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黑幫大佬張安樂：一人掀動整個臺灣，為和平統一立下汗馬功勞

一九八六年冬夜，美西拉斯維加斯的霓虹剛點亮，一位中年華人合上商學院課堂的教材，走進寒風里。他叫張安樂，外號“白狼”。就在這座賭城的夜色中，他忽然對同學低聲說：“遲早要回去，事還沒做完。”這句話像一粒火種，此后近三十年的時間，它一步步點燃了臺灣島內關于統一的激烈論辯。人們或許忘記了，這個西裝革履的企業家，曾是竹聯幫里呼風喚雨的大哥，更在動蕩歲月中，意外成為兩岸關系的一枚重要棋子。

時間倒回一九四八年。這一年，張安樂出生于南京的書香門第。父親是軍官，母親教英語，家教甚嚴。翌年國民政府撤退臺灣，襁褓中的他跟隨父母踏上脫離故土的旅程。成長在臺北的課堂內，他始終是成績優良卻沉默寡言的“優等生”。但校門口的胡同深處，小混混的拳腳讓他體會到另一種規則：知識分和暴力并存的社會，溫良常常被誤解為軟弱。十四歲那次被圍毆，恰逢幾名穿花襯衫的青年呵斥一聲，惡少四散而逃；少年人第一次見識到“江湖名字”的威力，也第一次在心里埋下了叛逆而熱烈的種子。

之后的故事常被人濃墨渲染。求學間隙，張安樂跟隨竹聯幫前輩學會了“打虎也要動腦子”的生存術。他不醉心刀光，而鐘情于規劃、調度、人脈經營。一位老兄拍著他的肩膀笑道：“讀書人的腦袋，一頂黑帽子就能闖江湖。”這半是調侃，半是真知。進入七十年代，竹聯幫內部風雨飄搖，老大陳啟禮一度深陷案件，年僅而立的張安樂被推上臺前。他訂幫規，制財務，強調“不涉黃賭毒”，甚至要求骨干去讀夜大。這樣的舉動在島內異乎尋常，卻讓竹聯幫灰黑交界的生存空間突然寬闊。

然而權力洪流沒有溫柔一說。一九八四年的“江南案”使臺灣情治系統與黑幫合作的黑幕浮出水面，國際輿論嘩然。張安樂雖未涉案，卻在風暴眼邊緣。港口夜色中，他匆匆登機赴美，說不清是避禍還是尋找轉彎。初到美國，他干脆把刀口換成書本，先在拉斯維加斯大學讀經濟，又闖進斯坦福商學院旁聽。課間，他常一支筆、一疊草稿紙，把幫派運營與現代管理對照推演，自得其樂。那時他已意識到，僅靠地下秩序無法對抗時代大勢；兩岸一旦重新握手，所有地下資源都會被歷史淘汰。

美國的輾轉并不平靜。由于臺當局配合，美方以毒品交易名義將他收押十年。獄中的白狼，放下拳腳，在圖書館里寫經濟評論，也寫兩岸觀察稿投往僑報。看守訝異他每日伏案不輟，他只淡淡回答：“人被關住，腦子不能關。”這段黑白交錯的十年，成了他之后投身政治的蓄勢。

一九九六年，張安樂獲得假釋。他沒有回祖居南京，而是踏上深圳的土地。彼時大陸改革開放如火如荼，外資蜂擁，臺資企業也在試水。他在廣東設立韜略集團，起初生產運動鞋底，后來涉獵電子代工。廠區掛滿“海峽兩岸一家親”的條幅，招聘啟事特別標注“臺籍青年優先”。他向來訪的臺灣年輕人直言：“來看看吧，海峽這一側，不是傳說中的洪水猛獸。”

長期經商讓他讀懂“利益共同體”的含義，兩岸若能攜手，商脈即國脈。二〇〇五年，他在香港宣布籌組“中華統一促進黨”，旗幟鮮明。島內一片嘩然，綠營媒體給他扣上“紅色黑幫”帽子。他卻在記者會上揮著手中的紅底五星旗：“講什么親中？本來就同文同種。”這句話迅速登上臺灣各大版面，也讓他成為臺獨勢力的眼中釘。

隨后八年間，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廈門數十座城市，組織臺商座談，召集學者研討。一次在廈門大學的講座上，有學生問：“白狼先生，黑幫和和平統一能劃等號嗎？”他當即大笑：“錯的不是身份，錯的是方向。浪子回頭，刀可以收，心卻要往前看。”這句看似江湖氣十足的話，背后是他為自己定位——以往的黑道名聲不過是一張舊船票，現在要靠的是觀天下形勢的遠見。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張安樂登上桃園機場。厚重云層下，警車排成長龍，機場外卻有民眾自發集結。人群里有人高呼“白狼回來！”他回頭與一名隨行友人交談，“不去面對，怎么談未來？”短短一句，已料到被捕的后果。被押解的那一刻，他仍保持笑意，并向鏡頭豎起大拇指。對支持者而言，那是示意，更像誓言。

服刑完畢，他并未退場。二〇一七年起，島內多次出現高舉五星紅旗的游行，領頭人總是那抹銀灰馬尾。有人批評他作秀，也有人擔憂他再度攪動島內治安。但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每當“統一”二字在街頭響起，人們最先想到的，依舊是從黑道走向政壇的“白狼”。

值得一提的是，張安樂對竹聯幫的感情并未因此斷裂。他反復勸導昔日兄弟退出違法生意，引導他們轉型投資文創、觀光、物流。幾名老伙計曾悄聲議論：“跟著大哥弄正經買賣，終歸比躲警察強。”黑白之間的鞭策，也是一種另類的社會整合。

回溯六十余年的人生，張安樂的軌跡幾乎踩中了戰亂、遷徙、幫派、留學、監禁、經商、從政的全部關鍵詞。外界驚嘆他的多面性，卻往往忽略了一條暗線：無論身在何處，他始終圍繞“我是中國人”這句信念轉動。對張安樂來說，黑道是曾經的標簽，商場是過渡的戰場，而兩岸和平統一，才是他認定的終極使命。

如今，他已步入古稀，談到往事仍語速極快，神采飛揚。有記者追問當年為何甘冒風險返臺，他擺手笑著說：“做人總要有一件事值得拼命。”自負也好，執念也罷，在臺灣復雜多變的政治江湖里，“白狼”二字仍能攪動風云，這背后既有個人的精明手腕，更有時代賦予的獨特角色。在統一問題上，他用行動寫下的答案，或許比任何口號都要直接——用盡一生，也要把島內的對立拉回對話的桌面。

正因如此，張安樂的傳奇不止于黑幫天王，更在于轉身之后，對兩岸未來施加的持續推力。無論人們如何評價，只要提起臺灣街頭那面迎風翻飛的紅旗，總有人會想起那抹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