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羅西北回國，與繼母相對無言，四十六歲時才將“媽媽”喊出口

1974年3月14日，陰冷的北京西站，北風掠過鐵軌，汽笛聲長。滿頭銀絲的李文宜裹著舊呢大衣，攥緊車票邊緣，目光在出站口搜索。忽然，一個中年男子快步沖過人流，停在她面前——這人便是羅西北。

他先是張了張口，像忘了如何開聲，幾秒后，微啞的嗓音才擠出一句：“媽，您受苦了。”短短六字，卻像拉動閘門，二十多年積壓的酸澀奔涌而出。兩雙干裂的手緊緊相握，誰都沒急著說下一句。

這聲“媽”來得太遲。追溯原因，須從1941年說起。那年冬天，13歲的羅西北在湘鄉鄉下放牛。村口郵差遞來一封蓋著紅星的公文：蘇聯莫斯科來電，要求接收烈士遺孤。就這樣，他被塞上一艘駛往海參崴的貨輪，命運改寫。

抵達莫斯科后，他進伏龍芝軍事工程學校預科。俄語單詞、線性代數、戰術工程圖紙把少年包裹得密不透風。沒有春節，也無端午，他學會在圖紙上找慰藉。日子久了，思鄉噬心，他卻連故鄉的輪廓都記不清。

母親的概念更模糊。親生母親褚有能溺水于新西伯利亞車站附近的鄂畢河，事后連遺體都未尋得；父親羅亦農早在1928年龍華就義。血緣在紙面上，他腦中只剩兩行枯燥檔案：“父：羅亦農，1902—1928；母：褚有能，1900—1931。”

1954年夏，他學成回國。港口碼頭旌旗招展，留蘇學子們與家人相擁，場面熱鬧。羅西北卻站在一旁，空手空心。正當他準備悄悄離隊，一名面色慈祥的婦女走來——帥孟奇。她拍拍羅西北的肩，“小羅，跟我走，李文宜在等你。”

這一句，把他帶到西單胡同深處的小院。推門而入，院墻被藤蔓爬滿，淡紫色牽牛花半垂。李文宜端坐臺階，茶壺冒著熱氣。她微笑問：“累不累？”聲音溫和，卻沒說“我是你媽”。羅西北回以客氣：“謝謝首長關心。”

氣氛尷尬得能擰出水來。午飯是熱燴面，李文宜細心挑去辣椒籽，他卻木然低頭。飯后，她遞上一串鑰匙：“常回來。”他點頭，轉身離去。街口的槐樹投下斑駁樹影，像一張張陌生的臉。那天起，他把鑰匙鎖進抽屜，再沒觸碰。

隨后十年，他投身華北水電設計局，穿梭壩體、隧洞，畫草圖到深夜。技術員們喝小酒，談妻兒，他默然。有人笑問：“老羅，你家在哪？”他抬頭，嘴角僵了僵：“家？圖紙上吧。”牛皮紙上噴濺的墨點，就是他全部夜色。

1966年風暴突起，羅西北被扣上“特嫌技術權威”帽子，塞進牛棚掃廁所。水溝里的臭泥蝕骨，他卻咬牙記公式，只怕腦袋生銹。五年后，審查結論一紙平反，他走出牛棚，雙鬢斑白，胃病纏身。

生活逼人，他帶妻子趙士杰和三個孩子暫住單位配電室。悶熱夏夜，燈泡閃爍，孩子們蜷在行軍床上，汗水把枕巾浸透。無處落腳的窘迫，使他想起那串塵封鑰匙。深夜，他摸出抽屜，鑰匙冰冷，心卻發燙。

1974年春節后，他寫信給李文宜：“身體尚可，想帶家人進京。”不到五日，回信簡短：車次已查，屆時候站臺。沒有多余的話，卻透著篤定。

站臺相認之后，他把行李搬進李文宜的筒子樓。屋子老舊，墻皮起泡，她卻忙著燒水煮面。羅西北蹲在門后，拎起剛洗凈的面盆，忍不住輕聲說：“媽，讓我來。”那一刻，兒子的位置似乎與水蒸汽一并升騰，牢牢落定。

晚飯桌上，李文宜提起青年時同羅亦農在上海的地下歲月。燈光昏黃，她輕嘆：“那時候你父親總說，革命好像夜航船，前頭黑，我也跟著。”羅西北默默聽，忽覺嗓子發緊；父親從未在記憶里如此鮮活過。

之后的日子，兩家人擠出時間重拾親情。周末午后，祖孫三代在北海公園劃船，白塔倒影被漣漪切碎。孩子們喊李文宜為“奶奶”，她應得又急又喜。鄰居們問起這家突然多出的晚輩，她只答：“失散多年，終歸團圓。”再無其他。

1978年，羅西北的健康每況愈下，但他仍堅持編寫《水輪機運行與維護》講義，交印刷廠時已是凌晨。他把樣書放在李文宜枕邊，輕聲交代：“爸的事您也別太惦念，書里會寫上他的章節。”燈下，她撫著封面，未語凝噎。

羅西北去世前，留下一句叮嚀：“媽，您要保重。”李文宜點頭答應，卻深知自己支撐至今，只為等這聲呼喚。烈士后人的命運多舛，然而一聲久違的“媽媽”，讓兩個飄零靈魂終得棲身之處。

故事在此停筆，可那串鑰匙依然在李文宜書桌抽屜靜靜躺著，黃銅表面被磨得锃亮。它見證了半個世紀的曲折，也鎖住了母子遲來的溫情。