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魯迅問茅盾：潤之兄跟你比如何？

1932年11月初，上海淅淅瀝瀝地下著雨，霞飛路一幢石庫門的后窗透出微黃燈光。茅盾剛放下從贛南秘密送來的電報，紙面上“中央紅軍大捷”幾個字墨跡未干。電報是中共地下交通員冒險送來，內容指向贛南方石圩、黃陂大嶺等關鍵節點，表明紅軍擊潰國民黨第十九、第十八師，第三次反圍剿取得決定性勝利。

消息很快在左翼文化人圈子發酵。次日黃昏，魯迅拎著舊藤籃，步入內山書店后院臨時小聚點。見面寒暄后，他按捺不住：“第三次大勝，兵力不過幾萬，卻把蔣介石主力打得節節后退，潤之究竟是怎么辦到的？”

茅盾把電報內容與自己對井岡山以來戰略特點的理解交叉梳理，一邊撣灰一邊回答：“他把兵站壓到敵后，把機動權交給群眾，這一招國民黨至今沒學會。”只一句，便把毛澤東之“運動戰”精髓點到。

聽罷，魯迅輕敲桌面，冷不防拋出一句：“潤之兄跟你比如何？”十余字，卻勝千問。茅盾略一苦笑：“我寫文章，他寫歷史；筆可以折斷，槍桿子卻能改天換地。”兩人皆沉默，窗外雨勢忽大忽小，石庫門被水汽浸出暗痕。

這場簡短對話背后，有一條清晰的時間脈絡。

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在望志路召開，茅盾列席旁聽；而毛澤東同年在嘉興南湖紅船上成為“一大”代表之一。兩人雖同處上海，卻未結識。直到1923年8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老閘北西藏路秘密舉行，毛澤東第一次走到茅盾面前，自稱“小說月報的常客”，那份親和力讓茅盾記憶猶新。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后，汪精衛任宣傳部長，毛澤東以代理身份主持中宣部。茅盾被鄧演達舉薦，出任秘書。國共合作大背景下，這對文人加革命者的組合埋下深厚友誼。當時毛澤東已多次提出“農村包圍城市”設想；茅盾在秘書日記里記到一句：“此人不輕言兵，卻句句不離兵。”

同年春天，毛澤東赴廣東、湖南做農調，臨行遞給茅盾一張便條：“紙上得來終覺淺，田間地頭自有理。”臺灣大學圖書館今天仍藏有該便條影印件。茅盾回憶，那是他第一次聽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雛形表達。

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席卷申城。茅盾經香港轉道日本隱匿；魯迅則在上海守望，參加左聯，靠筆鋒抗爭。二人通訊不斷，內容大半涉及失散同志與贛南前線。1931年7月，中央蘇區進入第三次反圍剿準備階段，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統籌兵力八萬，面對蔣介石調集三十萬集團軍。到1931年9月上旬，第一次戰役——新城戰斗，林彪34師擊潰李延鉅旅，拉開勝利序幕，十月下旬黃陂大嶺一戰奠定全局。

陳賡右膝負傷被迫潛赴上海治療，11月被安置在愚園路一所西式樓房。左聯成員馮雪峰、沙可夫等人輪流記錄他的口述，耗時六夜完成《中央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戰記》——這部僅油印三十冊的小冊子后來傳到魯迅案頭。

魯迅翻完初稿后留下批注：“寫戰爭，可別只寫勝敗，要寫活人。”或許就是這句話，讓馮雪峰不斷補充細節，比如在方石圩激戰中，一支紅軍排全滅，為掩護五百余名鄉民轉移，陳賡堅持“寧失地不失民”，已被他刪改的這段慘烈細節被重新寫回。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收到小冊子時已是1932年12月，他在讀書筆記里圈出“魯迅批注”四字，用重墨標記：“精神勝兵力。”此后，閩贛蘇區的《紅星報》接連轉載魯迅關于文化界支援紅軍的短評，士氣大振。

1935年10月，長征落腳陜北吳起鎮。史沫特萊經西安線把會師消息發送到上海。魯迅終于確信，江西、福建、貴州、川南的山谷沒有埋葬這支隊伍。1936年1月，他和茅盾聯名發去那份著名賀電：“我們堅信紅軍在毛澤東先生領導下，還能取得更偉大的勝利。”彼時紅軍僅余萬余人，但戰略天平已向共產黨傾斜。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上海。葬禮名單中“毛澤東”三字排在顯著位置，因距延安兩千余里，毛澤東無法親臨，只托上海黨組織獻挽聯。次年1月，《解放》周刊登出毛澤東悼詞，第一句便定調：“他以筆為刃，開民族解放之鋒。”

1940年5月，《新民主主義論》初稿里毛澤東再稱魯迅為“民族魂”。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把八路軍比作兩支軍隊：朱德指揮的武裝部隊，與魯迅領袖的文化部隊。當時現場坐著周揚、丁玲、陳荒煤等作家，許多人第一次意識到“文化司令”的分量。

1961年9月25日，魯迅八十誕辰紀念會上，《人民文學》把毛澤東題寫的兩首七律刊于卷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被加上條批：“愿與魯迅先生共勉。”字里行間，沒有過度修飾，卻能看出領袖對這位早逝戰友的珍重。

從石庫門雨夜到延安窯洞，再到1960年代中南海燈下，這段跨度三十余年的交集，既見證一位文學家與一位政治家的碰撞，也折射出革命年代文化與武裝的互動。魯迅問出的那一句“潤之兄跟你比如何”，聽來戲謔，實則道破兩條戰線：一條用槍，一條用筆，都在向同一個目標疾進——求得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