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科技體系正出現三大變化

劉少山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能否有個好開頭，科技發展至關重要。“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并將“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列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戰略核心位置。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科技體系中發揮的作用也應得到更多的關注。

當今國際科技體系的基本格局，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具有清晰的歷史背景。從 IEEE（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SO（國際標準化組織），到以 SCI（科學引文索引）為代表的學術評價體系，當前國際科技秩序中的諸多關鍵組織、規則與運行機制，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綜合國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并鞏固的。這一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為全球技術擴散和國際科技合作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制度框架，對世界科技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主導結構本身也深刻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的國家力量對比，并非超越時代的普遍安排。

隨著全球科技力量格局和國際發展態勢發生深刻變化，這種單一國家長期主導的國際科技體系，正面臨越來越突出的現實挑戰。當前的國際科技合作環境，已明顯不同于戰后秩序形成初期，繼續沿用既有模式，已難以有效回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發展的實際需求。

從現實運行情況看，國際科技體系正在出現三方面值得高度重視的變化。
其一，科技規則的公共屬性正在弱化，工具化傾向日益明顯。一些國家在芯片、軟件、云平臺和科研工具等關鍵領域，通過出口管制、技術許可和合規審查等方式，將原本具有開放屬性的技術規則轉化為制度門檻。這種做法顯著增加了國際科技合作的不確定性，也在客觀上抬高了多國參與前沿科技創新的成本。

其二，國際科技話語權的重心正在由技術能力本身，轉向規則制定與平臺主導。在實際運行中，技術突破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長期國際影響力的，往往是標準制定權、平臺運行權和規則解釋權。目前，國際學術評價體系、標準組織以及關鍵軟件和工具生態，仍主要由少數西方國家及其機構掌控。這一結構性特征，使得新興科技力量即便在科研產出和工程能力上不斷取得進展，在國際規則層面的影響仍然相對有限。

其三，全球南方國家對公平、可持續科技合作的現實需求持續上升。隨著數字化和智能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希望參與前沿科技應用和能力建設，但在實踐中普遍面臨準入門檻高、成本負擔重、合作機制不穩定等問題。如果國際科技體系繼續沿用封閉性較強、高門檻的運行模式，不僅難以回應這些國家的發展訴求，也不利于科技體系長期健康發展。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國在國際科技體系中發揮更強引領作用，具有明顯的現實必要性和時代合理性。這種引領并非對既有體系的簡單否定，也非排他性替代，而是通過提供更加開放、可對接、可持續的規則和平臺，為國際科技合作注入新的穩定性和公共屬性。

從技術實力看，中國在多個關鍵領域已經進入國際領先行列，并在部分方向實現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突破。以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礎模型為代表的前沿技術持續取得進展，工業機器人和服務機器人等系統能力顯著提升，計算架構與算力系統在軟硬件協同層面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技術體系。這些進展表明，中國已不再僅是國際科技體系中的跟隨者或參與者，而是在若干核心領域具備了與國際領先力量同臺競爭、并在局部實現引領的堅實基礎。

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當前面臨的核心挑戰已不僅僅集中于技術能力本身，還在于如何將技術優勢有效轉化為規則影響力。在現實運行中，許多關鍵國際規則、技術標準和平臺機制，并非單純由技術先進程度決定，而是通過長期、持續參與標準制定、組織治理和生態建設逐步形成。

這意味著，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不僅在于持續產出高水平科技成果，更在于推動技術優勢向制度性供給能力轉化，在國際規則制定、標準框架構建和科技合作機制設計中發揮更加主動和系統的作用。唯有實現由技術突破向規則塑造、再向公共方案供給的躍升，我國科技實力才能真正轉化為穩定、可持續的國際影響力。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一個更加公平、開放、可持續的國際科技體系，符合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利益。中國在其中發揮更強引領作用，并非挑戰現有秩序，而是推動其與時代發展要求更加契合。通過堅持開放合作、注重規則建設、強化平臺供給，中國完全有能力為國際科技秩序的完善提供具有廣泛認同度的公共選項。（作者是深圳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