軍已在兩翼集結重兵，切勿孤軍深入。”李正誼卻擺手，“他們缺炮缺車，翻不了大浪。”他當夜拔營，僅留一個團擔任后衛，主力疾進三十余華里，將友軍遠遠甩在身后。

槍聲在深秋山谷炸開。三面火網合圍，通信線路被切，補給車隊被迫棄車隱入林中。二十五師兩萬余人忽成甕中之鱉。十月七日拂曉，師部向軍部發報：“遭遇圍堵，定位馬鞍山以北，需彈藥五萬發，糧秣三日量。”電報末尾附加一句：“無須援兵，可自解。”杜聿明急了，再度詢位移坐標，電臺里卻只傳來陣陣雜音。史料記下他的怒吼：“他怎么還是這么犟！”

此時的李正誼正在陣地前沿指揮反沖擊，機槍聲、爆破聲交織。他相信憑借機動見長的二十五師，一定能在山隘間打開缺口。確實，起初幾次夜襲撕開了對手外圍，但胡奇才早留后手，以突擊連埋伏在要道。八日黃昏，小股沖鋒隊又被阻回谷底，子彈告急，棉衣上插滿彈孔，許多連長、副官倒在亂石間。部下悄聲提醒：“師座，要不要再發報？”他冷臉反問：“告訴他們什么？有人救得了咱們嗎？”

第九天清晨，林彪調集炮兵數十門，三小時火力覆蓋，隨后大批突擊隊借著山霧逼近。二十五師殘部分割包圍，指揮部通信被毀，李正誼迷失在濃煙中，被生俘于一處山坳。隨軍記錄的戰斗日誌稱：“全殲千里駒師，斃傷俘七千余，繳獲火炮三十門，汽車百余。”

戰場硝煙散去，李正誼很快被送往撫順的戰俘營。優待政策讓他意外，連日軍戰俘的苦況也聞所未聞。一個夜里，他指著碗里的白面饅頭對同營軍官嘟囔：“想不到會吃得這么好。”這句話被值班員記了下來，也成了他思想轉變的開端。

改造班的課程不只有馬列主義，還安排參觀撫順煤礦、撫順鋼鐵廠。看著硝煙未散的東北，工人們卻已開動機器，李正誼私下感慨：“打了這么多年仗，我只懂填壕沖鋒，人家卻會修路煉鋼。”后來，他在俘虜管教處主動請求到機修車間幫忙，掄鐵錘的模樣與當年端槍沖鋒如出一轍。干部夸他“干勁足”，他不好意思地撓撓頭：“在人家屋檐下，還敢擺師長架子？”

一九五○年冬，他被列入“第一批優待釋放對象”。重返故里時，家鄉早已掛起五星紅旗。為了生計，他到地方糧站做事務員，閑暇在鎮上小學義務教書，也捐出過去攢下的幾件首飾給學童買課本。鄉親們半信半疑：“這可真是當年拔腿能跑千里的李師長？”老人們回憶，他在課堂講日軍轟炸武漢的慘狀，眼眶泛紅，卻從不談起自己戰俘營的往事。

李正誼的晚年沒有轟轟烈烈，多是陪孫輩在田埂上放風箏，偶爾翻閱舊軍裝留下的泛黃相片。據說他最常念叨的一句話是：“用兵先要識天時，心里裝不下百姓，終究帶不好部隊。”這句感慨，或許是送給過去那個恃勇輕敵的自己，也像一把折疊起來的佩刀，收得住鋒芒，卻記錄了曾經的寒光。

自信與輕狂之間只隔一線，張靈甫在孟良崮付了血的代價，李正誼則在新開嶺折戟成俘。兩人都曾自負地宣稱“無需救援”，卻都在四野兵鋒面前敗下陣來。不同的是，一個命喪山谷，一個得以茍活，并終在平凡中了卻殘生。歷史給出的答案很清楚：紙面上的精銳固然重要，可真正決定生死的，是能否認清對手、認清局面，也認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