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如：拜師之前我都讀完了他們寫的書

我從小愛雜覽。六七歲時，第一部寓目的舊小說是《施公案》，接著讀金批《水滸》。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先后翻閱了“三國”、“西游”、“封神”、“說唐”、《七俠五義》（包括正續(xù)《小五義》）……然后開始讀近、現代武俠小說，再讀譴責小說和社會小說，更讀言情、偵探之類的小說……一九三二年自東北隨祖母遷居北平，開始讀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

入初中后，才接觸“五四”以來的新文藝作品，最早讀的是《吶喊》和《彷徨》，也似懂非懂地翻閱了初二集《胡適文存》。由于愛好詼諧幽默之作，老舍的小說一度曾手不釋卷。同時，茅盾和巴金的長短篇小說也在我網羅之列。但從這之后，興趣卻逐漸被新體散文所取代了。

那是從讀魯迅雜文開始的。我有個習慣，讀書首先考慮的不是有無興趣或能否理解，而是以求全為主。比如讀魯迅的書，直到他逝世后《三十年集》出版（那已是抗日戰(zhàn)爭伊始了），我又重新從頭讀過，才感到心滿意足。就連讀南向（向愷然即平江不肖生）北趙（趙煥亭）的武俠小說，讀李涵秋、張恨水的社會言情小說，也是盡量搜求，力爭全備。當時自不免掛一漏萬，但若干年后，只要從前讀過此人的大部分作品，后來遇到未讀過的一本兩本，也還是要補齊了才算了卻一樁心事。如老舍的《貓城記》，就是后來補讀的。

當《魯迅三十年集》尚未讀完之際，亡友高慶琳兄對周作人、沈從文兩家的散文、小說至感興趣，于是我也找來披覽。這一下子把我吸引到另一條路上去了，不僅對周氏的娓娓清談感到親切，而且對沈先生的《八駿圖》《記丁玲》（正續(xù)），尤其是《湘行散記》和《邊城》，更是入了迷。

自周作人下而及于廢名、俞平伯，一本又一本，愈讀愈有味道。與此同時，許多散文名作如冰心、徐志摩、郁達夫、梁遇春、葉圣陶、朱自清、豐子愷乃至蕭乾、錢鐘書、林徽因、何其芳、陸蠡、麗尼等人的專集，也都盡量閱讀，卻總不及周、沈二家和廢名、俞平伯的文章那樣使人魂縈夢繞，愛不忍釋。這就決定了我一生治學問和寫文章的“家法”的路數。

四十年代初，我在天津有幸拜謁了林宰平老先生（“必記本”：名志鈞），他是林庚先生的尊人，但我從林庚師受業(yè)卻在認識宰老之后。宰老是沈從文先生的恩師，我從宰老處得知沈先生的身世經歷，于是對沈先生的作品感情上更貼近了。到一九四六年，西南聯大復員，沈先生回到北平，我在林宰老的寓中（當時宰老已遷回北平）第一次遇到沈先生，隨即專誠趨訪，并向沈先生匯報我多年來讀他作品的心得體會，先生很快就承認我是他的學生了。

至于俞平伯先生，我是自一九四四年隨高慶琳兄到北京私立中國大學聽課（實際是“偷”聽）時見到的。及一九四五年，我冒昧地給平伯先生寫了封信，請他接納我做學生，并附上一首拙作五言律詩：“向晚坐花陰，攤書成獨吟，言情平伯細，講義廢名深。碧落空無際，昏鴉亂入林。俄看月東上，香意滌煩襟。”平伯先生很快回了信，信上有“以鄙名與廢名作偶，甚可喜”及“說廢公那個‘深’字很恰當”等語，我隨即款門問業(yè)。

當時平老對我感到滿意的有三件事：一是我讀過平老所有的著作，二是我這年輕人居然會寫幾句舊體詩，三是我曾為平老用二王體小楷寫錄了一通他的長詩新作《遙夜閨思引》。因此平老直截了當地收了我這個門人。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我立雪俞門四十五年。及平伯師病逝，他外孫韋奈曾親口對我說：“外公常說，他一生只承認吳伯伯一個人是他真正的學生，也是最有出息的學生。”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沈從文師囑我為他主編的報紙副刊寫文章。我寄給從文師的第一篇習作是綜合書評，題為《廢名的文章》，內容是對廢名先生的每一本書都做出評價，當然也有一些批評的話。后來我去拜訪廢名先生，先生說：“你寫的文章我看過了。你能把我寫的書都讀了，這很不容易；可惜有的地方你沒有讀懂。”意思是說我有些批評是不中肯的。但先生并未因此對我有成見，相反，他對我一直很愛護、很關心。在先生的課堂上，我備受青睞。至一九四九年我離開北大前，我在廢名先生心目中始終是一個好學生。

我一生坎坷。但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做學問或寫文章，主要是靠幾位老師的提攜和培植。而幾位老師之所以能對我一見如故，則由于我在受業(yè)以前已遍讀他們的著作，初見面便能聲入心通，彼此引起思想共鳴。在老師方面覺得這個年輕人算得上知音，而自己則通過讀書對老師已有了較全面、較深細的理解，其崇敬景仰之心是由衷而發(fā)的，不存在任何功利主義的目的。如果說我同上述這幾位老師有緣分，那么，遍讀諸家著作乃是先決條件，更是我求師的不可缺少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