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警衛員來暗殺陳毅，被抓后判了死刑，陳毅：槍下留人，有妙用

上海剛解放那會兒，有多亂？一邊是街頭鑼鼓喧天，貼標語、掛紅旗，大家說終于盼到解放；另一邊，黑暗角落里，槍、無線電、特務小組，全都在等一個時機。

在這座剛從戰火里撈出來的大城市里，陳毅成了所有人目光的焦點：老百姓盼著他重建秩序，臺灣那邊的特務想干掉他，撈個“頭功”。

很少有人知道，后來奉命來暗殺他的那個殺手，居然是當年給他端過茶、背過槍的老部下。

1949年，上海剛拿下來時，表面看是“解放了”，底下卻一團糟。

國民黨敗退，沒來得及跑掉的散兵游勇就地消失，八個潛伏小組埋在各行各業，還有一撥撥從海上、從沿海城市往里鉆的特務。

政府要接收工廠、恢復電力、管糧食，還得防著哪天突然一聲槍響，把剛立起來的市長給放倒了。

有天，陳毅桌上扔來一個信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打開一看——一顆黃燦燦的子彈，什么話都沒有。

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我的槍口里。

他沒拍桌子，也沒震怒，就笑了一聲，把東西丟在一邊，繼續開會。

幾天后，公安部門截獲的密電，把這場風波的主角徹底暴露出來——劉全德，保密局直屬行動組上校，帶著電臺、銀元和兩名殺手，潛回上海來“辦大事”。

這一行簡歷往下看，大家都愣了：紅軍出身，當過陳毅的貼身警衛。

當年在江西，還是紅軍時期，劉全德只有十四歲，扛著家里那桿老槍跑來參軍，人瘦得跟竹竿一樣，卻一點不怯場。

演習時，他用步槍打掉遠處樹梢上的一個小目標，被站在旁邊的陳毅看在眼里，當場點名：“這個小鬼，跟我。”

從那以后，他就貼著陳毅當警衛，一邊護衛首長，一邊真刀真槍地上前線，那時的他，信仰、沖鋒、服從，這些詞攪在一起，就是他的人生。

后來組織派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一開始也確實按規矩來，傳情報、摸情況。

可到了1935年，在武昌執行任務時，他落網了。

審訊室里，燈光照了一整夜，二十個小時以后，他簽了字，成了軍統的人。

他為什么會變？信仰動搖、怕死、被洗腦，還是別的什么誘惑？沒有人能把那一刻說清楚，但從那之后，他就再也回不到原來的路上去了。

戴笠很快就看出他的“油水”：懂共產黨怎么運轉，又有實戰經驗，還能扮得像個“自己人”。

于是送他上特訓班，暗殺、爆破、偽裝、反跟蹤，一條龍訓練。

畢業考核時，他用短槍三秒打穿五個移動靶，教官看了半天只丟下一句：“這是個機器。”

“劉全能”這個綽號，就這么傳開了。

在后來那段最黑暗的歲月，他做了不少“臟活”，有一次，一個帶著重要情報名單投靠汪偽的家伙剛從“76號”門口出來，還沒走出幾步，胸口就開了三個洞。

他不拖泥帶水，扣扳機、轉身消失，就像完成了一次普通任務。

這些“業績”，讓軍統那些大佬對他另眼相看，再后來，抗戰結束、內戰打到尾聲時，他在上海的地下網已經盤得相當熟。

等到1949年解放軍進城，很多特務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他也被抓了一回。

但他很快判斷出來：自己這個身份，情報系統還有空白，于是順勢演了一出“積極投誠”的戲，說愿意為新政府效力，那時候局勢亂，當真把他給放了。

他走出看守所，連頭都沒回，直接轉道上船，從舟山、廈門一路繞去臺灣。

毛人鳳見他，開門見山就給了一個“天字號任務”：回上海，刺殺陳毅。

他們很清楚，這個局安排得夠狠——要動的人，是當年劉全德最熟悉的首長；要下手的地方，是他混了十年的城市。

所有熟悉，變成殺人的便利。

消息傳到上海這邊，公安系統立刻繃緊了弦。

市局成立了專門指揮小組，把“劉全德案”單列出來，港口、碼頭、沿海通道都加強檢查，同時把他過去在上海接觸過的人，重新翻了一遍。

在這場你來我往的暗戰里，真正起作用的，往往不是電影里那種飛檐走壁的動作，而是一些“邊緣人物”。

其中一個叫陸仲達，曾在舊警察系統干過，解放后因為歷史問題被清退，日子過得很拮據，公安局上門找他談話，不是簡單威脅，而是給了他一個臺階——“立功贖罪，幫忙把人揪出來。”

這事，他答應了。

11月的一個晚上，他去敲劉全德老友姜冠球家的門，本來只是試探一下，結果一推門，直接撞見劉全德坐在客廳里。

那一瞬間，氣氛很難形容，陸仲達強撐著寒暄幾句，借口有事先走，劉全德沒起疑，覺得不過是舊同行來串門。

但對指揮小組來說，卻是個信號：人已經進圈了，而且習慣藏在老關系里。

于是策略立刻調整，從“大范圍撒網”改成“盯住幾條關鍵線”，哪條線動，就在哪兒下手。

很快，第二個關鍵人物出現——高積云，劉全德過去帶過的學生兼搭檔，同樣被勸說參與布控。

11月9日上午，他按安排去另一位老關系史曉峰家串門，表面上是聊家常，實際上是在確認落腳點。

當他被“帶到樓上見個老朋友”時，門一開，劉全德又出現了，這次還挺放松，臉上掛著點得意：他大概覺得，上海這片地盤對他來說，還是那么熟。

飯桌上，他不怎么聊具體事，只不停勸酒，想把高積云灌翻，高積云心里明白，只能裝醉，借著“吐得不行，要回去睡”的借口走人。

出了門，他沒回家，而是一路小跑去街口，把兩名解放軍巡邏兵拉到一邊，把實情一股腦說了。

幾分鐘后，他又出現在史曉峰門口，笑嘻嘻地說“醉得車都騎不了，借地方睡一晚”，話還沒說完，就一腳踹開門，兩名戰士沖上樓，把正在床上歇著的劉全德牢牢按住。

持續了十多天的暗戰，到這一下子宣告結束。

接下來，法律程序很快：案底一翻，全是血賬。

他當年參與暗殺、破壞地下組織、出賣同志，這些都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抹掉的，法院在審理意見上寫得很直接：“罪大惡極，死刑，立即執行。”

提籃橋監獄里，面對一摞摞材料，他也沒裝可憐，只冷冷說了句：“不求寬恕，不怕死。”

照常理發展，到這一步就該“押赴刑場”了。

可檔案上報上去之后，到了市政府那道關口，剛要簽字，陳毅看完材料，卻停了筆。

他只說了一句話：“先別殺，留著有用。好吃好喝伺候著。”

官話里叫“另有安排”，民間話就是：槍口先抬一抬，這人值錢。

對一個當年被自己帶過、如今卻拿槍瞄準自己的人，陳毅為什么還要救他一命？

不是心軟，也不是“舊情難忘”，而是看得更遠一點：在上海這種大城市，一顆子彈能解決一個人，但不能解決一整張隱形網。

劉全德是誰？他是軍統、保密局那一套系統里出來的，知道組織結構、暗語、聯絡習慣、心理防線，很多“死硬分子”對別人死扛，對他卻會條件反射地放下戒心。

這就是“妙用”。

從那以后，公安局內部有了一個“特殊審訊室”。

一個又一個從各處抓來的特務，被押進來，以為要跟審訊員斗智斗勇。

門一推開，他們看到的卻是一個熟悉的身影：頭發梳得筆挺，穿著西裝，坐姿筆直。

有人張口就喊：“劉教官？您還活著？”

這反應很真實，因為臺灣那邊早給他辦了“追悼會”，名字都進了所謂的“忠烈祠”，在他們認知中，這個人已經死過一次了，如今活生生坐在對面，那沖擊力可想而知。

劉全德不陪笑，也不講大道理，只問一句：“想死，還是想活？”

這句話，比任何政策宣傳都能直接打上去。

他對軍統那套太熟了，誰做過什么、哪個小組是什么風格，他一聽說幾句就心里有底。別人審訊，是摸著石頭過河，他是看著地圖走路。

特務們試探、撒謊、裝糊涂，他直接一句：“別玩這些，在那邊我教你們怎么騙審訊員的。”

紙筆攤開，一點點寫，人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繼續硬撐。

就這樣，兩個月左右，二十多個核心特務被挖出來，十幾處隱藏很深的聯絡點被連根拔掉，幾個準備長期潛伏的行動組被拆得七零八落。

消息傳到臺灣，毛人鳳當場發火，有的線索顯示，他直接摔爛了電話聽筒，下令把還留在上海的潛伏點緊急撤退、藏匿，整個系統進入“冬眠”狀態。

而上海這邊，街面漸漸安靜下來，藏在陰影里的子彈少了很多。

直到這時，外界才隱約聽說：有個叫劉全德的人，被判了無期，而不是槍決。

有人難以理解，覺得這種人不殺不解恨。

但在陳毅那邊，這筆賬是這樣算的——一條命，換一整片安全的城市，值不值？

他沒有把這件事拿出來說，也沒有給自己貼什么“寬大為懷”的標簽。

那些真正參與過的人心里明白，這不是簡單的“放一馬”，而是把一個本該用來殺人的刀，勒住刀刃，倒過來，用在了對手身上。

劉全德的一生，從少年扛槍投紅軍，到背叛、成特務，再到晚年鐵窗，這條線看下來，說不上是徹底的惡，也談不上什么贖罪成功。

更像是那個年代無數人的縮影：被時代推著走，走著走著走歪了，最后被歷史按在原位，既沒被完全抹掉，也沒被完全原諒。

很多年以后，再有人提起這件事，只會記得一句話：“槍下留人，有妙用。”

這句看似輕飄的話背后，是一個城的安寧，是一整張暗網的崩塌，也是那個年代里，少見的冷靜與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